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她和丈夫带着1000多头牛落户西安草滩农场，并在这里度过了10年时光。 　　大跃进后，寒春夫妇激动起来。王震希望他们的草滩农场能够养鸭子。“他送了5只鸭子给我们”，又送来了一个大孵化器，然后把目标定为5万只。寒春拼命工作，确实孵化了数以万计的鸭子，但是饲料太少，很多都跑掉了。 　　1976年，毛泽东主席逝世，寒春也去向遗体告别。大家都哭了，但是寒春没有。 　　从26岁起她就崇拜毛泽东，她相信，自己反对核武的人道主义没错，争取公平的阶级斗争没错，反对霸权和解放天下穷苦人的梦想没错。她尤其相信，要达到梦想，就需要牺牲和坚强，而不是虚伪的效忠。“我不哭。毛主席不要我们哭，他要我们斗！”她说，“有些人的哭是假的。” 　　因此，如今她讨厌布什，用北京口音说，“那个布什，好家伙！”鄙夷之色溢于言表。她也不喜欢美国的选举制度，理由是，他们用人查票而不是用机器，留下了舞弊空间。她喜欢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原因是他“斗得厉害”。 　　或许是因为掌握的汉语词汇不够丰富的原因，寒春表达喜欢的话往往是“有意思”，比如“卡斯特罗有意思”。 　　不过，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反帝国主义者。她认为“9·11”是一个悲剧，而不是像一些反美主义者一样额手称庆；她赞成大跃进，但对自己在“红星公社”遇到的组装上海买来的拖拉机零件并宣称是自己研制的浮夸行为，她又表示极大的愤慨。 　　在“劳动者”当中，寒春最欣赏的人就是陈永贵。她的房间留有浓浓的“农业学大寨”的气氛，墙壁上挂着自己与陈永贵的两幅合影，在破旧的茶几的玻璃板下，还压着当年印刷的有关大寨的招贴画。 　　1966年“文革”开始，寒春和阳早都被调到北京搞翻译工作，被安排在专家楼里，享受较好的待遇，但不能跟一般的老百姓交往。 　　这些特殊照顾显然伤害了寒春和阳早。1966年8月29日，他们联合另外两个外国专家，写了著名的大字报《为什么在世界革命心脏工作的外国人被推上了修正主义道路？》大字报中写道：“这种待遇是什么思想支配的？这是赫鲁晓夫的思想，是修正主义的思想，是剥削阶级的思想！”他们的要求是，生活待遇要和同级的中国工作人员一样，取消特殊化。 　　这张大字报很快得到了毛泽东的批示，并迅速起到了效果，寒春作为“造反派”参加了所在单位的“战斗队”。“反正是很有意思。” 　　在中国，她曾在课堂上学习中文。不过读写方面的进步并不大。对于政治术语，她烂熟于心，看政治学习文件不成问题。不过，一般性的中文对她来说就很难了。“小孩子的课本我看不懂，”她说，“政治课本还行。” 　　来中国之前，她从没接触过马列著作。将近84年的人生中，她读过的马列图书都是中文版。 　　她也喜欢着一些可能有些“小资产阶级情调”的东西，比如法国电影《帝企鹅日记》的海报。她最不喜欢的是过大的贫富差距。当被问及自己是穷还是富时，她夸张地捂着工装帽说：“我算富，我什么都有，连帽子都有。” 　　不得不承认的是，在中国，她是富裕者，也是贫穷者。她享受副部级待遇，在城里有一套很好的房子，只不过不去住而已。另一方面，她23年来居住的乡间平房，家具陈设仿佛停留在1960年代，远非寒酸一词可以形容。 　　她翻出自己将近80年前的旧照片，用手摩挲着上面背景中的道路和砂岩，以及那个面容模糊的美国农村小女孩，喃喃自语地说，“我的家乡。”她不同意把照片借给任何人。即将84岁，她已经想到了死亡。“没有人能不死，没什么好怕的。”寒春说，“毛主席说的好，‘不死还要去跟孔老二开会吗’？” 　　在北京市昌平区农机实验站的这处平房里，她已经生活了23年。算上在西安、内蒙古等地的岁月，她在养牛方面花费了57年。（《时代人物周报》马昌博对此文亦有贡献）拿到中国第一张绿卡 美国老太太寒春现在是公认的中国奶牛业专家。可在来中国之前，寒春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硕士研究生，核物理学家费米的助手。 1948年，27岁的寒春从遥远的美国来到延安的时候，也许并没有想到，她的一生就此扎根于这片红色的土地。 延安浓郁的革命气息、质朴的生活氛围，让寒春和她的未婚夫阳早十分陶醉。1948年，寒春和阳早带着中共党组织交给的任务落户陕北定边县三边牧场，帮助当地改良牛羊。1949年4月，志同道合的两人在延安举行了简朴、热闹的婚礼。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前往祝贺，并恭送喜幛：“爱情与真理的结合”。 寒春夫妇一生都在为提高中国奶牛的产量和质量而奋斗。从1982年寒春夫妇来到北京沙河小王庄的农机院农机试验站牛场，近30年来，小王庄就一直以优质、纯净、高产、低耗的奶牛闻名全国。2003年时，小王庄每头奶牛的年产奶量即达到9088公斤，位居全国之首。 2004年，寒春拿到了中国第一张绿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