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笔为枪与敌人斗争

1942年，我去成都光华大学读书，与好朋友许可重逢。我们一起编辑诗刊《星之歌》，大家以笔为枪，表达对当时黑暗社会的不满，要求社会进步，渴望未来的解放；我们在校门外创办“心知”书店，从重庆《新华日报》组织了《新华日报》合订本、《解放》、《群众》、《论持久战》等大批进步书刊出售，公开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和革命思想。

我们将诗刊《星之歌》交由成都地下党的出版机构“莽原出版社”发行，销路很好。1943年初，我们的刊物遭到了查封，许可被迫离开学校。同年6月30日，我和李仁宇被四个持枪特务押走。同时，特务还逮捕了和我一起开书店、办诗刊的何维克、陈泽昆等同学。

我们在成都西胜街集中营被关了50余天后，朋友赵枫野(未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将我取保出狱了。

入党

在垫江结婚入党两次被捕

1946年12月，我又回到了垫江，在垫江女中当教员。

值得一提的是，我在创办进步刊物的过程中，以文会友结识了进步女青年张正履。诗稿与书信往来，彼此产生好感。但最后的一层意思还是没有捅破。这事被著名诗人沙鸥发现，主动出面做媒，让我和张正履建立了恋爱关系。回到垫江后，我与张正履结为夫妻。

我开始利用自己在当地的社会关系为党搞学运工作。1947年8月25日是我永生难忘的一天。傍晚时分，在垫江西湖坝的傅家老湾，党组织派陈以文来吸收我人党，张秋军、雷泽宏为人党介绍人。

同年11月，我的妻子张正履也正式加人了中国共产党。从此我们俩真正成为了红色革命夫妻。

经虎南特区批准，地下党组织以垫江女中为据点，成立了女中特别支部，雷泽洪为女中特支书记。根据上级指示，垫江女中特别支部作为重庆与游击区的转运站，不能与地方党组织发生关系，只能在校内发展党员。女中特支成立后，在校内发展了张正履、李增霞、周月平、曹光碧等为共产党员。

1947年底，我在上川东参加了达(县)、大(竹)、梁(山)武装斗争。我们夫妻竭尽全力为党工作，将自己收入的绝大部分和家人给的钱都用作党的活动经费，并在家里设据点，掩护同志们转移。这一年，不断听到有同志被捕或失踪的消息，我顾不了自己的安危，但反复告诫自己：凡事小心谨慎，随时做好被捕甚至牺牲的准备。

终于，这一天还是来了。我在女中教师宿舍第二次被捕。后经统战人士女中校长龙守则、教导主任何瑞五等人四处奔走营救，校方立字据保证我非共产党员，敌伪政府才同意我取保释放回校。

1948年10月17日，地下党员游宗相被捕。国民党特务从他的一个没来得及销毁的笔记本中找到了有关我的线索，迅速将我和陈鼎华、盛国玉逮捕，将我们一起送往重庆渣滓洞监狱关押。

离休

夫妻携手撰写党史资料

我从“11·27”大屠杀脱险后，回到垫江。先后在垫江县委宣传部和文教科工作，担任文教科副科长；1956年被错定为叛党反子，接受劳动改造；1962年，重新回到垫江第三初级中学任教直到退休；1981年12月，我的冤案得以昭雪平反。

从1981起，我和夫人张正履应邀参加歌乐山烈士陵园管理处整理烈士资料和相关档案的工作。工作之余，独立完成出版了16万字的回亿录《狱中斗争纪实》。

这些年，我们夫妻俩采访、调研、查阅各种文献，撰写了大量史实确凿的党史资料。公开发表地方党史和与红岩历史相关的回忆录共计30余篇，累计近50万字。

对于晚年生活，我和夫人张正履撰写了一副对联携手共勉：

余热生辉再为中华振兴喜做贡献;夕阳放彩还与天地同寿欢度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