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辛亥革命活动家张宝麟传略
发布时间：2011-12-15 12:59:07
发布人：
春晓
陕西辛亥革命活动家张宝麟传略
张宝麟（1883-1946），原名允赞，字仲仁，祖藉湖南省桃源县金银庄。清乾隆五年（1740年）因官税和灾荒顺汉江迁入紫阳县，落户中沙坝（今襄渝铁路大米溪车站外150米处）。世代繁衍，耕读传家，成为清末民初洞河一带的大户族之一。其父张兆兰，清戊戌进士，曾出任渭南教谕。兄张伯仁毕业于日本清政大学政治科，曾任陕西省申纪科科长。张宝麟幼时于光绪末入陕西陆军小学，在校刻苦攻读，宣统初年以优异成绩考入保定军官学校（后改名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炮兵科学习。时值清政府腐败无能，丧权辱国，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传入学校后，张宝麟愤清政不纲，有志改革，便欣然参加同盟会，与同仁创组了“陆军同学会”，筹办醒狮社，鼓吹民主革命。
公元1909年（宣统元年）张宝麟在保定军校毕业后，即同钱鼎、张钫、党自新、曹住康等23位同学回陕，在西安开展革命活动，并与留日回陕的同盟会员井勿幕等取得联系。当时革命武装只能依靠新军（即陕西当年建立之陆军），张任炮兵营中队排长，不久调充一标二营排长。张和党自新（炮兵营中队营官）、张伯英（炮兵营排长）等人都是同盟会会员和同胜社（是军校公开研究学术的组织，实系军人的革命团休）的社员。而士兵又是哥老会的兄弟。军内同盟会员鉴于孙中山、黄兴等联合洪门、三合会、致公党等团休的做法（即）有联合哥老会的意图，因此决定派钱鼎、张宝麟两人去做新军中哥老会的工作。他俩经三个月的时间，就把哥老会中的头目都说服了，愿意接受孙中山先生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主张，并愿意跟看党人干。1910年7月9日（宣统二年六月初三日），在西安大雁塔召开了有重大意义的“三十六弟兄，滴血为盟”宣誓大会，共图大举，当时参加的三十六弟兄有井勿幕、张钫、钱鼎、胡笠僧、邹子良、李仲三、张聚庭、马开臣、党自新、张宝麟、张云山、万炳南、王荣镇、陈树发、朱福胜、马玉贵、马福禄、刘世杰、郭锦镛、陈殿卿、刘刚才、朱漠、张玉成、曹建安、郭胜渍、张建有、陈素子、吴世昌、李汉章、陈德贵、朱叙五、刘中明、李长兰、邱彦彪、薛建候、王克明等36人。会上，井勿幕传达的孙中山先生指示说“东南各省同志以历年举事失之由，非但谋利未周，亦因东南交通便利，事机每易败露，欲变方针，改从西北看手比校稳妥，根据此精神，会上仔细地研究讨论了起义计划，因此，武昌起义后，陕西是最早响应的一个省。
陕西起义的筹划工作，一切进行得顺利，本来决定宣统三年（1911年）中秋节夜开始行动，因事外泄，当局防范报严，因此不够按期行动。八月十九日（1911.10.10）武昌起义后，陕西清吏大恐，惊恐万状，已知新军不稳，拟将各营调赴边远州县，以分散其力量，并调拨骑兵守四城各门。对新军制约办法是九月初一发晌，初二停止操练，初三开始每天开拨一营到边远州县。革命党人感到情况严重，张宝麟、钱鼎等人共议，计划起义时间提前在九月初一日。钱鼎建议召开紧急会议，主要讨论领导问题，本来大家推钱鼎领导，钱认为白己资历不够，以大局为重，提出请张凤翙出任领导。但又顾虑将来参加革命活动，临举大事时仓促叫他上马，万一他不肯干，临危失密，岂不坏了大事。经反复商议，分析了张平时讲话为人和他与上司的矛盾清况，认为他也是倾向革命的，乃推钱鼎、张宝麟、张钫到一标一营之部，冒着风险和张凤翙接谈。张问：“何时起义？”钱鼎说：“就是明天。张说：“好吧，明晨发晌后在林家坟开会，会毕一起行动”。第二天在林家坟开会时，钱鼎、张宝麟代表同盟会员首先宣布了起义的决定，并告请张凤翙出来领导（作首领），公推钱鼎为副统领，大家一致举手通过。接看张凤翎宣布说：“现在不是讲客气话的时候了，大家叫我干，我就担起来干吧，我对大家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听我话，无论同志哥弟都是一家人，不分彼此”。接看分配了任务，各自回营准备，待明日午炮（当时西安每天中午12时鸣炮一响，习惯上叫作午炮）响，就开始行动。
1911年10月21日（农历九月初一日星期日），乘清兵放低城门防守松懈之机，这天午炮一响，先由张宝麟、钱鼎自西门入，达西关陆军学校，缴收枪械，学生起而响应，接看占领军装局，补充枪支子弹。沿途市民学生也学新军一样，自动在右肩上缠上白布加入战斗，声势大振，这时张宝麟向南，钱鼎向北分兵分途冲杀。张宝麟率队冲进了巡抚衙门一一南院，把院门前的牌楼放火烧着，冲天烟火全城可见。各路大军士气大振。钱鼎又占领全城制高点，控制了各个战局。下午2时，张宝麟奉命率兵两营防军进城南线，第二次进攻大差市门。清人骑兵在前，步兵在后，排列街头，打算冲出城门逃走，起义军炮兵隔墙射击，炮弹正落在骑兵队伍中间，顿时秋序大乱，张宝麟带队乘机冲进满城，在马上挥舞战刀东砍西杀与敌驳斗，清兵慌乱乏力，只得败北溃逃，占领钟楼的钱鼎部队由西策应，各路大军乘虚而入，两城很快被攻下来，自此被清统治268年的西安古城光复了：
西安光复后，哥老会大头目万炳南、张云山认为是出头之日了，居功骄傲，自欲任大统领，几次会议都不欢而散，后经郭希仁从中斡旋，才决定张凤翙为大统领。万炳南，钱鼎副统领。为了安抚哥老会的哥弟们，又因人设事，设置六个都督、张云山兵马都督，吴世昌为副；马玉贵粮晌都督，马福祥为副；刘业杰军令都督，郭胜清为副。如此在省城方面暂时安抚下来。而各县哥老会知道他们的头目成了大人物，于是有恃无恐，遍设码头，派软勒捐，理诉讼，设私刑、权居县官之上。军政府得知这一清况后，即仿照过去安抚招讨使的制度，分为东西南北各派一人去地方安抚。张宝麟派往南路，任南路安抚招讨使。这时张云山仍不满足，在南院和张凤翙对看干，并派人到各地活动，军政府行文还必须加盖“洪金公设”的小章才能在外县行得通。后经郭希仁、张玉衡、宋芝田等人一再劝解，陈述利害后，张云山才渐渐觉晤，归于合作、共同制订了码头创设章程十二条。文告发布后，各地稍有收敛，但南山交通闭塞，码头仍然存在。
张宝麟受命后，令带一营兵进入南山。1911年11月领到军政府委札感觉势力单薄，责任重大，一出省城而标统刘刚才（哥老会成员）公然以安抚使自居，阴谋暗害张宝麟，幸张早有提防，未罹于祸。自此以后张对哥老会更有戒心，沿途遵照委札行事，于1911年11月28日到达安康。时安已于农历九月底光复，是由绿营千总高庆云联合县署班头胡云山干起来的，两人都是哥老会的龙头大爷。张宝麟到安康后，报请西安军政府分别任命高、胡为兴安正副防御使。张深知安康地方哥老会人数众多，良莠不齐，人民时受扰害，遂召集兴安地方各地哥老会重要头目集合安康，申明大义，重申省当局颁布的创设码头12条规章，告诫他们从严约束哥弟，不得胡作非为，码头用款只准挪用县警察费，不得私白摊派，加重百姓负担。此后各县情况稍有好传。但高胡一人总以光复安康有功，收缴清政府钱粮，枪械据为己有，仍暗扩充实力，在各县增设码头，胡庆云部下哥老会小头目谭金龙扰害地方民愤极大，张宝麟将其正法杀头，从此，张和高、胡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加之西安光复后有冒招抚使名义的刘某等人来石泉，以号名“洪汉”为名，遍设码头，增加山头，对民抄家破寨，强奸勒派，老百姓痛恨此极，复而刘等又到安康活动，张将其二人杀掉，这样就进一步激起了高、胡和哥老会弟兄们的不满。高庆云、胡云山暗指示马治林（哥老会小头目）等想以武力驱张安康。这时张宝麟已知白己兵力较弱，虽然西安哥老会头目万炳南图谋不轨被张凤翙正法，张云山也觉察到哥老码头无法无天，对他名声不好，乃命朱福胜布告取消各地码头，并将罪恶累累的三原阵坤山、韦曲乔世荣等杀掉，关中哥老会便告结束，而南山交通不便，码头仍然存在。张宝麟衡量当时清况，对安康混乱局势暂时无能为力。要根据委札的措施：“大军行至南山，则宜驻扎汉中重隘，以壮关辅”。想汉中乃川陕咽喉，西路甘肃战事正在紧张进行，而汉中仍在清人手中，乃决计西行，确保汉中。为了警惕高、胡的愉袭，令参谋马锡篙率领辎重兵力由陆路先行，白己在后面与高、胡周旋，争取时间，佯作由水路沿江而上的准备。果不出张所料，高、胡乘张启程之际，纵兵截夺辎重，因张早有布置，高、胡企图未能得逞。
张宝麟率军西进时，援陕川军已到广元，清总兵江朝宗、汉安道台黄浩见势不妙，由意大利神甫帮助化装潜逃。1912年初（民国元年正月中旬）张宝麟到达城固，行军先头部队已进入汉中，汉中自治公所派代表欢迎张宝麟到汉中主持一切。张到汉中后，派马锡藩任汉中知府兼南郑县知事，金运德、洪隆迫为统带，整编两标。农历正月下旬西路战事结束，川军陆续开回，汉中秋序逐渐恢复。但陕南招讨使政令仍达不到安康地方。自张宝麟离开安康后，安康地区哥老会认为他们已得到胜利，气焰更为嚣张，胡作非为，变本加厉。民国元年六月，石泉码头头目竟纠众反抗新县令到任，聚众哄闹，肆意凌辱。省军政府传报后，即派军政司副司长陈树发（号两亭紫阳等坪河双河口人）带兵前往安康认真清剿，从严惩办了哥老会的不法分子。陈到石泉杀了三四十人，在安康杀人尤多，把当地哥老会大头目张应龙也杀了，其营长袁大江率部在会士兵哗变，陈树发坚决镇压，又杀变兵二百余人。安康地区哥老会受到这次打击，所有码头都被取消，人民得以安居乐业，事后石泉百姓为感激陈树发，曾登报称颂。哥老会销声匿迹后，政令才能得以施行。时张宝麟改任陕南镇守使。他任职后
实行改革，废除清苛倡杂税，对贫瘠的安康减免当年田赋税收；设保安钱局，稳定金融；改学堂为学校，增加数学及自然科学，在汉中办农桑学校；办官私合营教工厂，试织宽布；维修汉中街道；办图书馆；令各县广修县志。陕南人民得以安居乐业，休养生息。
1913 年（民国二年），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实后，派亲信陆建章以追剿白朗为由，率北洋军入陕，宣布袁世凯命令，改各省都督为督军，以陆任陕西督军，撤销张凤翙职务，并大肆排斥革命党人。张起义时所编军队建置，悉数编遣，仅留陈树藩旅（因追剿白朗有功）。张伯英旅援川在外，暂予保留，令其汰旧慕新，严格训练。1914年春（民国三年），陆派人到汉中改编张宝麟部队，撤销其职务，汉中人民甚是不满，军队也反对改编，驻此教场之两营官兵，以维护镇守使为由，突然哗变。张即赶到现场，耐心说服。查出当中有少数不良分子，趁火打劫，抢劫商界，张宝麟即将带头闹事的第一营营长张绍吾正法，事情才平息下去。张离职后随张凤翙调北京听命。陕南镇守使职务由张伯英接替。
1915年（民国四年十月二十八日），袁世凯称帝后，大杀革命党人，以树淫威。这年十二月初八日②，张宝麟被表以抗拒改编、南方民党罪逮捕入陆军监狱，少将法官胡宗洤与张是保定同学，才请段祺瑞出面讲情（段曾任保定军官学堂之长与张宝麟是师生关系）才幸免于难，直到袁世凯死后，张宝麟恢复自由。张出狱后，随陈树藩督陕。陈是安康王彪店人，张是紫阳人，两人是同乡，同学，又是辛亥革命时陕西起义的同事，所以邀张就近在河北省姚村招慕壮丁成立新军，武器由省出面向日本借款购买。当武器运到东北时，被张作霖扣留，张宝麟亲去沈阳才全部取回。部队开回陕西后，编为陕西陆军第二混成旅，由张宝麟任旅长，驻扎宝鸡一带。这时恰逢陕南镇守使一职三易其人，都不得力。贾德耀接替张伯英，管全聚接替贾德耀，但到任后只知搜刮民财，弄得怨声载道。川军刘存厚被川滇护国军击败后，无立足之地，趁机以客军名义挤进汉中，盘踞宁强一带，川南熊真武军也循道而进，驻扎镇巴西乡。管全聚部只知发财，懦弱无能，由小摩擦发展到大混战，把汉中盆地弄得衷鸿遍野，民不聊生。陈树藩为了安抚陕南，结束混乱局面，认为张宝麟是治陕南的理想人物，第二次派张任陕南镇守使。1919年2月（民国八年正月底）张率第三混成旅何经纬、陈式如、邓金发三个团和直属部队进驻汉中。当时汉中兵乱，又发地震，各地满目疮痍，人民需要休养生息，恢复元气。张到任后，减免田赋、禁种鸦片，官商合办轧花厂，成立女子师范学校，开办医院，振兴农业等。
正当张宝麟奋发振兴陕南之际，关中平原派系斗争愈演愈烈，八百里秦川兵连祸接，生灵涂炭，陈树藩几次要张宝麟派兵助战，张以“匪情未清，川军蠢蠢欲动”为由，未派一兵一卒，而以稳定陕南为目的，继续发展陕南经济、文化、教育和医疗卫生事业。
1921年（民国十年）直系军阀曹馄、吴佩孚派阎相文、冯玉祥、吴兴田三师一旅进入陕西，陈树藩战败，率其残部补充旅逃到汉中。陈到汉中后，先驻在城固，希望借张宝麟第三旅兵力相助，背城一战借以挽回败局，俾在陕南赢得喘息之机，以图东山再起。他说：“第三旅在陕南休养了多年，兵马强壮，第七师吴兴田远首而来，人困马乏，背城一战，定能反胜”。张宝麟治题未语。他考虑到陕南人民元气初复，背城一战，即使取胜，人民也要遭灾，一旦战败，覆巢之下必无完卵，桑梓父老又有何罪，遭此浩幼，关中兵祸实不能重演。第七师到褒城时，吴兴田传达曹锟给张宝麟的电报，令扣押陈树藩以陕西督军相许（原曹和张有换帖弟兄之谊），张考虑到陈是直接上司，又是同乡、同学、同事，如因图一官半职背信弃义，被人耻笑，将成千古笑柄。乃对陈说：“我张宝麟绝非卖友求荣之人，陕南弹丸之地，孤军无援，敌兵四倍于我，若以一部南下安康，断我后路那时情况就不堪设想，为今之计，护送你入川、联合川军再作他图”。陈衡量当时情况，审时度势，悲痛不已，也只好听之任之，好在四川不是曹、吴势力范围。在撤退时因陈之补充旅向来军纪不好，张请陈率部先行，他白己亲率骑兵卫队留恋不舍地将汉中巡视一周，见市井安然如常，乃从东门西走。这时第七师先头部队已从北门进城。张不战而退，免受损失，地方父老百姓，非常感激。
张、陈到四川绥定时，四川军阀混战方酣，白顾不暇，那有援军相助，这时陈树藩已感到无能为力，前途杳茫、乃经武汉到天津驻闲。
张宝麟到了重庆后，只见衷鸿遍野，民不聊生，见此情景，痛感全国无一块安静之地，和当年革命初衷大相违背。时四川军阀争相拉拢张与其同流合污。但张心灰意冷，消沉已极，自然不愿与入伙。逃避现实的思想应运而生，决心参加《同善社》，不问世事，以办道自憨。1922年（民国十一年），直奉战起，冯玉祥率兵出憧关参战，刘镇华任陕西督军，张宝麟把部队带回陕西，驻扎户县秦渡镇，兵交团长何经伟指挥，他本人只身经汉中紫阳到武汉，一心为《同善社》办道。当时“同善社”在汉口设有分社，汉江又是陕南通武汉之唯一交通要道，陕南商人云集汉口后花楼一带，张除经商办道外，不问世事，以此在汉口十余年之久。
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张宝麟因病回汉中休养，每日除诵经释怀外，很少外出与世接触。卢沟桥一声炮响，我中华民族掀起了抗日高潮，陕西各地青年风起云涌，自发地组织起抗日武装，沸沸扬扬。安康紫阳有钟又可、周华堂、郧西有崔二旦、西乡有李季康，当时政府为安定地方，派张飞生（陈树藩旧部，曾任杨虎城警备二旅旅长）、张介君（黄浦四期学生）赴各地进行收编，因张宝麟两次主政陕南，人事关系好，两人联系到汉中请张宝麟协助，张因有病不能亲赴各地，深感愧疚，乃亲笔写数邮件，命其次子张啸随张介臣赴安康各地联络。计有紫阳卢芝恒、岚皋许勋安、宁陕袁国炳等。
1937年春招收各地“爱国志士”，陕南有李季康、许勋安，郧西有崔二旦，关中有张老九。编为三个支队，共士兵3000余人，后改为“陕西抗日义勇军第一纵队”张飞生、张介臣分别任正副司令，紫阳彭鹤皋任军需主任。
1943年张宝麟病稍愈，赴武汉清理商务账目，日军攻占了武汉，沦陷时未及时撤走，乃避居于法租界内，北平汉奸齐燮元等组织“维恃会”知张在汉口，即派人前往邀请张参加领导“维恃会”工作，被张严词拒绝。1944年张在沦陷区几经周折，得以脱身，回到汉中，即原病复发，卧床不起。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的消息传到他耳中时，他高兴地说：“陆放翁死时说： ‘所悲不见九州同’”，我比他强多了，总算看到抗战胜利。”此后病情日重，1946年6月逝世于汉中，享年6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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