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涪陵人的文化自信

——读李世权先生作品《清明祭周煌》

丙戌清明，乍暖还寒，天降微雨，山披黛衣。前几天，还是晴空暖阳，风和日丽，大约是应了“清明时节雨纷纷”的意境吧，春雨说下就下，雨不大，路却滑。我默默地行进在微风细雨中，既没有“牧童遥指杏花村”的淡远，也体验不到“雨打梨花深闭门”的恬静。清明祭祖，虔诚而忙碌，城里乡下，满目皆然。人们都被那根渗透灵魂的祖脉牵引着，跋山涉水、扶老携幼来到宗祠或祖坟前，焚香化纸，三叩九拜，寄托哀思，抚慰先人，祈福求祥。一些公车公仆也欲抱琵琶半遮面地加入了私坟私祭的大合唱，说公务蹈虚，论感情却实。晓得清明祭祖，总比六亲不认、数典忘祖的人强。我却捧一颗心来，叩拜一位非亲非故的乡贤亡灵。

这儿是远离涪陵城80多公里的一处偏僻山乡，和喧嚣的城市相比，宁静得让人体察到心脏搏动的频率。在雄浑跌宕的大江峡谷之后，推拥耸起一片绵延百十平方公里的台地，古时称南坪，星罗棋布地排列着10余个乡镇，自古以来这儿都是涪陵的粮仓。而明家乡则处于南坪大地最高一级台坪上，比龙潭坝还高出一大截。放眼望去，田畴钩连，小丘起伏，碧树成荫，溪流蜿蜓。斑驳农舍，点缀其间，偶尔可闻鸡鸣犬吠，但葱绿的竹林和院坝周围的果树将它们的身影掩埋得很深很深。只有袅袅的炊烟，将乡村庸常日月牵扯得舒缓而悠长。飞驶而来的摩托车竟载有3人，车上的电子音乐把某位摇滚歌星声嘶力竭的狂吼撕成碎片在山野播撒……这儿古朴与现代相得益彰，神圣与世俗和谐共生。我在行走中洞察人世的苍凉，在触摸中感悟历史的温热。

这是我第三次来到当地人称为翰林坟的墓前，凭吊那位和乾隆、嘉庆两代皇帝关系密切，并把一生精力和才华都贡献给了大清帝国的周煌亡灵。当地人把翰林坟也叫天子坟，其实翰林和天子不是一码事，只是这位翰林和天子有特殊的情份而已。这种讹传不能怪乡村人无知，而是时间的烟云把历史细节掩埋，有意无意间使其真像变异或模糊。周煌的巨大坟茔隐藏在距明家乡4公里左右的松竹密林之中，坟包周围被藤蔓和荆剌掩映，以一种森然拒绝靠近的恣态护卫着古墓。我走进密林，低枝拂额，山鸟上下，微风扑面，野花流芳。原来，偏远孤寂中，也有一个异常生动的世界。墓碑不知去向，坟台右侧垒石垮塌，露出一个盗墓洞穴，但坟墓的基本格局还算完整，封土后包砌的石条紧缝密錾，精雕细刻。墓前原有香炉、拜台、碑亭、八重台阶，现也损毁殆尽，只剩一道荒坡。离坟墓前40余米的一个石坝上，建有四柱三门的石牌坊一座尚存。牌坊宽7米，高9米，由乾隆皇帝谕记旌表建造，雕龙凿凤，气势非凡。正面刻有“光禄大夫太子太傅兵部尚书谥文恭周公墓”；背面刻有墓主的主要职务。牌坊刻有“九龙捧圣”、“二龙戏珠”、“双风朝阳”和帝字形篆文花窗。正面坊柱对联为：“望重储宫征学问；名留海国矢贤劳。”背面联语为：“玉堂曾记苏金带；戎府犹传范甲兵”。牌坊前面坎下一湾水田名为七贤沟，对面山上立有一对六方形9米高的华表（望柱），两表相距50米。表顶有石狮蹲于石鼓莲花座之上。雌雄相望。周煌墓建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墓茔占地100余亩，包括两座小山和一个小山冲。石牌坊至坟墓原有七尺高的花蹬石围墙，后被拆毁将石料用于水利设施。据一个铲田坎的村民说，在文革后期，有革命群众提出，将石牌坊炸掉，彻底摧毁这个封建官吏象征性的建筑，但遭到李姓生产队长的坚决抵制，这个建筑精美的石牌坊才幸免毁损而保存至今。当年的李队长如今已近80岁，他家离周煌墓仅300米左右。我对他心存感激，即使在那种人妖颠倒、践踏文化的年代，仍然有他这种敢于抗争、保护文物设施的基层干部，否则，我心仪已久的周煌墓早已荡然无存了。

周煌墓足有8尺高，1丈5尺长，坟头为椭圆形，当年的庄严典雅气象已被野草藤萝遮蔽，四季常青的松树密匝匝疯长着，岁月在荒芜中悄悄地流走了200百多年。其间多少沧桑世变在山外或紧或慢地演绎着，无论是草长莺飞还是秋水长天，也无论是朝代更迭还是人事变迁，对墓主都无关紧要了。人死如灯灭，这是亘古不变的常理。墓主在世时，曾挥洒了太多的飞扬热情和激越的梦想，付出过太多的辛勤劳作和深邃的智慧，如今，就这就这样深深地躺在苍松翠竹之中，远离尘世纷争，也远离权力漩涡，置身于喧嚣之外。即使年末岁尾、清明前后，这儿也分外宁静，没有香烛，没有纸幡，没有祭酒，没有牺牲……甚至连散居于涪陵各地的周氏后裔们，也很少有人知道他们赫赫有名的先祖就长眠于此。可见时间的利刃是何等锋利，它可以割断亲情，割断怀念，割掉辉煌，被遗忘却是宿命。

石牌坊上的铭文曰：

“公讳煌，字景垣，号海山，四川涪州人。为乾隆丙辰科举人，丁已科二甲进士，翰林院庶吉士，授职编修。历官右春坊，右中允，赠一品麟蟒服，充册封琉球国中山王副使。左春坊，左庶子，翰林院侍讲学士，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提督江南学政，刑部右侍郎，兵部左侍郎，提督浙江学政，工部尚书，兵部尚书。御赐紫禁城骑马。为皇子总师傅，都察院左都御使。晋告加太子少傅，兵部尚书致仕……”

周煌生于康熙五十三年（1714）冬天，卒于乾隆五十年（1785），享年71岁，其中48年在朝廷为官。他生活在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辉煌时代康乾盛世。据专家研究资料，那时的中国疆域最广，国力最强，国内生产总值约占全世界生产总值的30%，是真正的东方强大帝国。康熙在位的61年间，除了在东北出兵驱逐盘居在黑龙江流域雅克萨的沙俄侵略军，在西北平定准葛尔部的叛乱外，基本处于国泰民安和平时期。周煌在四川涪洲长里（今涪陵区酒店乡）麻地坝双桂湾一个农家小院呱呱坠地时，乾隆皇帝只有3岁，周煌和乾隆基本是同龄人。后来乾隆登基，周煌中举，次年考中进士，入翰林院。周煌死后11年，乾隆也退位，由周煌的学生嘉庆皇帝执掌权柄。因此，周煌和清朝两位皇帝既有君臣之别，又有师生之谊。周煌墓建成于乾隆五十七年，而且是乾隆亲自下谕诏旌表建造，可见乾隆对周煌的重视程度。一个是远离帝京的乡村农家弟子，一个是雍政皇帝第4个皇子，谁也不会想到今后他们的人生轨迹会发生某种交叉，历史的偶然中暗含着某种生活必然。当周煌在富有家学渊源的耕读之家孜孜苦读时，乾隆已在皇宫帝苑受到名师指点。一个粗荼淡饭，一个锦衣玉食；一个吮吸乡野之风，一个浸润帝苑之气。周煌在父亲周珙举人的调教下，自幼苦读，立志成才，至于今后靠科举仕进会达到什么程度，那是一个未知数；而乾隆六岁就学，过目成诵，很得祖父康熙的宠爱，康熙去世前，曾预言他有“英雄气象，必封为太子”。按封建王位继承传统，他在皇子中排列第四，本来排轮站队是没他的份的，但满清皇室敢于创新，破了由长子继位的先例。清太宗皇太极是努尔哈赤的第8子，清世祖顺治帝是皇太极的第9子，清圣祖康熙是顺治帝的第3子，清世宗雍正帝是康熙的第4子，清高宗乾隆是雍正帝的第4子，清仁宗嘉庆帝是乾隆的15子，清宣宗道光帝是嘉帝的次子，清文宗咸丰是道光帝的第4子，只有清穆宗同治帝是咸丰的长子……乾隆登基时，正是24岁风华正茂时期，既不像祖父康熙登基时仅有8岁幼童，也不像父亲雍正即位时已是45岁的中年，乾隆在皇位上呆了60年，主动禅位于嘉庆帝，据称他为了崇敬祖父康熙，有意比康熙少坐一年皇位。康熙虽坐了61年龙椅，但实际主政的时间没有孙子长，因乾隆禅让后，仍然是太上皇，暗中主政，直至4年后，才一命呜呼，活了89岁，当政实有64年。

再看周煌的仕进道路，就艰难得多。既不是靠溜须拍马，卖身求荣，也不是皇室贵胄，靠裙带关系，而是通过严格的科举考试，过关斩将，一步一步凭实力走进北京紫禁城的。清代的科举考试制度继承了明代的方法和内容，又有所创新，比如康熙、乾隆二帝各在正常的考试之外，还各搞一次博学鸿词科考试，相当于现在的特招。这既是一种体现皇恩浩荡，重视文化的形式，也的确为知识分子施展才华提供了另一个舞台。虽然形式大于内容，但重视文化总比扼杀文化好得多。科举考试主要目的在于选官取士，因而既是文化考试，也是政治考试，从中央到地方都极度重视，与今天的高等院校招生是有很大区别的。世人都嘲笑过范进中举后高兴得疯了的事，但谁知道范进考上举人是多么不容易！为了实现读书人的理想，成千上万的人从黑发考到了白发。据统计，乾隆五十四年（1789），参加会试的考生中80岁以上的有94人，次年会试80岁以上77人；嘉庆七年（1802）参加会试的举人70岁以上有180人，95岁以上6人。因此，王定保的诗中有“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虽说的是唐代，但有代表性。会试是正考第二级，每三年在京城举行一次。时间是二、三月，又叫春闱，只有举人与国子监生才有资格参加。会试中被录取的称为贡士，第一名称为会元。殿试是国家最高级别考试，考中者为进士，由皇帝主持，并亲自对考生考策问内容。策问仿佛今天的面试，由内阁议题，皇帝选定，以经义、政治、时事设问，举子作答。这一策问规定在四月二十一日举行。殿试考完三天后读卷官送前10名呈献皇帝，由皇帝确定名次，并召见这10人，名为小传胪。余下的也由皇帝定名次，由内阁中枢填写金榜，二十五日殿试揭晓，在太和殿举行名典礼，这叫大传胪。大金榜张贴在长安街宫墙上，观榜成了一道京城文化风景，也是举子们的生死劫门。所谓“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的后一句即指此。进士又分为一甲、二甲、三甲，一甲只有三名，第一名为状元，第二名为榜眼，第三名为探花。考中进士者除前三名外，还要在保和殿举行一次朝考。朝考由皇帝命题，由钦定大臣阅卷，然后分别排定名次。新进士中能成为翰林院庶吉士者又要在翰林院学习三年，通过严格考试后进行分流安排，优者留翰林院授编修编撰等职，其余分别授官出院，或任京官，或赴外地，至少任县一级官员。

周煌从涪陵酒店麻地坝双桂湾起程，经重庆、成都至北京，其间得通过多少次考试并一路过关，得经历多少次考试对精力和智慧的洗礼就可想而知了。他在乾隆元年考中举人，次年考中二甲进士，排名为新进士中第114名（据《周氏族谱》），并不靠前。但只有三年时间，即被授予翰林院编修，说明他在翰林院庶吉士期间名列前茅，因而受到乾隆皇帝的重视，为以后施展才华打下良好基础。家乡人对周煌崇敬是多角度的，关于他的民间传说有一大串，收入《涪陵民间文学集成》的有许多篇。人们津津乐道的是他做过嘉庆皇帝的老师，这当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周煌曾为我国外交事务尽心竭力，在关系国家主权方面做出过重要历史贡献，就鲜为人知了。

乾隆皇帝实际执政时间长达60多年，应算中国封建帝王中有所作为的皇帝之一。但他晚年也居功自傲，吏治松弛，政治昏庸，重用像和坤这样的大贪官，未能走出“前清后昏”的统治者延续了多少个世纪也无法克服的历史暗影。难怪何满子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批评道：“上世纪九十年开始泛滥的辫子皇帝热至今尚未退烧……几部既无学问、又无思想、更无文彩的大帝小说仍在畅销，确实令人惊叹清王朝的圣祖仁宗们遗泽深远——倘要直说，则是盘踞在国民性中的奴性顽固。”这其中就有乾隆皇帝。乾隆一生中确有值得称道的文治武功，在平定边疆地区叛乱方面做出了巨大成绩，维护了国家统一并开拓了广阔的疆土。他先后派重兵平定大小金川土司叛乱、西藏叛乱、新疆准葛尔叛乱，使当时的疆土形成这样的格局：东北到外兴安岭、库页岛、鄂霍次克海，西北到巴尔喀什湖、葱岭，北到恰克图，南到南沙群岛，奠定了中国今天的版图框架。乾隆文化水平很高，能诗善画，精于骑射。在他的统治下，完成自顺治帝开始编撰的《明史》和康熙下令编写的《大清一统志》，他本人下令编成《续文献通考》、《皇朝文献通考》、《大清会典》等100余种价值很高的书籍。尤其是编成了《四库全书》，收纪经、史、子、集书3461种，保存了大量古籍文献。他自己创作的诗词多达4万余首，算得上是个多产作家。但数量虽多，质量不够高，后人编的清诗选本都不收他的作品，比如《中国文学史》、《清诗别裁集》、《明清文学史》均未提及一首。他在大兴文字狱，残酷镇压知识分子方面，也是非常厉害的。康熙兴起清朝文字狱，一个《南山集》案就连株300多人，但处理较宽，只杀了一个戴名世。乾隆则制造了130多桩文字狱，动辄杀人。据《吴英拦舆献策案》记载，吴英是个60多岁的老秀才，只向地方官员拦车投递策书一本，内容多是为地方官建言献策，比如减免钱粮、增设义仓、革除盐商私弊、禁止种烟等兴利除弊之事，丝毫无违逆字句，结果抓起来杀掉，判词为：

“吴英生逢胜世，现列肢痒……不知安分，妄递策书……虽非怨望诋毁，但语涉轻悖……核其罪情，实属重大，未便稍宽。吴英应比照大逆例，凌迟处死。该犯之子吴简才、吴经才，胞弟吴超、胞侄吴逢才、吴栋才，均现年十六岁以上，应请照缘坐律以斩立决，先行剌字……，该犯继妻金氏、妾蒙氏、马氏并幼子懋才、张才，幼儿亚宣、亚二、亚儿，幼侄伟才、观奇、亚三俱仍照律发放功臣之家为奴。”

看了这份判词，可窥见乾隆收拾敢于发表自己见解的知识分子的残忍。据统计，乾隆皇帝制造的文字狱占了整个清代文字狱的80%以上。乾隆晚年还沾沾自喜于其文治武功，自称“十全老人”。他确有一句顶万句的权威，臣民只有山呼万岁的份儿，哪还敢说半个不字？难怪龚自珍在《咏史》中叹道：“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粮谋。”

都说伴君如伴虎，周煌为乾隆的文化重臣，更应谨小慎微，巧于周旋，从容应付各种复杂局面。稍有不慎，有人打小报告，参奏弹劾，后果就十分悲惨。雍正皇帝坐龙椅只有13年，总结的人生经验是三字“为君难”，并为此留下一方篆书“为君难”玉玺图章。那是高处不胜寒的心灵图语，若有人感叹“为臣臣难”“为民难”，更有普遍意义。其实周煌为官48年，并非一帆风顺，乾隆46年（1781）有人反映他此前到四川缉办“啯匪”不力，乾隆降旨严究，官阶削为三品，从宽留任。周煌于乾隆三十八年至乾隆四十一年间，先后三次赴四川壁山、蓬溪、大足办案，时有裁断明允之誉，但不能保证没有失误。在出任山东、云南、福建乡试考官、会试总裁、顺天乡试同考官，再为江西、浙江提督学政过程中，也遇到官僚派系复杂，面临诸多请托之事的纷扰，得罪过一些京官和地方官，某些谗言，也会传进朝廷。何况周煌与何坤这个大权奸共事达10年之久，和坤是满洲正红旗人，在出身份上占优势，又是乾隆信任的户部待郎兼军机大臣，凶焰逼人，汉族高官，动辄获咎。周煌等人得时刻悠着点儿，弄得不好，脑呆掉了还不知道怎么掉的。因此，在朝廷混饭吃，真还要有点儿政治智慧呢。史料记周煌“仪体伟岸，声如洪钟，与人交无款曲耳语。遇有不可面折，无所避退，未偿非毁人。合于君子三爱之容，故望者或以严毅难犯，而天下之人咸知其坦怀。”这当然是溢美之辞，不足全信。但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周煌的为人处事风格。周煌在仕途中有起有落，有宠有辱才符合实际。至于当嘉庆皇帝的老师，也非易事。要知道乾隆不仅文治武功皆行，生育儿女也是行家高手，他一大堆儿女，团拢来足可以编成一个加强排。皇子是龙，公主是凤，按帝王愿望，龙飞九天，凤翔高枝，因此这一大串儿女的培养教育，未尝不是乾隆皇帝的一桩心事。何况在皇子中还要选择最佳的接班人，一代传一代，才能确保江山稳固，以图万世基业。嘉庆皇帝是乾隆第15子，至于乾隆为什么前14个儿子都不选，只有他本人知晓。对于选取谁来教育这堆儿女，皇帝佬儿自有他的标准。估计学识渊博是一个必备条件，而为人方正，举止大度，言谈儒雅，也是万万不可少的。这就是时下耳熟能详的德才兼备吧。周煌能被乾隆选中为皇子教师，可见周煌在乾隆心目中中的形象颇佳。清代的教师分成授业师、问业师、授知师、保举师、拜门师等类，而皇子的老师除了传道、授业、解惑以外，还要注意治国安邦品行和能力的培养。皇子的师傅也不止一个两个，而是一个教授班子，亲自教过嘉庆皇帝的，至少还有一个朱珪，“身先节俭，崇奖清廉”就是朱老师的功劳，还不能算在周煌头上。而周煌是皇子总师傅，是老师的班头，似乎比别人又胜一筹。可惜周煌并未等到嘉庆帝登基就死了。死后11年嘉庆才坐上龙椅。按俗话说，周老师并未享受到学生皇帝的福，当然也是憾事。但乾隆对他恩宠有加，也就足够了得。嘉庆在位25年，死于61岁。他勤谨守成尽心竭力，敢于大刀阔斧整治吏治，在乾隆死后第六天，就对大贪官和坤予以打击，说明他还是有胆有识有魄力的。他五十大寿、六十大寿均拒绝给他送礼，也禁止民间为他祝寿而大规模演戏，谨遵老师的教导“身先节俭，崇奖清廉。”但他的文治武功就远不及康熙、乾隆了。清王朝开始走下坡路，此后几代皇帝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苦撑危局100多年，一代不如一代，终于在上世纪初寿终正寝了。

真正值得纪念的，应是周煌出使琉球国。乾隆二十一年（1756），清政府继承明代外交惯例，对孤悬于台湾与日本的之间的藩国琉球国派出第五次册封使节，本次使节由两位大臣担任。一位是满洲镶白旗人、翰林院侍讲全魁，册封为大清国中山王正使；一位是四川涪陵人，翰林院编修周煌，册封为中山王副使，奉诏带队出使琉球国。这是一次异乎导常的海上旅行。那时的交通比较落后，这次往返耗时一年多。返回北京后，全魁这位一把手似乎没留什么著作，周煌的从客王文治也只留下一部诗稿，名为《从客王梦楼诗集》，而周煌却留下非常重要的文献《琉球国志略》。两百多年过去了，因我国和日本为钓鱼岛等诸岛屿的领土主权争端，如今屡次被我国高层领导和外交人员提及，不仅在前几年我国外交部一份白皮书中引用《琉球国志略》的有关段落文字，包括周煌的出访日记，作为钓鱼岛列屿自古以来都是中国领土的有力证据之一，而且成为中外东亚史专家们研究那段历史和绘制航海地图的重要参考资料。从明代洪武五年（1372）起至清同治五年（1866）止的454年间，明清两朝共委派册使和专使前往琉球国共有31次，其中明代22次，清代9次，大约每隔15年都要派一次使节去一次琉球国。当时琉球国和中国是藩国和宗主国的关系。

那么琉球国是个什么地方？为什么中国历代王朝都如此重视？琉球国与钓鱼岛又是什么关系呢？

“琉球国者，南海胜地也。钟三韩之秀，以大明为辅车，以日域为唇齿，在此二间涌出蓬莱岛也。以舟楫为万国津梁，异产至宝，充满十方刹，地灵人物，远扇和夏仁风------”这是琉球“万国津梁钟”上的一段铭文。现保存在日本冲绳县立博物馆。大钟铸造于1458年，距今已有5个多世纪，据说原本是悬挂在琉球王国首里城正殿门前的。琉球国是大海中的岛国，南连台湾，东北与日本九洲相望，呈队形分布于东海海域。早在公元14世纪，世界大航海时代还未到来之前，琉球商船已经冒狂风巨浪之险，往来于东亚各地。明洪武五年（1372），琉球已成为以明朝为宗主的朝贡及贸易成员藩邦。明宣德四年（1429），尚巴志统一琉球后，这种东亚海国的“万国津梁”地位进一步凸显。据《明史》记载，东北亚、东南亚诸国向明朝皇室朝贡的次数为：日本为19次，朝鲜30次，爪哇37次，安南89次，而琉球一国达171次之多，几乎是上述各国的总和。朝贡是藩国对宗主国的效忠行为，同时也是贸易行为。中国有句古话，叫做“来而无往非礼也”。既然他们忠心耿耿地来朝贡送礼，那么朝廷也会厚待这些藩国，回去时一定会得到丰厚的回报。这样互通有无，贸易也在其中了。琉球国也在其中了，琉球国商船经常出没于中国福州、朝鲜斧山、以及泰国、越南、马六甲、苏门答腊、瓜哇等各地港口,贩卖象牙、香料、丝织品、瓷器、刀剑、珍珠等。“以舟楫为万国津梁”意思是用船桨作为通往各国的桥梁。”这句话概括了当年琉球国人的远大抱负和思想境界，也是开放胸怀和商贸立国的真实写照。琉球人勤劳、勇敢、民风淳朴、诚实守信。后来西方殖民主义者萄萄牙人占领马六甲后，很快发现了琉球国。在佩雷斯《东方诸国记》中曾这样描述琉球人：“正如我们（欧洲）列国谈论米兰那样，中国人和其它所有国家的人都谈论琉球人。他们为人正直，不贩卖奴隶，即使用全世界来交换，也不肯卖自己的同胞，宁死不肯。”然而，公元1511年葡萄牙舰队消灭了马六甲王国，此后又在瓜哇、苏门答腊等地兴建商馆与要塞，霸占了海上贸易大市场，东南亚海域中再也见不到琉球国船队的帆影了。琉球国的富庶和海洋交通的战略地位，引起了东北日本人的觊觎。1609年3月，日本萨摩藩派遣桦山久高为大将，率军入侵琉球。阴毒残暴的日本集体式劫掠强盗行为在这个太平洋岛国疯狂地进行着。据《琉球渡海日记》记载，光是给抢夺到手的琉球奇货珍宝打包就用了10多天，这些价值连城的珍宝被运回了日本。琉球人遭到了灭顶之灾，国王尚宁被押向名户。但日本人慑于海那边的宗主国明王朝的强大影响，加之国内各派军政势力互相掣肘，不得不把吞进口里的琉球重新吐出来，作出了维持琉球王统的决断。一年后，琉球成了两属局面：一方面，它被日本萨摩藩占领，另一方面，它仍保持与大明王朝称臣纳贡关系，不过琉球国对中国的朝贡贸易得由萨摩藩管理了。1875年，是日本明治政府对外扩张的开始阶段，松田道之亲赴琉球，进行了一系列侦察、拉拢、颠覆准备活动，1879年，还是由这个松田道之领队，派军队、警察冲入琉球。这年3月27日，宣布废除琉球藩国，置冲绳县。.5月，由日本政府派出的第一任县令锅岛直彬走马上任.日本终于将琉球国纳入了自己版图，而这一年是清王朝的同治五年，这时清王朝已经处于内忧外患风雨飘摇时期,离王朝覆灭只有30余年了。正如《红楼梦》中的贾府，“外面架子虽未甚倒，内襄却也尽上来了。”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都难保，哪还顾得上远在东海中的小藩国呢？

而钓鱼岛列屿属台湾附属岛屿。在台湾岛东北180公里处，面积约5平方公里，它和琉球群岛之间隔着2000米以上的深海沟，是我国东海著名渔场。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被中国先民探险发现，命名：“列姑射”。《山海经•海内北经》记载，“列姑射，在海河州中”。所谓在海河州中，即指列岛在海洋大河之中。海河州指黑潮流带。它像一条大河。黑潮的宽度在30——60海里，其流量相当于1000条长江。可见海中黑潮之汹涌澎湃，气吞万里的壮阔景象。到汉代，中国已接纳台湾东侧，琉球宫古八重山列岛至姑米山西侧黑水沟两侧边二十余国（汉书•地理志）。三国东吴大帝时代，为征“夷州（古琉球，今冲绳）于公元230年（黄龙二年）有甲士万人”往返于中国大陆至琉球的水道。隋朝先后两次派遣水军招谕琉球，正式命名为高华屿。宋代，改高华屿为钩鱼屿。元代多次派大臣招谕琉球，调查“海道利病，水势地利”。至明清两朝，共31次派封使臣去琉球藩国，都要经过中国黑潮西侧的钩鱼列屿。明册封使臣陈侃（1534）、郭汝霖（1561）、谢杰（1579）、夏子阳、王士祯（1605）、杜三策（1633），清代册封使臣汪楫（1683）、徐葆光（1719）、周煌（1756）等实际考查和留下的著作，都把钓鱼岛列屿与琉球诸岛的分界线描述得非常清楚，即以黑潮为分界线，钓鱼岛是中国固有的领导土，属于台湾岛的附属岛屿，既与古琉球国无关，更与日本无关。尽管在历史变局中，19世纪初叶日本把古琉球国吞并了，成了今天的冲绳县。但钓鱼岛主权不容置辩。

贪得无厌的日本帝国在推行舆图窃土政策方面得寸进尺，得陇望蜀，近200年来，干了许多不顾历史事实，也违反国际法的罪恶勾当。它们不仅在历史教科书中对琉球国历史进行篡改，如1969年出版的《日本地理》、《冲绳图》等，都把中国固有的领土钓鱼岛纳入其“西南诸岛”范围，否定2000多年来琉球与中国的海界以黑潮海沟为分界线的基本事实。还在各种外交舞台，肆意歪曲真实历史对中国进行攻击。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大陆和台湾两岸同胞,为捍卫钓鱼岛领土主权，政府和民间对日本侵略行为都进行了长期的坚决斗争。围绕钓鱼岛列屿争端,中国人民历来态度坚决，寸土不让。近些年来，这一争端还在中日两国间马拉松式地进行着，看来还得长期进行下去。笔者草拟本文时日本和韩国正为不足一平方公里的独岛(日本称之为竹岛)的争端剑拔弩张,引起全世界热切关注。韩国总统卢武铉表示,为保卫领土主权不惜一切代价。其时代背景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各国新一轮的竟争，将是争夺海洋的竟争。钓鱼岛列屿的争端，关涉国家利益与民族尊严，非同小可，事关重大，绝不可小觑。

回头再说周煌那次出使琉球国。据周煌出使日记记载，乾隆二十一年（1756）五月从北京出发，“六月初十日出五虎门，十三日已见琉球姑米山。”“乾隆二十二年（1757）正月二十八日登舟……二月初五日……夜过沟祭海。”这个海沟，即黑水沟，据周煌从客王文治《渡海吟》中黑水沟深似墨，浑沌如游邃；古写道：“初玄黄不辨乾坤色,那须燃犀更照耀；飒飒阴风战毛骨，方知中外有分疆；设险唯天界殊域,我闻百川万派清浊殊于廓。”诗中所写“界殊域”，实指古琉球国和中国的疆界在黑潮沟。据《涪陵市志•人物篇》记载，周煌在海上历尽千难万险，抵达琉球，以7个多月时间，详尽考察琉球山川地理、经济文化，归国后撰写成《琉球国志略》16卷，后由武英殿排印颁行；又绘《登舟图》一卷，时乾隆十五子（后嘉庆皇帝）和钱塘陈兆伦、新建裘日修、金坛于敏中、武进钱惟城、嘉兴钱陈群等一批皇帝贵胄和知名文人在图上题诗留墨。《登舟图》又称《使琉针路图》，该图作为《琉球国志略》的卷首本进呈给乾隆皇帝阅览。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研究员鞠德源的专著《钓鱼岛正名》说：“周煌所说（即《琉球国志略》）的琉球地理位置、周围环境及北赤道洋流之黑潮及‘黑水沟’以东之海域；所谓‘闽海’，原指中国东海，包括黑水沟及黑潮以西之海域。所以，周煌的琉球说，从宏观上区分出‘闽海’与‘球阳之海’，更强调明确‘黑水沟’是中琉两国自然存在的国家疆界。”

关于周煌所绘的《针路图》，鞠德源指出：是我国现存的历史文献中，历代使琉航海图中最有实证价值的一幅。此图是周煌使琉归来后，按照海上的往返所经历的海山岛项，逐一作了修正，重新绘制成的《针路图》。《针路图》即航海图，始于明代《顺风相送》一书，该书首载《福建往琉球针路》。以后有明代慎懋赏作《福建往琉球针路更数》、《大明往琉球针位》；明代郑若增著《福建使往日本针路》；清代顾炎武作《海道针经》；清代华裔学者程顺则作《福州往返琉球针路》，清徐葆光著《中山传信录》针路图等多种。在周煌以前的几届册使赴琉球，都是预先绘制《针路图》，航行之际，按图上预先设定的针位方向、行船更数（时间），来检验航海里程。由于在实际航海过程中，受风浪、风向、波涛、海流等多种因素影响，以及夥长所用针位等变化，常常与预定针路相偏移。因此，实际海上位置按那些针路图计算是不准确的。而周煌绘制的针路图，则吸取以前册使用卯太多的教训，排除前人程顺则《指南广义》的误差，吸取前使夏子阳、汪楫的经验，指令本船夥长“敬谨遵用”夏、汪之针路，从福建五虎门开洋起程，经三天航行直至琉球国属的姑米山。从琉球返回福建时，也循预定针路航行，中间虽有寄椗停航，但航线几乎没有偏离，按计划返回。所以，周煌所制针路图，是按照实际航海针路绘制，具有典型意义。对于研究中琉两国的海上自然分界具有非常重要的实证价值。难怪我国外交部的白皮书，也要引用周煌的材料，就不奇怪了。

周煌的《针路图》绘制精密，数据准确，将此次出使琉球往反路线，准确无误地标于是图中，并作文字记载：“去程：自五虎门开洋，乙辰针六更，单乙针五更见鸡笼山，又单乙针七更见钓鱼台，又以单乙针五更见赤洋，又单乙针九更过沟、甲卯针二更见姑料山南。自姑米山经马齿山至那霸港针路，因封舟遭风触礁而省载。归程：自那霸港出洋，又乙卯针三更见马齿山，午针出安护浦，辛针三晚过姑米山，甲针十更，又辛针六更过沟，又辛针十三更洋面寄椗，未针四更见南杞山，辛针七更罗湖下椗，申针定海下椗，入五虎门。”中国与琉球之间的海上自然分界，关涉钓鱼岛列屿的主权问题。钓鱼岛列屿位于黑水沟以西，而琉球国则位于黑水沟以东。据周煌《琉球国志略》卷五云：“（琉球）环岛皆海也。海面西距黑水沟，与闽海（即中国东海）界。福建开洋至琉球，必经沧水，过黑水，古称仓溟，溟与冥通，幽元（玄）之义，又曰东溟。”据周煌的《中山赋》又说：“于时百越之表，大壑之东，国曰琉球。”其实，关于“大壑”的记载，始见古籍《山海经•大荒东经》：“东海之外有大壑。”后又见《列子•汤问篇》：“渤海之东，不如其几亿万里，有大壑焉，实惟无底之谷，其下无底，名曰归墟，即此壑也。”这大壑，其实就是今天人们普遍知道的琉球海沟，也叫马利亚纳海沟，其最深处达11000多米，如果把珠穆拉玛峰填下去，珠峰顶也会没入海平面2000多米以下。古人称无底，其实有底。周煌的航海日记和《针路图》之所以珍贵，就在于详实记载了往返琉球至福建的两次过海沟的航船更数，即去船九更，相当与540里，归程过海沟六更，相当与360里。这两者差距是因往返船行不同路线，穿越海沟位置一南一北造成的。从针路图上看出，周煌去时走的南线，返时走的北线，往返两端连线恰成仿棰行状。另一个原因是。在海上过沟，要举行隆重的祭海仪式，耽误航行时间也有不同。每个册使选择过沟的时间、方位，受风浪影响，也有所不同，如遇台风，偏离航向，则将无法按计划举行祭海仪式。据乾隆二十二年（1683）册使汪楫的《使琉球杂录》可以窥见祭海仪式隆重庄严状况；“二十五日……薄暮过沟。风涛大作，投生猪羊各一，泼五斗米粥，焚纸船，鸣钲击鼓，诸军皆甲露刃，俯舷作御敌状，久之始息……食之，复兵之，恩威并济之义也。”祭海仪式今天看来，某些人最喜欢扣一项“封建迷信”的帽子，甚至进而指斥那些饱读诗书的封建官吏太愚昧无知，将生猪活羊白白丢进汪洋大海，把五斗白花花的大米熬成的香粥倾进波涛，是极大的浪费，不符合节约型社会的要求等等。但对历史，我们还是多一份尊重和理解为好。当年的祭海仪式，是沿海渔民普遍的民间祭祀活动之一，饱含着对浩瀚无垠大海的敬畏和感恩。这和内地民众祭天地、祭神灵、祭五谷是同样的情感。对自然的敬畏总比破坏好，想想我们毁林炼钢，围海造地、移山垦田吧，谁是值得肯定的呢？人对自然界的贪婪掠夺，造成环境恶化、空气污染、风沙肆掠，瘟疫猖獗，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事实。而清朝册封使臣出使琉球的过沟祭海仪式，除了民间祭海表达的情感外，更重要的是，用以培养增强赴琉官兵和使团全体成员的神圣国土观念和明确的疆界意识。不在福建出海时祭海，也不在琉球国祭海，而偏偏要在穿渡最凶险、最艰难的黑潮海沟祭海，其用意不是太明白了吗？明清两朝共31次册封使节出使琉球的外交活动中，祭海仪式始于乾隆二十二年（1683）的汪楫。此后，历届使节都沿此例，周煌也不例外，严格遵守“过沟祭海”制度。因而在《琉球国志略》中有“二月初五日……夜，过沟祭海”的记载。

册封使臣出使琉球藩国，是明清两朝延续了500余年的外交大事件，而周煌参与了这一奉命出使活动。有人留下诗词，有人留下了日记，有人留下了针路图，有人留下了感喟。按说这31次外交使节，都是选的朝廷重臣、能臣。周煌以副使身份，留下了宝贵的《琉球国志略》，重新绘制《琉球国都图》和《琉球国全图》、《针路图》、《海上日记》等多种文献，现存故宫博物院。其中有些文献，在两百多年之后的今天仍在发挥巨大的外交作用，这是难能可贵的。册使琉球，是一项庄严的苦差事，主要是海上航行风云变幻，大浪暗礁，前途叵测，随时都有倾覆灭顶的危险。据《涪陵市志•人物》载，周煌等人的船“至姑米山，飓风大作，三昼夜不息。船在剧烈的颠簸中触礁撞损，海水涌入，同船人皆登岸避险，周煌则因有诏书在船，始终不愿离去，最后居然侥幸全生。后周煌以为这是祈祷妈祖救助的结果，奏请乾隆皇帝降旨加封妈祖‘天后’封号”。查由周煌的儿子周兴岱、周兴峄等人的《显考海山府君行述》对海上遇险那段历史更逼近真实：

“上命府君与侍讲学士全穆斋（即全魁）先生充册封（琉球）正副使，赐正一品麟蟒服。十二月升授右中允，丙子二月初四日，恭请圣训。召见蒙谕云：‘海行虽险，尔等心要诚，不可说苦。’次日，擢补侍讲。初九日，驰传出都，三月过杭城，闻天竺大士箴甚灵，正使全穆斋先生诣请兆，其词曰：‘有物不周、全须防损。半边家乡烟火里，祈福是安。’然府君不解其意，及归自琉球，以正月三十日开洋，是为祈福日。祈福者，琉球未奉到颁朔前所权行，时宪书中之语，姑米山遇风之事已兆于此矣。四月二十日抵闽省，六月二日恭捧诏勅登舟。初十日出五虎门开洋。十三日遥见琉球之姑米山，近山守风下椗。值连日波浪兼天，舟身震撼。二十二日东北风大作，护封二号船已漂没不知所向。接封大夫郑秉和请两使易小舟登岸暂避，府君惧惊众，不许。是夜，风转盛；二十三日愈甚。全舟簸荡，呕伏者相枕。郑秉和再请两使先登岸，府君谕以诏书在舟，岂容暂离？若奉以行，众将何恃？不如勿动，以安人心。有议以绳系腰，缒入小舟者，府君复力止之。二十四日台飓大作，碇索屡下屡断，众议以地多礁石，欲起帆随风漂流，底君以利害示之，问笺于神，神许以专泊此地，可保终吉。因谓之曰：风势如此不致逼山者，帆未起也。脱一起帆，瞬息齑粉矣。且柴蔬水米俱尽，开将何往？众议乃止。是夜四鼓，碇索十余皆断，柁走船底大木名龙骨亦触礁而折，底穿入水。时既昏黑，兼大雷雨骤集，帆叶树棚吹没殆尽。距岸约六七百步许，不得近，自分百不一生。俄顷，见神火飞向桅顶，桅顶焚招风旗而坠。又遥见海面一灯浮来，若烟雾笼罩状。舟人呼曰：天妃遣救至矣。须臾舟身直趋向岸，赖一礁石透入舟腹，舟乃不动，亦不沉。随令解放杉板小船下水，将渡以登岸。随从兵役争欲跃入弃官，以两使在大舟，禁不许先，且相与牵挽，浪来压船，危甚。府君趣放小舟，听兵役先渡，渡三返，府君乃正使捧诏敕节印从小舟登岸。府君念同舟二百余人，仰赖皇上如天之福，阽危获安，且颂天后感应神速，后每岁遇是日，必为汤饼会以答神祐、庆更生，率以为常。云登岸后，暂住姑米山，岛人日供蔬米为食，待琉球拨舟迎。载兵役二百余人行李漂失，府君虑其滋事，与正使严行约束，森然不敢犯。七月初五日，琉球国拨海船来迎。初八日抵其国，住天使馆。八月，行册封礼。球人更造新船报竣。于十月二十六日奉节印登舟。十一月初七日乘潮出港，午间遇飓不敢发。风信已过，波浪日恶，中山王遣陪臣仍清进馆，俟春信再行。十二月适二号船亦至。丁丑正月二十八日复登舟，三十日开洋。二月十三日进五虎门，抵闽省，驰驿回京，四月二十一日恭遇圣驾……”

这篇根据周煌出海日记整理的文章，比较细致地描述了册使琉球海上遇险的经过。周煌的纪实诗中有“一生九死寻常分，听到温沦泪不胜”之句。和现在保存在周煌墓牌坊上的“名留海国矢贤劳”都是记载这段历史的。周煌回京，给乾隆复命，说明海上遇险未能按期返京的原因。乾隆安慰一番后，感叹地说：“此自是汝等福命耳！”尤其是海上遇险，艰难竭蹶，乾隆也顿生悲悯之心，连说：“可怜，可怜。”他不仅同意给妈祖加“天后”封号，并指示周煌“兹当就耳目所及，对（历代册使关于琉球的记录）加以订正。务求征信，无事铺张。”周煌遵旨，“于往返途次及使馆余闲，随时采辑，回京后分门比类，为琉球国志略，书成缮录，并绘地图二幅，衔恩纪事、韵语二册，一并进呈。”于是，一本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的《琉球国志略》及《针路图》就这样面世了。也许周煌本人只是按乾隆的要求，认真完成一件职责内的任务而已，但他做事认真，一丝不苟，于是为后世留下了一份宝贵的历史地理宝书。而此书对国家主权，中国与日本的为钓鱼岛领土争端留下了铁证，有力驳斥日本那些窃土者的嚣张气焰。这是他始料未及的。个人的生命是短暂的，对历史长河来说，生命也许就像一颗流星，惊天一闪，就早已化成话齑粉隐没在浩瀚无穷的历史暗夜之中，除了被后世儿孙偶尔谈及外，就永远消逝了。但周煌被后人提及，尤其是被今天国家高层领导和专家学者屡屡提及，由此可见周煌的历史份量。在解放周煌的过程中，我还偶尔发现作为正使的全魁（穆斋先生）并未留下有价值的文献资料，除《琉球国志略》外，此次册使赴琉球，还留下了一部《王梦楼诗集》，是周煌的从客王文治作的，似乎也与全先生无关。大约历来一把手只管大事，不做具体工作，实事琐事均由副手承担罢。但历史永远只怀念那些做实事并给社会有进步影响的人。对那些尸位素餐，饱食终日，无所作为的大官小吏，历来是不屑的。老百姓缺少高堂上的话语权，但他们可以选择沉默，选择遗忘。这是权力也无法左右的铁律。全先生也是翰林院侍讲，按说也饱读诗书，册封受命使琉球，和两百余人同生死共患难，也还值得尊敬几分，顺记一笔。至于他老先生干过别的什么，我就不得而知了，恕我孤陋寡闻，得罪得罪。

本来是英雄不问出处，我们尊敬的农民起义领袖陈胜先生在2000多年前就喊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响亮口号，但涪陵这个较为偏远的地方一处更为偏远的长里麻地坝双桂湾出一个和乾隆、嘉庆两代皇帝关系密切的乡贤周煌，引起我对他家世环境和社会背景的重视，也妄图问问他的出处，了解他的成长片断。

周煌是那个时代的典型的乡村士子，由涪州麻地的双桂湾走向京城，其道路也并非平坦大道。在中国，乡土田园式的社会结构稳固性存在了数以千年，虽然其间有战争、天灾、瘟疫等突发性破坏，但总体是稳定的。这种乡村社会，既是广大黎民百姓赖以生存的家园，也是历代知识分子生命最原始的出发地和最终极的心灵故乡。乡土田园不仅岁岁年年出产五谷杂粮，也周而复始地孕育文臣武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贺龙、刘伯承、胡耀邦、邓小平……谁不是从乡村小院走上历史大舞台的？往早一点看，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张之洞、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孙中山……哪一个又不是起于乡村或根在乡村？当然，田园乡村并非都是田园牧歌，田园乡野不仅有春花秋月，更有阴雨朔风。如果我们稍稍留意，那些从小山村走向大舞台成为社会精英的，都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如果说乡村是沃土，文化则是阳光雨露，一粒种子下地，才能长成参天大树。迄今为止，还尚未发现，一个目不识丁的人可以雄踞政治历史舞台的范例。虽然有人借社会动荡和时代大潮乘机亮相，来几招花拳绣腿，卖几天羊头狗肉，但终究逃不脱历史的淘汰和人民的唾弃。例子多多，不胜枚举。另一方面，学历不等于能力，文凭也不等同才干，学历文凭并不等于思想道德水平。有人没读过多少书，但在一生中努力学习，与时俱进，也可以成为栋梁之材。

周煌是典型的乡村士子，从小受到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和家庭环境的影响熏陶，为日后的成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大背景看，康、雍、乾三朝100多年间，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伟大的《红楼梦》就产生于这个时代。据《明清进士题碑索引》，清代共录取进士27178名，在隋、唐、五代、宋、元、明清1300多年录取的进士中占了近1/3。国家大力培养人才，使用人才，激发了广大青少年热心学习，争取仕进的社会风尚。虽然大多数庶民为生计奔波，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但即使本人是文盲，也十分尊敬有文化的人。家家的堂屋香案，必有“天、地、君、亲、师”位；说到孔子、孟子，崇敬之情油然而生，也可一斑窥豹。从小环境看，周氏家族，自古为诗礼人家，确实印证了那句“要培养一个贵族，须三代人努力”的行话。

据民国二十七年《涪陵周氏家谱》载，周煌是北宋哲学家、宋明理学创始人之一周敦颐的第19代孙。周敦颐的《爱莲说》为中学范文，“出淤泥而不染”的名句几乎人人皆知。在涪陵北崖点易洞讲学著书的程颐及其兄程颢均是周敦颐的学生。周敦颐是湖南营道县人，官至大理寺丞、国子博士。著述颇丰，影响极大，为绵延中国数百年的程朱理学学派鼻祖，时人称濂溪先生。其子周焘做丰城令时家迁丰城，后人周纶任筠州知州，又家迁湖北孝感，历三世。元代至元年间周氏被封万户侯。后来周贞考中元末进士，随朱元璋平定天下有功，成为明代开国刑部尚书。周贞的两个儿子特修、是修共同在建文帝朝廷中为官，为礼部侍郎和南京主事。后遇永乐之变，篡夺皇位的朱棣杀了一臣不事二主的周是修。周特修的三个儿子良璧、良玉、良弼为避灭门之祸由麻城逃往四川涪州，更姓埋名为伏一郎、伏二郎、伏三郎。伏一郎居鹤游坪，伏二郎居白涛，伏三郎居云里相公堡，20年后才复姓。周煌为伏三郎后裔。其祖父周俨（墨潭）是康熙庚午举人；其父周珙（南梁）是康熙辛卯科举人，父子二人先生在湖北、贵州等地任过州县官吏。周氏家庭对子女教育很严，要求很高。从周俨拟定的家训之一《后裔四戒》中，可见第一条就是“戒不读书。”其中说：“古今之文教迭兴与家运亦然。智者读书则为真儒，为名臣；不读则流为机巧愚者。读书则知礼仪，远犯法；不读则终为强梁。盖别民为士，反邪归正者，此诗书也，读之可以化人品，亦可以化气质。”他写给周珙、周璇、周琬、周珣4个儿子的信中，处处谈读收写作之事：“每日读时文半篇，两篇一温；读古文一篇，三日一温；读朱注二页，三日一温；读经题三首，三日一温；间日作文一篇，须謄真完篇，请改正，勿捱至次日；日间看四书数章，须透彻熟记，三六九日作文两篇，须要完篇；初一十五看纲鉴数页或数君，须年月人名一一记清，互相口说以求其记熟；闲时写文章一篇或半篇，须字画工楷，勿舛错潦草。”这封信写于行旅船中，足见周墨潭对儿子读书学习方面的细致关心和殷殷希望。在这种家庭氛围中，孩子们以读书为第一要务，并父子相传，祖孙相递，一辈强一辈。到孙子辈周煌一代，已是同朝七进士，父子三翰林了。据粗略统计，从康熙年间周墨潭起至光绪年间周垣止，周氏一门出过7位进士，50多位举人，100多位贡生。如果加上明代相类人才，这更是一个祖孙相继的庞大知识分子队伍。这不仅在涪州，乃至更广的范围都是有典型意义的现象，值得认真研究。涪陵出一个周煌绝不是一个孤立现象，如果追溯到宋代的周敦颐，则是一个延绵了近800年漫长岁月的诗礼家族，到晚清才逐渐淡出历史文化舞台。我在欧洲考察时，惊异于意大利佛罗伦萨美第奇家族对文化艺术的巨大贡献，他们建成的众多文化设施成为文艺复兴时期的杰出代表，他们开放的眼光和博大的胸襟，对文化建设的崇高理想都是那些守财奴难以望其项背的。他们对人类历史的贡献有如阳光照耀欧洲大地。这个家族兴旺了300多年。虽然周氏家族的影响不及美第奇家族影响大，但出了那么多人才，而且就出在我们涪州大地上，他们的许多杰出人才幼年时期就在白涛江岸、珍溪彭家坝、蔺市梨香溪、同乐小坝、酒店麻地坝成长、读书，作为家乡人我还是认为一个延续800多年的诗礼人家是令人尊敬的。如今的周氏后裔何止数万计，散布在全国各地，其中出类拔萃的人才又何止千百计？只是在上个世纪中叶，不提倡续谱认宗，多数人只知前后三代，往上追根溯源，早已茫然一片迷雾了，不知是幸也不幸。梁启超认为，家谱是国史以外最详实的历史文献，是慎终追远，知我从来的族群记忆。当然今天修家谱要反对宗族势力扩张，以国家法律为归依。

涪陵的翰林坝就是周煌后裔的府邸。抗日战争中遭到日本飞机的野蛮轰炸，几成废墟。近70年的城市变迁，当年的翰林坝已逐渐被遗忘。周煌家族的辉煌岁月已离我们远去，除了明家乡的周煌墓以外，周氏家族的文化遗存除了在故宫博物院保留了周煌的几部著作外，他的家乡涪陵却越来越少。酒店麻地坝双桂湾周煌的祖屋还在，只是有些破败，找不到当年书香门弟之气象了，叫人顿生悲凉之感。不久前，得知在马武镇鹦鹉寺附近农民家里，发现周煌的祖父周墨潭写的一方碑引，名为《清赠光禄大夫太子太傅兵部尚书墨潭周公募备鹰舞寺引》，内容由周墨潭撰，由涪州举人石彦恬书，共600余字，也算一桩幸事。周煌对故乡是热爱的，在《奉使入川得告省墓还家日作》诗中写道：

“小筑新城背廓堂，得归恩许一旬强。亦知暂假非长假，已觉吾乡异客乡。老去心情关聚散，平生气谊属行藏。滋来莫漫留盟誓，早晚刀环乞尚方。”

在《予告归里纪》诗中写道：

“悬孤才感披恩光，弥指流年七十强。岂意初衣归祖道，更教画锦赋还乡。霰云湛露颂私第，旧秩新衔拜龙章。最是天颜容再觐，翠华行处赐荷囊。”

“衣香同惹御胪烟，南浦离情独黯然。真率最难忘旧侣，师资终自泰前贤。鸥边春雨临江驿，鸟尾秋风上峡船。莫道天涯从此别，年年荷杖壁翩跹。”

思乡、恋乡、归老还乡是周煌梦绕魂牵的诗歌主题之一。涪陵人对周煌也是崇敬的，建国前，每逢六月二十四日为“周文恭忌日”，纪念他出使琉球国海上遇险之事，城内要举行祭祀活动。为什么不纪念他作皇帝老师而纪念他海上遇险，说明百姓心中有一杆秤：社稷为重，君为轻。爱国主义历来是渗透在人民的灵魂中，远比喊大口号来得自然，来得实在。我们今天仍然热衷于一些轰轰烈烈的这样那样主题活动，往往是形式大于内容，过后就一风吹，很难在群众中形成自觉意识，在这一点上，我们还得向我们的祖先学习。尽管我们有些人早已不认祖先了，摆出一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天马行空我行我素的架势唬人，其实在百姓心目中，到底也没有把你看得有几两重。列宁说过：忘记过去就意味背叛，对历史文化我们还是多几分敬畏为好。当然，周煌不是完人，更不是伟人，但他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官吏，对朝廷尽忠职守，对国家有所贡献，就值得祭奠。

有道是，“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

历史的洪流永远在大浪淘沙，人民的选择永远钟情于那些为国尽忠、为民尽孝、泽被后世的人。（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