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蓉棣

宗斌君走了。那辆伴随他走过十来年路程的破烂自行车，挂满了悲伤，它将永远孤独地搁在我的心上。

我的心在一阵阵发痛。我的泪水在回忆的碎片里流淌。

三十一年前，宗斌君在乐清县委组织部供职，他举荐了我，我遂从芙蓉中学调进了乐清县委办公室，从乡下走进了县城。隔两年，他再度举荐了我，我遂又当上了乐清县文联的兼职副主席，直至今天。这个“兼职”，给了我许多掌声和鲜花，加重了我提干的法码，更重要的是，它教会了我感恩，让我的文字三十多年来一直坚守着温暖的底线。

我视宗斌君为挚友。我知道他活得很苦。他是穷书生，没钱打交道，小女儿教书是编外，转不了正。我自告奋勇，领着他稀里糊涂地乱跑路。一次，我们还让狗给撵出了巷口。他要请我的客，我毫无犹豫，把他的话坚决打回去。他家住后所山边，临河。后所是城郊，过去山脚埋伏着一片坟。清晨黄昏，河里总是冲起一片蛙声。二十多年，他没有搬过家，倾其所有，只是将一间两层楼加高了一层，而将新诞生的这一层，如愿以偿改造为自己的书斋“听蛙楼”。全家三代六口人，分享的只是他的穷清高。他当然需要钱。我每接到一桩中小学生作文评比任务，就第一个给他打电话，让他当评委，让他有机会拿到两三百块钱的补贴。

我没有枉交宗斌君为朋友。2000年夏天，我与他随“浙江作家代表团”赴西藏考察，被安排同住一个房间。他嗜烟如命，我却嫉烟如仇。他总是跑到门外抽烟，把纠结留给自己，让感冒的危险在我身边走开。他知道，身处高原，感冒是炸弹，是引发肺水肿直至死亡的令箭。他还保护我的名誉。我写了一篇小小说，主角是乡长，乡长出差北京，他坐在轿子上当“皇帝”，冲着轿夫乱吼吼：“加油，加油，陛下把美女赐给你们！”皇帝可以称自己为“寡人”，但断不能称自己为“陛下”。宗斌君给我打电话，问我是不是笔误。我说，我是故意这样写的，是让那个乡长出丑。他听了呵呵笑，说，这就对了，我就说蓉棣是不会写错的。我马上问，是谁说我写错了？他说，你别问了，大家都是熟人。这件事，他保护了我，也保护了那位熟人，让真诚消灭了误会和恶意。

文昌阁是乐清的一个历史文化符号，我两次沾过它的光。这两次，率领掌声送给我的人，正是宗斌君。特别是第二次，宗斌君亲自宣读颁奖词，并给我颁发奖杯和奖金。他冲着我笑，真诚写满了脸。其实，他的小说创作实力在我之上，但他把荣誉让给了我。他还把颁奖词写得跟市长的就职讲话一般隆重，差不多把我抬上了天。

我与宗斌君交谊三十余年，从未直呼过其名字，一直称他为老师。我的心和眼睛不允许我唐突。2005年初夏，我与他因故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创作部同住了半个来月，其间我们为《钟山》杂志合作创作了长篇报告文学《温州第二次民间金融大地震》。他是大手笔，其文字功夫远在我之上。我坚请他统稿，果然，《地震》出了彩，最后获了奖。在我眼里，宗斌君是一座山，我得抬头看他。坐在他的“听蛙楼”里，面对四面高高的书墙，我知道洪禹平先生为什么在生命弥留之际，郑重地将自己的文集整理大事托付给他。宗斌君给我发过的信息曾出过一次小小的笔误，错将“已”字写成了“巳”字，但他发现后马上给我打电话。我大不以为然。他却说，我们不一样，我们是吃文字饭的，断断不能马虎。正缘如此，编罢拙著《芙蓉旧事》，我想都不想，就送上门去请他校定，而《芙蓉旧事》被人民文学出版社选中出版，我也想都不想，把编审的提议抛在一边，不请京城名人，就请他来作序。后来，《芙蓉旧事》被新浪网读书频道所转载，这序起到了开山劈道的作用。的确，对宗斌君，我不得不膺服。

宗斌君走了，我少了一位老师和朋友，却多了一番感慨。在乐清，宗斌君是公认的文坛旗手，而且文心顶天立地，古道可风。但他没有给家庭带来任何好运，家里依然很穷，儿子依然在风雨飘摇的个协“上班”，一个月仅拿一两千块工资。他著作等身，固然是一笔财富，但他的夫人，一周前在温州又做了手术，这些天，她依然撑上撑下，她那挣扎的脚步、眼光和嗓音，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到底缺的是什么？而他在乡下的父母，白发苍苍，风烛残年，他们又在怎么想？

我无法再写下去，我把我的泪化为一绝，送给宗斌君——

三尺焦桐葬土丘，

从今怕过听蛙楼。

楼空人去蛙声在，

再好歌喉作水流。

                                            2015年8月14日于乐清马车河“二马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