中国近代史上，每一次要求变革现实的政治运动中，都伴随着“社会主义”思想的涌现，从太平天国的农业社会主义，到康有为的《大同书》，直至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民生主义，都是如此。如果说，《天朝田亩制度》所体现的是破产农民直接的感性的社会主义幻想，《大同书》还是软弱的资产阶级上层代表维新派对社会主义“秘不示人”的内心向往的话，那么民生主义已被资产阶级革命派作为一面旗帜高举了起来。

资产阶级革命派理论家朱执信，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之一。他在阐明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主义时，着力论述了民生主义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采纳、吸收了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容，使他对民生主义的解释更激进，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一思想，作为从辛亥革命时期的思潮向共产主义思潮过渡的先声，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在同盟会中朱执信是真正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注1] (何香凝语，见《回忆孙中山和廖仲恺》)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中，最使朱执信感兴趣的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他认识到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以往的各种社会主义理论不同。他说“自马尔克以来，学说皆变，渐趋实行，世称科学的社会主义。”[注2]朱执信认为科学社会主义能指导实践，因而反复地研究了这门理论。对朱执信思想影响最大的是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和剩余价值理论。他认为“马尔克素欲以阶级斗争的手段，而救此蚩蚩将为饿殍之齐氓。”[注3]这种拯救人民大众的思想也正是朱执信所怀的抱负。他希望能探究阶级“本原”以解决中国的问题。他说，马克思“既已知劳动者所不可不行之革命，始于破治人治于人之阶级，而以共和号于天下矣。然后渐夺中等社会之资本，遂萃一切生产要素而属之政府。”[注4]这段话与他的“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并行”的理论几乎完全一致，既反映了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手段夺取政权，剥夺资产阶级的理论对朱执信的影响，也表现了朱执信是从中国的现实问题出发去研究，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所谓“以共和号于天下”与其说是西方无产阶级的要求，毋宁说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要求。剩余价值的理论又使朱执信从经济的根源去认识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正是从经济的角度，朱执信把人们划分豪右和细民，并指出不劳而食的剥削的黑暗现象，他说：“我们可以骂他做黑暗是因为不劳而食，并且要逼人劳而不得食。我们便当反其所为，不仅不许人家不劳而食，并且自家也不能不劳而食，这才是彻底的办法，才可以拿黑暗骂人，自居光明。”[注5]经过他的改造，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在朱执信那里变为细民和豪右的斗争，而且正像马克思坚信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一样，朱执信也相信中国的细民能将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并举完成。

当然，朱执信没能系统完整地领会马克思阶级斗争和剩余价值的学说。但是，马克思的这些理论给他提供了观察社会和分析社会的新视角而使他的理论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的理论，对于被资本主义发展造成的弊病所困惑所痛苦的中国仁人志士们产生巨大吸引是容易理解的。但是一种外来理论被吸收的过程必然伴随着对它的改造。怎样改造它只能取决于传统的和现实的条件。我们很容易看出，朱执信的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别。他的理论除了在科学性、完整性和内容的丰富性方面与科学社会主义有着巨大差距外，还有两个明显的特征。

第一，平均主义倾向。和科学社会主义不同，朱执信的社会主义不是建立在唯物史观之上，他也没有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的固有矛盾。他不是从历史的必然性方面去看待资本主义，而把目光集中到财富的分配上。他没有采用马克思关于建立公有制这一根本原则。他的社会主义的核心问题就是限止资本(亦即土地)的集中和独占，而核心就是变贫富不均为贫富均等。

孙中山先生提出的土地问题和资本问题，在朱执信的社会主义理论中统一了起来。他把限制资本具体化为消灭和预防独占，把消灭和预防独占归结为取消一切以土地为基础的自然独占事业。这样，资本问题最终落实到了土地问题之上，土地问题也就成了资本问题。这也就是朱执信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内容。

平均主义观念存在于中国各阶级和各种思潮之中，而在朱执信，则又成为他社会主义的基本精神。把社会主义解释为平均主义，从而使它与传统的平均主义相结合，社会主义这一舶来品就注进了传统的血液而民族化了。

第二，国家主义特征。朱执信认为克服贫富悬殊而达到社会平均的必由之路在于将各种独占事业收归国有。通过国家这个看上去不属于任何私人和阶层的机构来占有财富，从而在社会上表达出一切社会成员平均地占有这些财富的思想。

朱执信的社会主义思想中包含着民族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内容。他从民族主义和集体主义中，引出了一个国家至上的原则。在社会主义中鼓吹国家至上，这又是社会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方面。文化研究的成果认为：注重集体和共性，而漠视个性权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之一，而集体主义和国家主义，又有一种必然的联系。集体、共性和私人、个性相对立，亦即公与私的对立，最终也是国家与私人的对立。另一方面，在广大的人民还没有形成自觉力量的时候，人们要克服社会的不平只能寄希望于国家权力。古代的均田、限田等具有平均主义色彩的改革均依靠国家的力量得以维持和推行。由于上述经济和历史的双重作用，国家这一概念，既与“公”的观念相联系，又与平均主义相关，它成了集体主义和平均主义的象征和保证。

近代世界在生产猛进的同时，私有制也跃向了一个空前的高度。中国在跨入近代化的门槛时，高度私有化的资本主义与民族积淀已久的观念大相冲突。人们一方面在寻找走出中世纪的道路——资本主义，同时，又不自觉地受传统观念的支配，而经济分化的痛苦，又给这种潜在观念的发挥和表现，提供了直接的推动力，平均主义和国家主义遂应运而兴。为了实现经济平均的目标，社会主义者以国家主义相号召，他们设计着以政治革命造就民主国家，以民主国家完成社会革命的变革方案。但殊不知，经济的权力，一旦归于政府(国家)之手，国家就成为不受社会制约的超社会力量，在普遍平均的社会条件下，树立起来的只能是万能的和无所不管的国家权力。社会主义者称赞的古代限田和抑制豪强的政策，称之为“社会主义”，他们没有认识到，这种古代的“社会主义”，恰是巩固和加强专制主义国家权力的基本手段。从这里可以看出，朱执信的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在性质上是冲突的。因为不受限制的国家权力，绝不是民主政治的实现形式和可靠的保证，恰恰相反，它在滑向专制化和集权化的道路上，也许更为容易和顺利。

这里，预示了一个历史的趋向：近代中国国家地位日益下降，在辛亥革命已接近它的最低点的时候，它却在社会主义这一方兴未艾的思潮中，找到了重新崛起的立足点。以后的历史表明，随着集体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发扬光大，国家的权力被空前增强了，前资本主义的观念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中贯彻了。这一过程，正是从朱执信等人的社会主义思想中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