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佩芬的父亲是个普通的医生，他救死扶伤，为人善良，期望通过自己的医术和劳动，多给人间一点温暖和善良。凡是街坊邻居的穷哥儿们来看病，他总是不收分文。尽管佩芬的父亲医术高明，但在那民不聊生、暗无天日的社会，有钱医病的是屈指可数的。8口之家经常是吃了上顿愁下顿。窘困的生活，不平的社会，在于佩芬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追求平等、追求光明的种子。佩芬的父亲是个知识分子，自己宁愿忍饥挨饿，也要千方百计送孩子读书。佩芬虽然从小体弱多病，但生性聪慧可爱，父亲尤其偏爱。到了上学的年龄，父亲毅然送她去读书。在上学的路上，在学校里，佩芬耳闻目睹了当亡国奴的耻辱。每当看到电车坐席上“华人不许坐”，公园门口“华人不准进”的昭示，以及学校里日本孩子逞凶霸道，洋洋自得的样子，佩芬心中不禁生起阵阵怒火，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热情在胸中燃烧。听老师说，好好学习成绩好，在学校能压过日本孩子，长大能拯救国家。于是佩芬发奋地读书，成绩在班里常常是遥遥领先。但事实并不是象老师说的和自己想得那样，日本侵略者照样在长春的土地上耀武扬威。目睹侵略者对自己国家的践踏和残暴的统治，佩芬渴望着沦陷了的东北“光复”。可是“光复”了，呈现在她眼前的却是国民党发动内战，屠杀百姓的一片黑暗。父亲已无力再供佩芬继续读书。“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于佩芬没读完初中，就在一家工厂当了打字员。走向社会，追求平等的佩芬陷入了更深的困惑：“日本人被赶跑了，究竟谁能给老百姓带来光明?”一天她在家里帮助打扫卫生，无意中竟在弟弟的床铺下发现了《新民主主义论》和一本苏联翻译过来的小说。书的内容一下紧紧地吸引了她，她如饥似渴，爱不释手，一下子明白了许多许多……。原来弟弟早已参加了革命!在弟弟的启发和帮助下，投身革命的强烈愿望在她心中升起。她开始利用自己会打字的特长，冒着生命危险，秘密地帮助加入了我党地下组织的弟弟于飞打印传单。弟弟又给姐姐带回了更多的解放区印制的理论小册子，从书里，从宣传单上，从与弟弟的交谈中，佩芬进一步了解了解放战争的形势，了解了我党的主张。她为自己能直接为解放长春的革命事业做点事情而由衷地兴奋和自豪。

    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迅速发展，我党加紧了敌后工作。长春的党的地下组织利用敌人派系纷争分化瓦解敌军，配合我军围城部队做好内应工作，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发动各阶层群众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反共反人民的阴谋和罪行，积极开展争取民众的斗争，组织地工和群众保护工厂、企业等人民的财产。斗争的任务更加紧迫而繁重。经过实践的考查和于佩芬个人的强烈要求，1948年4月，于佩芬被弟弟正式吸收参加了松江公安处长春工委情报组担任了工作员，即“一飞”小组成员。这个小组的主要任务是搜集军事情报，对市内公开或秘密的敌特进行调查，打印解放区的传单，再分送到长春大学、铁路列车段、长大医院附属医院等几个点我地下人员手中，同时搜集有关动态。

    成为正式地工人员了，于佩芬感到十分光荣。当时虽然长春解放已成定局，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但是黎明前的夜晚更加黑暗，长春仍处在国民党的严密统治下。敌人以十倍的疯狂，百倍的残忍进行垂死挣扎。于佩芬冒着被捕、杀头的危险，为党忘我地工作着。白天她照常去卫生材料厂上班，尽可能地搜集社会动态，争取各方面力量做好护厂工作，傍晚利用街邻的嘈杂声，悄悄地在家里把弟弟带回来的解放区的传单迅速地打印成蜡纸，晚上，乘夜深人静，用床单把窗户挡严，油印传单。父亲望着女儿坚毅的神情和娴熟的动作，虽有几分耽心，但仍在为她观察外边的动静，帮她站岗放哨。第二天清早，于佩芬打扮成漂亮的女郎，带上墨镜，装着上班的样子，把传单送到指定的联络点上。她一次次巧妙地躲过特务的监视，一次次机智、勇敢地完成了任务。

    5月下旬，小组成员贾思雨在执行任务中不幸被捕，暴露了身份。穷凶极恶的敌人撒下人马，四处搜捕小组领导人高虹及其他成员，妄图一网打尽。情况异常危急，于佩芬不顾个人安危，迅速把突变的情况通知给高虹，并冒着生命危险把高虹偷偷地隐蔽在自己家的天棚上。于佩芬知道要保护地下党组织的领导力量，必须马上掩护高虹离开长春去解放区。但当时已经风声很紧，没有证件无论如何出不了卡哨。焦急之中，于佩芬忽然想起父亲给看过病的一个亲戚曾声称能托人办《国民身份证》。于佩芬以父亲的名义找到了这个亲戚，软磨硬泡，终于求亲戚给搞到了身份证。回到家里，她与高虹简单地化了装，假扮夫妻，掩护他平安地撤离了长春。

    为了坚持斗争的需要，于佩芬冒着环境日益恶化的危险，坚定勇敢地留在长春继续工作。她和同志们秘密地搜集了国民党在长春周围的碉堡数和位置，画成图纸，按着党的指示送到我军指挥部指挥员手中，为解放长春提供了重要情报。同时，为了做好迎接长春解放的准备，为下步建设保存和积蓄各方面技术力量，地下党组织抓紧了向高级技术人员的宣传劝留工作。于佩芬利用自己在卫生材料厂工作的条件，找准机会，巧妙地把我地下党组织写的劝留信送到了厂子从日本留学回来的辛军博士办公室的抽屉里，使其及时了解了我党的方针政策，毅然留在了长春工作。

    正当于佩芬加紧为党工作的时候，她的行动引起了督察处特务们的注意。6月上旬的一个清晨，人们还在沉睡，国民党保密局督察处的5辆摩托车发出刺耳的尖叫声，紧紧地包围了于佩芬的家。恶狼般的敌人喧嚣喊叫着，领头的一脚踢开房门，七、八条“狼”把狭小的屋子挤得满满的。

    “谁是于佩芬?跟我们走一趟!”领头的敌人虎视耽耽地吆喝着。

    面对蜂涌而上的敌人，于佩芬没有恐惧，狠狠地瞪了一眼叫喊的敌人。她平静地穿上一件天蓝色的长衫和一双蓝色的胶皮鞋，理了理头发，然后摘下手表交给母亲。她安慰母亲说：“妈妈，您不要惦念我，过几天我会回来的。”

    国民党督察处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窟，但是于佩芬抱定了誓死不向敌人低头，不出卖同志的决心。为了得到她的口供，刽子手向她施尽了各种酷刑：坐老虎凳，过电，灌辣椒水并残忍地吊起来火烧脚心……一次次昏死，一次次灌凉水醒来，身经残酷的折磨，面对死亡的威胁，于佩芬义无返顾，大义凛然，敌人摧垮了于佩芬的身体，却无法摧毁她的意志。当敌人把她拖回牢房，她苏醒过来，仍然和难友一起一一地数着城外解放的炮声。她不顾自己的伤痛，以极其乐观的精神安慰难友：“大家要坚持住，长春快解放了，不久我们就会出去了。”

    1948年6月18日，又一个腥风血雨的黑夜，于佩芬的牢门被打开了。敌人把遍体鳞伤的于佩芬从潮湿的地上拖起，用铁丝反绑起双手。坚贞不屈，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的于佩芬，就在这时，依旧是那样的从容不迫。她使尽全身力气，深情地望着难友们：“天会亮的，我先走了。同志们永别了!”此时胆怯的敌人怕于佩芬呼喊口号，赶紧给她嘴里塞上棉絮，眼睛蒙上黑布，带出监牢，推上冰冷的囚车，驶出“渣滓洞”的铁门，停在南岭的空地上。两个凶残的刽子手，把于佩芬按倒在事先挖好的大坑边，举起日本战刀，砍下了她的头颅，秘密地杀害了她。

    于佩芬烈士英勇不屈，为解放长春洒尽了一腔热血。她虽然只走过了23个春秋，却永远活在长春人民的心中。1949年4月24日，中共长春市委、市政府在人民广场隆重地召开了各界人民悼念被国民党特务杀害的死难烈士大会，其中有于佩芬的灵牌。同年11月15日，人民政府向于佩芬的父亲颁发了《烈士家属通知书》。1993年全国妇联出版的《中华女英烈图片册》里载入了于佩芬烈士的英容和事迹。

    于佩芬烈士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