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一代抗日名将戴安澜将军的长子戴复东教授的办公室在同济大学南校区一幢综合楼的三层，这是同济大学高新建筑技术设计研究所的所址，虚岁80的戴复东教授正是这一设计研究所的所长。
　　戴教授是曾任第六至九届全国政协委员，1999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为了作好采访，我找来了一些有关他的音像资料，感觉到戴教授说话时总是脸带微笑，温文谦和，而且口齿特别清晰，用词也特别准确。原本想，“这毕竟是音像资料，制作过的。”
　　而见了戴教授，安静地在他对面坐下后，那个“原本想”就一点儿也没了。戴复东教授的言语与口吻似乎永远是那么的谦逊，让人感到一种平和的力量。
　　采访结束时，我提出要他几张不同时期的照片。戴教授陪着我请研究所的一个年轻人帮忙。与这小伙子说话时，他还是那样的言语，还是那样的微笑。
　　1942年，年仅38岁的戴安澜将军为国捐躯时，周恩来写下了“黄埔之英，民族之雄”的挽联。戴复东教授的一生，承继了父亲的风骨，忠于祖国，刚正不阿；而在工作中，生活中，他也一如父亲的习性，恭谦礼让，平平实实。

戴安澜将军和夫人及子女们

美国国会授权总统颁发给戴安澜将军的懋绩勋章

　　最后一面最难忘

　　戴复东教授说，他永远不会忘记，1942年的早春，在昆明与父亲告别的那个最后一面。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二次大战进入决定性阶段。12月23日，日机空袭仰光，拉开了日军侵缅的序幕。在缅的英国军队节节败退，不仅助长了日冠凶焰，而且使中国的大后方暴露无遗。“七七”事变以来，中国抗战后方所需的各种战略和民用物资，包括全部的汽油、煤油、橡胶、汽车配件和90%的药品、钢材、棉纱和白糖等都须从西方进口。如果日军切断滇缅公路，断绝中国同外部世界这唯一的联系通道，中国国内的各种战略物资储存最多只够维持3个月。为挽狂澜于既倒，中国政府决定派兵远征缅甸。戴安澜部受命于社稷危难之秋。1942年早春，行军千余公里，直抵缅甸同古城，顶住了北犯的日寇。
　　“那天，父亲特地从云南保山赶回昆明，与母亲和我们兄妹四人告别。他的车就停在路边，路旁是很大的一片稻田。父亲同我们话别后，就朝汽车走去。拉开车门时，他又回过头来，朝我们笑了笑，摆摆手，就上车了。这一走，就同我们永别了。”
　　戴教授告诉我，父亲戴安澜将军生平最恨的就是日本侵略者。他们兄妹四人的名字：复东、藩篱（女）、靖东、澄东均蕴含抗日救国之义。
　　“父亲当年身为师长，每月的收入还是比较多的。每次发工资他总要拿出一部分捐献给国家，一部分资助生活困难的部下。在他的影响下，我们兄妹四人从小就养成了勤俭朴素的好习惯。”
　　“父亲还十分反对特殊化。有一次我和妹妹去父亲驻地‘探亲’，站岗的士兵看见我们，立即立正敬礼。我们年幼不懂，不知所措。父亲看到后，连忙上前阻止。他告诉卫兵们，这是我的子女，今后他们和我的家属来，你们不要敬礼，直呼其名即可。”
　　我问戴教授：“戴安澜将军牺牲时，您才14岁。他给您留下最深刻的影响是什么？”
　　戴教授略微沉思了一会回答：“是我父亲对国家、对民族的一腔忠诚，义无反顾。所以我看问题，想事情，总是从大处着眼。只要是对祖国的建设与发展有利的事，我戴复东就必须去一丝不苟地做好它。”

　　要做对社会有益的人

　　戴安澜将军牺牲后，夫人王荷馨将政府奖予的特恤金20万法币悉数捐赠给了当时设在广西全州的安澜学校。戴夫人告诫四个孩子，要他们像父亲一样，靠自己的努力好好读书，长大成才，要做对社会有益的人。
　　“父亲牺牲后，我一直在贵阳的清华中学读书，这是一所很好的学校，很多有名的老师都是当年从北京、天津等大城市流亡到大后方的。记得在高中临近毕业的时候，有一次我运动时受了点伤，到卫生室去包扎一下。学校的校医是校长的夫人，平时很关心我们。她问我，戴复东你考大学的系定下来了吗？我说，还没想好。她就说，大多数同学都有方向了，你得赶快决定啊。我告诉她，我就是喜欢画画，但画画不好作为固定职业，最理想的是学读工科。我还对她说，因为自己是长子，所以要抚养母亲，还要照顾弟妹呢！”
　　“这时校医好像突然发现了什么似地对我说，那你学建筑吧！学建筑一方面可以为社会和国家所用，另一方面它同画画又有天然的联系，你可以继续自己的爱好嘛。”戴复东感慨：“经她这么一点拨，我真有茅塞顿开之感啊！”

与李国豪教授亲切握手

    这是整整60年前的事。今天年近八旬的戴复东教授讲给我听时，我怎么感觉都好像在听人讲一件昨天发生的事。他的言语一点儿也没停顿，他的记忆一点儿不含糊。我想，之于戴复东教授，这些回忆都是刻骨铭心的吧！
　　1928年的夏天，戴复东考入了国立中央大学建筑系。20岁的他，风华正茂地从贵阳来到了南京，开始了为期四年的大学生活。

　　大卧室的主人原来是毛主席

　　1952年，戴复东大学毕业后，国家把他分配到了同济大学。从此，他就再也没有离开过这所著名学府。
　　作为著名建筑学家，戴复东教授半个多世纪里，主持设计了近百项工程，留下了许多经典佳作。谈起他早年设计的武汉东湖梅岭工程，戴复东觉得其中的“曲折”特别有意思。这是一件令他难以忘怀的“建筑”。

1986年4月第二次访美时与华裔建筑大师贝聿铭共进茶点

    武汉东湖的梅岭工程，是湖北省委招待所的一个项目。1958年，梅岭工程的项目负责人——一位在战争中失去左臂的英雄军人，带着图纸到上海来听取意见。同济大学建筑系的领导在讨论梅岭工程方案时，把30岁的戴复东也带去了。
　　“当时自己年纪轻，看到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就脱口而出了。不想过了些日子，系领导把我叫去说，梅岭工程的项目负责人，想让我重新设计方案。我当即表态，这怎么行？人家施工图纸都已经画好了，只是来听听意见。我们怎么能夺人所爱，去干这种不符合职业道德的事！”
　　“又过了几天，想不到上海市委领导做出决定，要求同济大学设计这一项目。我不能违背市委的指示，只得服从决定。”
　　“武汉省委招待所的一个普通项目，怎么会惊动到上海市委的领导呢？”记者颇为不解。
　　“当时我也不太明白。后来才知道，这个工程项目不寻常。学校系领导派我和我的妻子吴庐生（现为国家工程设计大师、同济大学教授），以及傅信祁先生（现为同济大学教授），一同到武汉，做现场设计。”戴复东今天仍然清晰地记得，当年工程的项目负责人这位令人尊敬的“独臂英雄”，要他设计一间长8米、宽8米、高4.5米的大卧室。“这么大的卧室人住得会不舒服的！”戴复东反复向他解释自己的看法。但“独臂英雄”要求戴复东必须执行他的“命令”。
　　有天晚上，“独臂英雄”请戴复东他们去看戏，戴复东一到小会堂里就发现，怎么前面七八排都空在哪儿？他再往中间一看，只有一个人，啊！是毛主席。戴复东在电影里看到过毛主席鼓掌的样子，现在坐在中间的毛主席正在为演员们鼓掌呢！真的同电影里一模一样。“当时我们好激动！眼睛睁得大大的，生怕把什么看漏了。看完演出，毛主席就从我们的身旁走过。我们几个年轻人真的是屏住呼吸了。”
　　“过后，‘独臂英雄’对我们说，明白了吗？这间大房子就是为毛主席建造的。从此以后，大家就再也不和他争辩了。”
　　让戴复东今天依然津津乐道的是，梅岭工程坐落在一个坡地上，他的设计依地就势，具有自然形态，整个房屋构造，与当地的原生环境浑然一体。在内装饰上，他们也就地取材，墙壁就用当地的山石垒成的，又好看，又环保，而且富有地方特色。地板的图案戴复东也别出心裁地用原木材踞成一片一片的木片拼装而成，看上去就仿佛身处森林环境中。“后来听人说，毛主席还挺喜欢这种形态的地板。”
　　由于这座建筑的特殊性，当年梅岭工程落成后，作为设计者的戴复东却无缘一睹建筑的风采。好多年后，在毛主席逝世后的1978年，戴复东和他的夫人吴庐生才以一个普通游客的身份，第一次仔仔细细地“参观”了自己心爱的“作品”。
　　“毛主席晚年常来武汉，有很长一段时间就住在梅岭工程的这间大房间里。”戴复东告诉我。

与夫人吴庐生教授在一起讨论设计方案

    戴安澜将军为国捐躯的时候，毛主席写了一首五言挽诗：“外侮需人御，将军赋采薇。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罴威。浴血东瓜守，驱倭棠吉归。沙场竟殒命，壮志也无违。”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对戴安澜将军的敬重。
　　我问戴教授：“毛主席知道他喜欢住的这间房子是戴安澜将军的长子设计的吗？”
　　戴复东回答：“应该不会吧！当年那样的一种政治气候，谁会把这种‘细节’告诉给他听呢！”

　　“懋绩勋章”借给了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1983年，戴复东被公派至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建筑与规划研究院作访问学者。
　　1984年春天，华裔建筑大师贝聿铭先生获得了普利兹克奖(建筑学界的诺贝尔奖)，他用这笔奖金设立了一个在美华人学者奖学金，每年奖励一名。戴复东有幸获得了第一届奖学金——2000美元。于是，他喜出望外地用这笔奖学金作了一次环美旅行与参观。戴教授独自一人乘美国灰狗汽车公司的长途汽车，晚上行车睡觉，白天参观城市。从纽约出发，在美国整整兜了一圈半。他考察了美国本土32座城市、北部大草原、西海岸森林带、迈阿密海滩、迪斯尼乐园、尼加拉大瀑布……尽管途中经历了几乎丧命的危险，但是这一切毕竟令他大长了见识，并由衷地感悟到：建筑是一项为人服务的学问。建筑师只有真正热爱人、关怀人，才能使建筑环境为人服务得更好。戴复东所长期崇尚的“现代骨、传统魂、自然衣”的建筑思想得到了空前的巩固。
　　在美国一年多的访问，还有一件让戴复东喜出望外的事是，当年美国政府授予他父亲的“懋绩勋章”，又失而复得了。
　　戴安澜为反法西斯斗争事业捐躯后，1942年10月29日，美国国会授权罗斯福总统，将专门授予二战中外国同盟军杰出将领的懋绩勋章，颁发给戴安澜将军。戴将军由此成为第一个受此殊荣的中国军人。
　　这枚勋章在“文革”中被毁了。戴复东的全家希望他在访美期间能设法弄一张勋章的照片和证书复印件来留作纪念。“到了美国后，我一直在想，怎样办成这件事呢？有一天，我突发奇想，我在美国又不认识什么官员，我就写一封信给里根总统吧。看看运气了。”他就把一封写着“华盛顿、白宫、里根总统收”字样的信封，扔进了学校旁的一个邮筒内。
　　大约两周后的一个下午，戴复东从市区回学院上课，办公室的秘书告诉他，美国陆军部寄给他一封挂号信。他很有点吃惊：“美国军方怎么会寄挂号信给我呢?”打开信后才知道是美国陆军副总参谋长帕特里克将军代里根总统回的信，信中说查看了历史档案，当时美国政府确实曾向戴安澜授予了“懋绩勋章”。因此，除寄给他历史档案复印件外，重新补发一张证书，并决定再由有关单位重新铸造一枚勋章补给他们的家属，不日即可寄到。
　　这封信令戴复东大喜过望。当晚，他乘兴填了一首《忆秦娥》：千般憾，宝章不翼肠愁断。肠愁断，魂萦梦绕，暮思朝盼。“懋绩”再铸光华艳，斯人惠我酬衷愿。酬衷愿，时空纵阻，友谊长灿。

1997年在自己设计的河北省遵化市国际酒店前留影

    戴教授带着父亲的懋绩勋章回国后，全家人都为勋章的失而复得高兴。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有关同志也特地从北京赶来向他们表示祝贺。同时，也让戴复东家族颇为犯难的是，军事博物馆的同志提出这枚勋章是否由他们来保管。“我们兄妹几个包括我的太太和子女们反复讨论，大家认为，国家要展出这枚勋章，当然是件好事，戴家理应全力支持。但这枚勋章又寄托了子女们对父亲的一片深情。最后全家作出决定：勋章的属权归戴家，勋章长期借给军事博物馆展出和使用。”戴复东说，对于戴家的“决定”，军博也表示十分感谢。

　　诗化了的“北斗山庄”

　　山东威海市的荣成从前是个穷地方，改革开放以后，他们富了。不少人觉得原先用海草苫屋顶的那种海草房是破草房，有钱的换上了瓦片房，更有一些人要把这种海草房统统推倒重来。
　　一次，戴复东来到山东半岛，在风平浪静的沙滩边他看到了不少被海浪卷上来的海草。老乡告诉他，这就是当地老百姓用来苫屋顶的海草。用这种海草做屋顶，不仅冬暖夏凉，使用寿命可长达几十年，而且它还不燃火，建造房子特别安全。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戴复东挺起身，朝远处望去，辽阔绵长的海岸线漫布着一团团一缕缕的海草，似乎无穷无尽，看着看着，他陷入了深思：“这些都是建筑师的宝贝啊！富起来的当地人，怎么会想到要抛弃它呢？”戴复东向当地政府建议，要花大力气保护这些有地方特色的建筑，并愿意为当地再设计一些新型的“海草屋”。
　　“我设计的这些新型‘海草屋’，最初在当地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一些人不理解说，我们住了几辈子的‘海草屋’，现在有钱了，怎么还要一直住下去！”戴教授告诉我，荣成市的常委班子还开会讨论了他的设计方案。最后是市委书记亲自拍板才决定的。“他们决定让我一下设计7栋这种新型的“海草屋，因为是7栋，这又一次激起了我的创作灵感，”戴复东说，他将这些别墅依山看水，按着地形地势的起伏，恰巧排成了北斗七星的位置。“别墅后来就命名为‘北斗山庄’，我还特地请建筑界的泰斗级人物陈植题写了这四个字呢！”
　　戴教授打开他的设计作品集，让我从各个角度仔细观看“北斗山庄”的效果。我发现，这组“海草屋”完全被“诗化”了：用海草苫成的屋顶，用山石砌起的山墙，连接7栋“草屋”之间的通道，是用当地农民淘汰的小石磨铺就的，石磨上的纹络不仅美观而且人踩在上面不打滑。青青的小草从石磨间的缝隙里钻出来，真是诗意无限啊！
　　“过后不久有人告诉我，最先看上这些草房的是韩国商人。他们要以5万美元的价格来购买一栋，当地人被这个数字惊呆了。后来，台湾商人出价更高，提出10万美元买一栋。”说到这里，戴教授笑了起来：“当然最后商人们都没买成，不过，听到了这样的事，作为建筑师，我自然是很高兴的喽！”

　　将“争议建筑”交给历史

　　由于戴复东教授在我国建筑界的出类拔萃，更由于他为人敦厚公道，几十年来，他以专家身份参加了数十项国家重大工程的评审工作。“您是国家大剧院、上海大剧院、亚运中心、浦东机场等等大项目的专家组成员。听说大家对国家大剧院争议较多，您是怎样看的？”记者问。
　　“我的一个主要观点就是：要按正常的程序来决定采用建筑方案。一些当前有争议的建筑更要让历史来检验。当年法国巴黎建造埃菲尔铁塔的时候，以莫伯桑为代表的社会名流们竭力反对。但是历史证明，莫伯桑们的看法是错的，这座铁塔已成了法国的象征。现在，法国建筑师安德鲁设计的国家大剧院，社会上有争议，我觉得是很正常的。因为这个建筑确实非常奇特，而且它的地理位置也非常特殊。对于这一建筑我们专家组的争议也非常大。”戴教授说，“朱镕基总理参加过很多次我们专家组的讨论，每一次他都仔细听，从不发表意见。我们每一次都想听到他的发言，但是他就是不讲话。”
　　“国家大剧院的决策程序，应该说还是正常有序的。这并不是哪个领导决定的。而是各方面的专家投票产生的。”戴复东教授十分肯定地说。
　　“在专家组成员最后投票时，我没有投安德鲁的赞成票，因为我觉得他设计的国家大剧院，有许多地方还可商榷。我对地下车库的设置就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这么多的汽车放在剧院底下，剧院的安全怎么保证？”戴复东教授笑了笑说：“在最后定稿时他们还是采纳了我的意见。所以，今天大家看到国家大剧院停车地点，就不再是‘剧院底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