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印象中，蒋月泉是一个性情极平和的人。他对自己，对别人，总是心平气和;对许多事情都能采取冷静分析的态度。蒋调的脍炙人口为人所共知。喜爱蒋调的人成千上万。学唱蒋调者亦不在少数。然而，真正能够唱像蒋调的，屈指可数。所以一直到蒋月泉进入老年之后，在江浙地区他每到一地，各方人士亦往往期望他能上台唱上一段，藉以满足听众聆听蒋调创始人亲自演唱的渴望。但蒋先生每每婉言谢绝。

　　有一次，大约是在1982年，他去常熟参加一个活动，当地再三恳请他能上台唱段开篇，蒋月泉实在无法推托，遂勉强答应了下来。事后，他与我谈及那次去常熟，当地同志曾请他们吃“叫化鸡”。我问他味道如何。他叹了口气：要我唱开篇，我哪里还吃得下“叫化鸡”!

　　我理解蒋月泉的心情。他知道自己年过花甲，嗓子已大不如前，他不想损害自己在听众当中的形象。蒋月泉的想法与做法，比起那些虽已步入衰年却仍然乐此不疲地在舞台上扮演小姑娘的演员来，要高出一筹。

　　我亦曾想过，蒋先生的平和，也许是到了一定年龄深通世故的一种表现。不过我又迅即否定了自己的这个想法。蒋月泉是1935年即他18岁时就成名的。他在小学和中学时代，曾热衷于体育运动，篮球、足球、跳高、跳远，都怀有浓烈的兴趣，参加100米短跑的成绩是11秒稍稍出头。他初学说书的时候，还曾因自己身高马大似乎同历来“说书先生”的模样大相径庭而受到旁人的讥讽。但是经过努力终于初露锋芒。然而，也就是在大出风头之际，他想得更多的倒是出名的偶然性。他认为自己在评弹艺术上，演唱确是在周玉泉先生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可是自己的说表艺术同老先生相比还相距甚远。而之所以很快出名，则又是借助了当时无线电在上海的普及。因此他来不及自得其乐。他还觉得自己身上娇气太重，很有点“小开说书”的味道。一个与上述想法相应的行动，便是迅速去苏南一带小镇说书，以较长时间来磨练自己，提高艺术水准。这样去做，果然收到良好的效果。20多年前，我在上海市文化局供职，有一年秋天，上海评弹团一些演员赴青浦、金山等地演出，我曾随同他们前往，记得蒋先生的学生周介安曾说：“蒋月泉不仅唱得好，其实他的说表也是极佳的，只是由于其演唱过于突出，从而使人们没有更多地去评价他的说表艺术了。”周介安的话说得有道理。

　　蒋月泉的说表，具有一种在评弹演员中亦不多见的幽默感。看似平常的一段情节由他说出来可能让人回味良久。听他平时说话亦有这种感觉。80年代初期我曾同蒋先生有过几次时间较长的交谈。他说话的语调、节奏、气势，同其心态一样平和，但听着听着，总觉其间洋溢着异常的意趣。评弹演员在演出中幽默感的形成取决于诸多因素。但是在我看来，穷凶极恶的声调、故意逗人发笑的企图，都同幽默感无缘。自然，蒋先生亦有不平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他的社会活动比较多，及至不间断地要去出席一些会议，有一次他对我说：“我现在成了‘开会干部’了，其实，在这些会上，我是谈不出什么看法的。”虽然勉为其难，虽然在做一些他并不想做的事情，他的情绪依然平静。他不想搅乱自己的心情，亦比较注意处理好与同事的关系，期望大家和睦相处。有一回，他将同江文兰拼双档说一回书，演出前需要两个人一起排一排书，而此时蒋月泉患着感冒，江文兰却在上海郊区演出。蒋月泉遂准备去郊区同江文兰排书。我说你身体有点不适其实可以等江文兰演出结束后在上海排。蒋月泉说我从上海去郊区，江文兰会感到高兴。可见蒋月泉很能够体察同事的心理，宁愿自己受点累，亦要让对方心里舒坦。我同蒋先生是久违了，不知他身体还好否。我最近在美国探亲，前几天去看望在美国密西根大学从事医学科学研究的弟弟和弟媳，进其寓所，忽闻蒋月泉演唱的开篇《莺莺操琴》。我一向认为从容而富有激情的蒋调极能满足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的自尊心。原来，他们收集了大量蒋调开篇的录音，且天天欣赏。《莺莺操琴》唱毕，同时被录下音来的欢呼声，同如今追星族对着歌星狂热呼叫一般。我知道，这必定是60年代初在上海文化广场一次评弹流派演唱会上的录音。如今听起来，真正是恍如隔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