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充我家“三代革命”的点滴回忆和感怀

首先感谢中共港口区委领导及写作组的同志们对我们家的重视，爱护和支持。为写好“三代革命”家史，您们千辛万苦，爬山涉水，奔赴凤鸣大哥的牺牲地进行实地调查、寻访、研究等等。您们辛苦了，衷心感谢您们！特别是曾保大哥。

或许我写的这些会与姐弟、侄女们及一些老同志们所讲的有重复。但我还是要写，以了却我的心愿。

第一，讲爷爷，陈德宽

我爷爷出身农民，生活艰苦，不识字，但身体健康，头脑灵活。走路脚步快，讲话声音大，大声一叫几里路都能听到。解放前为党的事业奔走，筹粮食，送情报。父亲和哥哥们都到革命队伍去了。60多岁的他就是我们家的顶梁柱了。有时候他会和我们讲一些他如何送情报的事。例如，他把情报夹在大笠帽内，或放在草鞋的鞋耳里，通过封锁线，安全送到目的地。

在介排村，鲤鱼江村的两条大江，水很深，江面宽阔，这两地是爷爷送情报时必须横渡的地方，过江时，他大叫一声，对岸的渡船就会出来。有次时间紧迫，他不等渡船开动，就把全身衣服脱光，把所有东西顶在头上，淌水到齐胸深的地方才爬上渡船，准时把情报送到目的地。

爷爷很节俭，平时教育我们时时要勤俭节约，看到我们吃粥时，不小心把粥粒掉在地上，都要我们捡起来吃，还叮嘱我们不得用脚踩，否则就会瞎眼。

为了不被国民党赶尽杀绝，1946-47年间，把我、弟弟风禧（立新）、堂哥凤鹏送回十万大山竹围村的私塾读书。

1948年（不确定），刘镇夏同志被杀害，他的头被国民党吊在一棵大树上示众。爷爷闻信后立即到防城县查看刘镇夏同志是否遇害，回来后心情很难过，告诉我们人头确是刘镇夏同志的。因为刘的头上有个粉瘤。

爷爷虽不是共产党员，但思想早就入了党。老人家是一个善良、刻苦、坚强和勇敢的人。他是党和国家的好儿子，是我们的好爷爷！我们永远怀念他！

第二，讲父亲，陈龙光

父亲聪明好学，开朗。虽然只读过50天书，但能写一手好字。他什么都会做，耕种、养蚕织布，裁剪缝补等。父亲对我们言传身教，要求严格。三、四十年代就能送我们兄弟姐妹上学读书，这是一件十分不容易的事。有一次，他教姐姐和我学珠算，既不教我们口诀，又不告诉我们每个珠子所代表的数字，只顾自唱，什么二一添作伍，逢二进一，逢二又进一等等，我俩立正站着，莫名其妙。突然，我大笑一声，把鼻涕都喷出来了，他瞪了我一眼，一巴掌打在我的头上，把我的发夹都打飞在地上。

我们读一年级时（张贤同志以教书为掩护做地下工作），张老师教我们唱革命歌曲，如：“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家乡…”及另一首：“为了国，为了家，我拿着枪骑着马…”等等，父亲很喜欢听我们唱革命歌曲。有一次父亲看到我语文课本里有蒋介石的画像，就气冲冲地找来一支烧红的铁棍，把书上蒋介石的眼睛烫穿。并告诉我们蒋介石是国民党，是大坏蛋，欺压民众，打共产党，并告诉我们共产党怎么好等等。使我们从小就受到父辈兄长们的影响，懂得爱憎分明，保守秘密等。这又使我在日后的工作里得到党组织的信任和重用。（一份既普通又不平凡的工作）——在中共广东省委保健委员会办公室工作，对象是中央首长及各地厅级以上干部及一些外国共产党领导人，负责他们的保健工作，直至退休。

听说1947年（不确定）父亲随部队撤退到越南，因为他年轻时曾在越南呆过一段时间，对越南的风土人情较为熟悉，所以既能做向导，又可以做翻译。有一次父亲不幸落入法国军队手里，但他能用流利的越语与越南人沟通，才得以一位越南好心人保释。几十分钟后，没人保释的人全部都被枪毙了，而他逃过一劫！

此后，父亲回到沙潭江大病一场。当时我们看到他身上还留着许多在越南时被山蚂蝗咬的疤痕。还有一次，生哥在十万大山时被滚烫的粥水烫伤，至今手臂上还有大块疤痕。听说当时是父亲在身边护理他。           

在一次行军中，父亲不慎从山上滚落田沟里，伤势严重，于是派人回沙潭江家里取熊胆救命。连他经常戴在手上的玉镯都跌碎了。有人说这个玉镯保了他一命。此事只是听闻，不知是否属实。

有次父亲到小董村买枪支，挑一担箩筐，箩底是枪支，上面是沙梨，回防城途中遇到国民党大队人马，他冷静地挑着“沙梨”混在军队及各种行人中步行到渡船码头，迅速上船，顺利回到沙潭江。之后，我们还经常看见父亲及生哥对着墙壁练习枪法。

有一次，父亲去防城趁墟（赶集），回家路上见到一位奇怪的人，他瘦骨如柴，全身泥污，可怜兮兮，他走近看见此人有一口黑色牙齿,于是父亲猜到他是越南人（当时有很多越南人喜欢将牙齿染黑），父亲主动用越语和他对话，才知道他是被人拐骗后贩卖到此地，因为有病卖不出去才被丢在这。父亲就把这个全身都是疥疮及虱子的男人带回家收养并帮他治好病，取名陈凤安，后又给他娶妻生子。我们一家对他们都很好。现在他两老虽相继去世，但他子孙满堂，和我们亲如一家。

第三，讲大哥，陈凤鸣（吕剑）

凤鸣大哥参加革命后，于1946年回家乡沙潭江。记得那时正是收粟包（玉米）的时节，爷爷叫他挑两小篮的粟包，他从未挑过东西，而且又没力，于是挑起粟包时两手分别搭在担挑两边，走起路来一摇一摆，引得全家人大笑一场。还有一次他在家劏鱼，不小心割伤小指，他看见自己流血就突然晕倒了，把全家吓得惊慌失措。但他牺牲后有本小册子记录到他在部队时，战场上有战友伤病，他把战友们的枪、弹衣物等全背在自己身上行军，此种精神、力量，不言而喻！

那次回来他对爷爷说：“时势变了，两个妹妹不能卖给别人做媳妇，以后应该由她们自由选择爱人……”几句话就改变了我们姐妹的命运。但万万没想到，那次见面却是我们的诀别！凤鸣大哥牺牲后直至文革期间，他从未见过面的女儿——陈玉莲一人直奔靖西拜祭他，也是我们一家人第一次有亲人到他坟前拜祭。凤鸣大哥离家时，大女儿陈玉英才一岁多，陈玉莲还没出世。她们姐妹继承了父母的聪明才智，为党为国家做了不少贡献。中央及地方政府授予玉英的各类奖状就有一箱之多，这是陈家的第四代给我们家增添了光荣，又让逝去的亲人得以慰藉！

由于种种原因，直至2004年重阳节，我和哥哥陈生，弟弟凤禧（立新）还有爱人王权等一行人到靖西凤鸣大哥坟前拜祭。我绕着他的墓塚，抚摸他的墓碑，轻轻地对他说：“凤鸣哥，您当时对二妹、三妹一生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我们在党的领导和关怀下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希望您放心，我们永远怀念您，望您在九泉之下安息吧！”

第四，讲二哥，陈凤彩（陈生）

生哥小时候性格刚烈，胆大心细，坚强勇敢。日寇侵华期间，我们沙潭江人逃到十万大山避难，当时生哥才十几岁，就能把家里大小七头牛赶回山区，到了华石街附近，可能是考虑到当时情况复杂，自己年纪又小，怕被人欺负，就在深夜时就把七头牛卖给牛贩子，拿着钱连夜跑回十万大山山脚的黄沙水村的舅舅家里，等到时局稍平稳后又在山区买回七头牛赶回沙潭江，还有剩钱。大约45-47年间（时间记不清），防城中学有批进步学生用各种方式离开防城，投奔革命。留下很多东西在防城街，不能带出来，生哥交给两位嫂嫂、凤辉姐和我的任务就是要我们把这批东西运出县城。我们家当时养蚕，天天要到县城旁边的农村买桑叶。有一次，生哥就利用买桑叶这个机会布置我们几个到防城米巷街陈启基家里（地下党联络点），把这批东西运回沙潭江。当我们经过检查站（防城街救济院门口）时，国民党几个检查兵站起来说：“这家人天天出来买桑叶，难怪穿这么好的丝绸衣裤，这么靓。”说完就让我们过关了。过了“文钱渡”，不敢走大路，而走崎岖小路，翻过一座大山坳，才跌坐下来，四人惊得面面相觑，说不出话来，我们不知框里装的是什么，就是觉得担子比以前重了许多，黄昏时分回到家里，生哥取出三张大草席，平铺在上厅地上，倒出框里的东西，我见到有衣物、望远镜、手枪等。

生哥回沙潭江村带动村里十几位青年人加入革命队伍。如堂哥陈凤来，陈凤熙两兄弟，八表哥莫培光，堂叔陈龙兴，陈龙南（南八叔），阮七哥，陈七哥，陈凤谋，禤祖英等同志。全村参加革命的同志除陈龙光（父亲），陈生，陈凤谋，禤祖英外，其余的同志在解放前都壮烈牺牲了。

解放前在埝稳山竹围村见过生哥一面后，就一直没再见面，直至1961年国庆节，我去江西南昌探望他，他去车站接我，但时隔久远，相见已不相识，他身边的警卫员笑我们兄妹俩见面为何不认识对方？

生哥离休后经常来广州，有时给我们一家讲革命故事，如：“三打张瑞桂”等。1997年春节，我儿子王汉文陪生哥去拜访广东省政协主席杨应彬同志及其夫人。杨主席把他和夫人同写的一本书——“金华集”送给生哥和我儿子。生哥来广州不管是他上级或下级，他都会一一拜访。我和爱人王权曾陪他去探望过李超夫妇，唐才右，何英，冯均松，李平（不是天津的李平）等同志。他还想拜见国民党抄我们家时通知我们逃跑的恩人、防城县最后一位县长、张副官和曾经两次担保两位嫂嫂出狱的陈耀堂 ，但遗憾一直未能如愿。

生哥还和我说， 由凤禧执笔，兄弟姐妹等亲人一起回忆写一部我们家的家史，以作留念。但当时他忙于拍电视剧等工作，此事未能成行。太可惜了！生哥说他还有许多事要办并自信能活到90岁以上，不幸因一点小病住进医院（当时赵二嫂因有病也于他前住了医院所以他在家无人照顾）十几天后，就永远离开我们 ，我未能到病床前看护他，这是我终生的遗憾！

第五，讲解放前有几批革命同志隐蔽在我们家里

有几次晚上（10到12点左右）父亲或生哥先把我们几个安排住在同一间房，把屋外的几条狗带回屋内并关起来。接着是革命队伍陆续进入，上下厅三个房间两个楼角全住满人，吃喝拉撒全在屋内，继母和两位嫂嫂天天担屎担尿倒进粪池里。因为我们家是单家独户，所以昼夜都可以磨谷椿米给同志们吃喝。此时我们家大门两旁各插一支带叶的新鲜树枝，按当地风俗，门口插青树枝表示这家有病人，不吉利，不宜进入。父亲还派我们姐弟三个到路口放哨，遇到人和事就派一人回家报告，所以住了几批同志都安全无事。有位同志在我们家住了很长一段时间，大约两个月，不知是养伤还是什么的，父亲和生哥嘱咐我们称他为舅舅，我带他到中间屋村及保长宽堂公屋前（即当时后防庙旁边）割禾。这人高瘦，后听说他叫台湾林，是一位机枪手。

第六，讲关于我们家被国民党反动派抄家之事

47或48年6 、7月份（忘记准确时间）国民党一队兵（20至30人）因当时发大洪水，上午9到10点钟左右，他们绕道经过我们家大门口。当时我们一家人正在吃早餐，大约12点，有人通知我们说国民党要抓我们叫我们赶快走。（这个人什么人？生哥与我曾多次谈过想寻此人），但至今仍然是一个谜，无从报答。当时能行走的家人全部都走了，留下奶奶、我、玉英和玉莲。我因病不能行走，奶奶腰弯驼背也走不动。国民党兵用棍子威胁我和奶奶说：“早上还看到一家人在吃番薯，现在都哪里去了？”我们说：“都全去做工了，不知在什么地方。”有个军官模样的叫士兵砍来4支大竹棍扎着两个箩筐准备把我和奶奶抬走。一点多钟后，给我们家看牛的杨五斤（10来岁）回家吃午餐，被国民党恐吓得全身发抖，于是说出在回来的路上见到我两位嫂嫂在岭上挖芋头，于是国民党立即将两位嫂嫂押回家。官兵翻箱倒柜，把我们家一年四季腌制的咸菜 （6、7缸）全部打碎并抢走所有蚕丝。大嫂喂完玉莲最后一次奶，我们几个哭天抢地抱成一团，最后只能眼巴巴看着两位嫂嫂被押走。大约下午4、5点钟后，家人陆续回来，听继母说：“她带着弟弟躲进了大屋（陈济堂之兄陈围周的谷仓里）。”此谷仓有国民党兵把守，这队兵的领导是张某某副官，当他得知国民党来沙潭江捉人，但预先又不通知他，所以他大发牢骚，把一挺机枪架在大屋门口说：“他们来抓我地佃农，把我撂在一边，若果他们敢进来检查，我就用机枪扫射！”张副官与周围的群众都熟识，长期驻守此处收租，和群众关系还算不错。他养有一条毛色浅黄，粗壮的大狗，非常漂亮。解放前夕，张副官撤离谷仓，这条大狗就直奔离谷仓较远的我们家里，赶也赶不走，于是爷爷就收留了它，这真是一件奇事。

嫂嫂们坐牢期间，由爷爷、继母、安哥等兄弟姐妹们每星期给她俩送去米、杂粮，咸菜及柴草，连一点油都没有。监狱窗口很小而且高，我个子矮小，每次送食物时都要爬上垫着两块石头高的地方，送完食物后，也只能和两位嫂嫂摸摸手后告别。后来，几经周折，卖猪卖牛并请陈耀堂（生意人）两次出面担保，我们听说当时准备放人，后来又因为陈生哥大打胜仗所以不放人，直至49年换了一位陈姓的县长，这些政治犯才得以出狱。出狱的两位嫂嫂脸色苍白，两脚浮肿，步履蹒跚，被折磨得弱不禁风，真是太可怜了！

解放后，两位嫂嫂每晚拿着小油灯到附近谷仓参加扫盲班学习。从此，她们才有了自己的名字。大嫂叫郑燕芳，二嫂叫孙福英。在那时，大嫂郑燕芳被选为妇女代表，每逢召开群众大会，她都站在一张长凳上，大声向群众宣传我党的方针政策、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打败国民党，解放全中国等等。全体群众鸦雀无声，认真地听着。在那个年代，一个农村青年妇女能做到这样，是非常不简单的。从那时起，她就正式进入革命队伍。土改结束后，防城县土改队的全体干部集中在县城整顿学习，那时郑燕芳无心改嫁。父亲知道后，耐心地做她的思想工作，劝她改嫁，并亲自做媒，介绍土改队的一位革命干部（黄仕森同志）给她。她很尊重和信任父亲，后来就与这位黄同志结为夫妇。生有一子一女，家庭幸福。

解放前，我们村凡是有人去参加革命，他们家大门都要钉上一块“红门牌”，随时可以被国民党反动派鉴别和监视。记得我们村参加革命的十几户人家都没有被钉上“红门牌”，当时这些事都是由当保长或甲长的人负责的，不是他们不钉而是为了保命而不敢钉。

解放前，吴保营（曾保）为大哥，许永钦为老二，陈凤鸣（吕剑）为老三，他们结拜兄弟，所以我们称曾保为大哥，现在是大哥大。

由于水平有限，文字组织能力又差，事隔久远，啰啰嗦嗦，零零碎碎，不好意思，让林总费神费时了，谢谢！林总及我们的好大哥曾保等同志你们辛苦了，再次感谢你们，祝你们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小妹陈凤莲

                       2010年7月10日农历5月29日于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