犀利的评判
金雄白也是最早把郑苹如谋刺丁默村事件公诸于世的，他以朱子家笔名在《春秋》杂志上连载《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颇受海内外的重视。后来《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结集六册出书，风行一时，日本亦将此书译成日文，改名《同生共死之实体——汪兆铭之悲剧》。《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已被公认为有关汪政权的一部经典之作，此书是由香港吴兴记书报社印行，现已绝版，数年前台湾曾出现重印本。
金雄白说：“汪政权的一幕，是时代的悲剧。而重庆与汪方的特工战，非但是悲剧中之悲剧，却又是悲剧中的滑稽剧。”三十年代末，汪政权在上海极司斐尔路七十六号成立特工总部，从此，“七十六号”成为人人闻之色变的杀人魔窟。主持七十六号的两个高级特工李士群（一九零七年生）和丁默村（一九零三年生）早年曾是共产党，叛党后加入国民党，再投靠汪政权。李士群组建汪政权特工机关时，邀丁默村参加，丁大李四岁，特工经验丰富，但丁、李两人权斗不已。
一九三七年七月号（一百三十期）上海《良友》周报封面人物是个艳光照人但名不见经传的“郑女士”，不仅读者不知郑女士为何许人，即连编辑亦不清楚。杂志出版一个多月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常务委员、调查统计室负责人陈宝骅（陈果夫、陈立夫的远房侄儿），在一次社交聚会上结识了正就读上海法政学院的郑苹如。陈宝骅想尽办法吸收郑女为国民党中统（另一特工系统为军统）特务，郑女终于答应，成为中统在敌伪地区最有价值的女特务。
郑苹如当时还不满二十岁（一九一八年生），她是浙江兰溪人。父亲郑钺，留学日本法政大学，老同盟会员，是于右任的好友；郑钺留日时与日本女子木村花子（后取中国名字郑华君）结婚，育有三女二子，郑苹如排行老二，上有一姊，下有两弟一妹。郑钺曾执教复旦大学，做过律师，历任江苏、山西和福建等地高等法院检察官，一九三八年兼任最高法院上海特区法庭检察官。 郑家于一九三五年年初搬进上海吕班路万宜坊八十八号（万宜坊即今重庆南路二零五弄），著名出版家邹韬奋亦住于此弄。郑苹如加入中统后，最早的任务是利用其流利日语以及日本关系搜集高层情报。郑苹如活跃而又能干，她首先获悉汪精卫即将投靠日本的情报。一九三八年八月，郑女从日本首相近卫文磨的谈判代表早水亲重那里听到“汪氏将有异动”消息，立刻由她的直属上司嵇希宗电告重庆；同年十二月再急电重庆，但重庆方面未予重视。直至十二月二十九日汪精卫出走河内，发表“艳电”，重庆才意识到郑苹如的价值。郑苹如工作积极，立功心切，她利用机会“勾引”正在上海的日相近卫的儿子近卫文隆，甚至动起绑架的念头。近卫文隆曾在一九三八年年底“失踪”四十八小时，日本特工军警大为紧张，原来是被郑苹如藏起来。此次失踪事件后，日本特工开始注意郑女的活动。中统亦在此时指派郑女与七十六号头子丁默村周旋。
金雄白说：“在汪政权中，太多醇酒妇人之辈，而‘七十六号’的特工首领丁默村，尤其是一个色中饿鬼，他虽然支离病骨，弱不禁风，肺病已到了第三期，但壮阳药仍然是他为纵欲而不离身的法宝，他当年与女伶童芷苓的缱绻，早成公开秘密，而郑苹如间谍案，更是遐迩宣传。”丁默村曾任上海民光中学校长，而郑苹如曾就读该校，郑女即利用此“师生之谊”接近丁氏。一九三九年冬，中统急于铲除丁默村，下令郑女早日动手。一日，郑曾邀丁氏至她家小坐，中统特工准备动手，但座车驶至郑宅门前，丁氏婉拒上楼，失去良机。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丁默村在沪西朋友家吃饭，电邀郑苹如赴会。吃完饭，丁说要去虹口，晚上与周佛海和日本特务影佐祯昭有约。郑女与丁同车，在车上郑女突要求丁氏陪她去静安寺路与戈登路（今江宁路）的西伯利亚皮货店买一件皮大衣，算是送她的圣诞礼物。车到静安寺路一一三五号西伯利亚皮货店门口，丁陪郑进去，郑在挑大衣时，丁突将一叠钞票扔在柜台上说：“你挑吧，我有事先走。”立即从另一道门冲出去，奔向座车。在街上等候的中统特工没想到丁氏会这么快出来，丁氏冲进防弹车内，特务匆忙中向座车开枪，惜为时已晚。胡兰成说，丁氏是在进店内时看到两个形迹可疑的人，心里起疑才立即打退堂鼓。但是丁默村在一九四六年受审时表示，他和郑苹如是在进店内时，中统特工即先开枪，他快速闪躲后逃回防弹车。特务继续射击座车，但他安然无恙。中统特工在皮货店附近埋伏时，李士群的爪牙亦在旁伺机“助阵”，准备把丁干掉。因中统上海区副区长张瑞京被李士群逮捕，泄露了中统谋刺丁默村的机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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