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被誉为被占领土上巴勒斯坦人的“首席发言人”。他曾拿起枪杆子反抗以色列的占领。他曾为政治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奔走呼号。他一直热切期盼巴勒斯坦国早日建立。可是，“出师未捷身先死”，刚过60岁，他就猝然客死异乡，令人不胜唏嘘。

    他就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委会委员、民族自治机构不管部部长、东耶路撒冷的阿拉伯研究中心主任费萨尔•侯赛尼。他出身于巴勒斯坦名门，在阿拉伯世界几乎是家喻户晓。

    1990年12月，我应以色列外交部邀请访问这个犹太国家，提出希望会见这位巴勒斯坦名人。几天后的一个午后，我如约来到东耶路撒冷的大使饭店。走进大堂，我一眼就认出等候在那里的侯赛尼。我们虽然是初识，但他的照片我多次在报端看到过。他中等身材，两颊红润，头顶早谢，两鬓染霜，双眸炯炯有神。寒暄过后，我们找个僻静的角落坐下，谈巴勒斯坦问题、中国同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关系，也谈他的家世和经历。

    费萨尔•侯赛尼1940年7月生于巴格达。其家族是一个有七百多年历史的耶路撒冷望族，拥有大量土地和资产。他的祖父穆萨•卡塞姆•侯赛尼在英国托管巴勒斯坦时期任耶路撒冷市长，曾领导巴勒斯坦人反对犹太人从欧洲移居巴勒斯坦。他的叔父阿明•侯赛尼是耶路撒冷穆斯林委员会的大穆夫提，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因策动阿拉伯人反对犹太移民而遭到英国托管当局的追捕。他后来逃到纳粹统治下的柏林，一度为纳粹党卫军服务。这成为侯赛尼家族的一大政治污点。侯赛尼的父亲阿卜杜勒•卡德尔•侯赛尼是一位民族英雄。他曾领导巴勒斯坦人民反对英国的殖民统治，于1939年被驱逐到巴格达。1941年，他参加伊拉克人民反对英国占领的起义斗争。斗争失败后，他带着尚在襁褓之中的小费萨尔流亡到沙特阿拉伯。1947年，他回到耶路撒冷，在阿拉伯国家同以色列的第一次军事较量中担任巴勒斯坦部队司令，不幸在战斗中牺牲。

    小费萨尔不得不跟着母亲到处流亡。他在开罗上小学和中学，积极参加了1956年埃及人民反对英国、法国和以色列侵占苏伊士运河的斗争。1958年，伊拉克革命胜利，他返回那里上大学。可是，那里不久即发生内乱，他不得不回到开罗继续自己的学业。1959年，他参与创建巴勒斯坦大学生联合会，两年后接替其表兄、后任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的阿拉法特担任这个学生组织的主席。1964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建立后，他随即成为其一员，投入巴勒斯坦人民争取解放与自由的斗争。

    侯赛尼决心沿着父亲走过的道路走下去，武装救国。在埃及上中学期间，他就同阿拉法特相识，参加了阿拉法特领导的武装组织法塔赫。大学毕业后，他放弃原来所学的理工科学业，到叙利亚改学军事，并成为一名爆破专家。在叙利亚和黎巴嫩，他先后训练1200多名巴勒斯坦游击战士。那时，他所想的就是“以暴力对付暴力”，用武力将以色列赶出被占巴勒斯坦领土，建立一个独立、自由的巴勒斯坦国。在1967年第三次阿以战争爆发前夕，他同法塔赫的一些游击队员躲过以色列边防军的监视，偷偷渡过约旦河，潜回耶路撒冷，准备在敌后展开武装斗争。不久，他们被以色列当局发现，有的遭逮捕，有的被驱逐，他则以在家中“私藏武器”的罪名被监禁一年时间。

    获释后，侯赛尼以耶路撒冷贵族后裔的名分在这个圣城留住下来。他先是当拖拉机手、推销员，后来在一家医院当X光机操作员。1979年，他创建阿拉伯研究中心并自任主任。这个研究机构一方面收集阿拉伯资料、研究阿拉伯问题、出版阿拉伯书刊，阐释阿拉伯人民斗争的正义性，凝聚被以色列占领的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心，一方面秘密为巴解组织筹集资金，培训和输送人员。他没有公开承认自己是巴解组织的成员，但他却公开宣布自己是巴解组织的支持者，要为救国在被占领土上开辟另一条战线。以色列当局发现后，几次将研究中心关闭，限制侯赛尼的活动，有时干脆把他拘留或监禁。

    1987年12月，在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发动起义。侯赛尼再次被关押，一关就是18个月。当时任以色列国防部长的伊扎克•拉宾称他为“起义的头号领导人”。以色列最高法院的判决书说，侯赛尼曾从事“危及公众和国家安全的颠覆活动”，他的研究中心是“为恐怖组织转运资金、协调其破坏活动的地点”。侯赛尼的回答是，起义是“巴勒斯坦人民自由意志的真情表达”，是“以石块对付枪炮的抗暴行动”，“人民争取解放的意志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住的”。最后，以色列当局感到无奈，只好将他“保护性地释放”。我同他在大使饭店相见时，恰值他获释不久。

    我第二次见到侯赛尼是1991年10月在马德里召开的中东和平会议期间。这次和会，谁代表巴勒斯坦方面出席，一时备受争议。阿拉伯国家坚持，以阿拉法特为首的巴解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代表。可是，以色列和美国借口巴解组织流亡在外，不能代表巴勒斯坦。最后，各方达成妥协，由来自被占领土的侯赛尼代表巴勒斯坦与会。这是侯赛尼首次以巴勒斯坦无可争议的代表身份在国际舞台上亮相，一时间被誉为“巴勒斯坦的一颗政治新星”。

    会议期间，他忙得不可开交，我们只是在碰面时打个招呼，未能坐下来交谈。再一次坐下来交谈是在和会之后，我于1991年11月再次访问以色列期间。这次晤谈没有通过以色列当局安排，而是我直接打电话给他本人，他邀请我去位于橄榄山脚下他的私宅。坐在客厅中他父亲的木雕像下，我们边喝土耳其咖啡边交谈。双方都没有第一次晤谈时的拘谨，话题集中在他对阿拉伯和犹太两个民族命运的思考。

    侯赛尼说，定居耶路撒冷之后，他学习了希伯来语，同犹太人沟通更加便利。他发现他们“不只是侵占他人土地的士兵，也是有血肉之躯的普通的人”。他们也有失去亲人之痛，也有长期流落异乡之苦。而通过在狱中大量阅读历史和哲学著作，更引发了他对中东这片圣土上两个民族命运的思考，促使他“从一个执着的理想主义者变成一个理智的现实主义者”。他认识到，阿拉伯和犹太这两个命运何其相似的民族应该和平相处，而不是相互排斥、仇视和杀戮。他说：“我们之所以战斗，是为了使我们的人民获得自由，而不是为了奴役其他人，是为了建立自己的国家，而不是去毁掉其他国家，是为了我们子孙后代的安宁，而不是去威胁他人子孙后代的安宁。”因此，他认为，这两个民族之间应该消除历史的、民族的、宗教的、政治的隔阂，努力创造与宣扬双赢的理念。根据这种理念，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应该采取和平方式、政治手段，而不是武装斗争、暴力手段。这样，他的斗争生活就逐步从战场转移到政治舞台。

    在侯赛尼的带动和影响下，被占领土的著名女教授阿什拉维等知识精英都先后加入创造和平的队伍。从1980年前后开始，他们同抱有类似看法的以色列和平人士，特别是“现在就实现和平”运动联手行动。这个运动的领导人之一是以好战闻名的以色列前国防部长摩西•达扬的女儿娅耶尔•达扬。侯赛尼说，他和她都抱着向前看的态度，捐弃父辈之间的恩怨，“为和平共同献身”。他们通过对话会、研讨会、记者会等多种形式，在约旦河西岸和以色列展开声势浩大的和平宣传攻势。侯赛尼甚至还应邀到以色列城乡宣传和解与和平的理念。起初，他的和平宣传活动遇到不少困难。以色列的右翼势力把他视为“思想颠覆活动的罪犯”，而一些巴勒斯坦人则指责他“公然背叛巴勒斯坦事业”。但是，他不管这一切，认准的事情就坚持干下去。1986年，侯赛尼提出：“为实现和平，巴以双方必须相互承认。巴勒斯坦不仅承认以色列国，也要努力保证其人民的安全；以色列不仅要承认巴勒斯坦人的自决权，还要承认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立自己国家的权利。”这次讲话之后，以色列的右翼利库德政府下令将他逮捕，关押了六个月。在狱中，侯赛尼起草了一份《巴勒斯坦独立宣言》，进一步阐述他的“通过两个国家方式最终解决巴以冲突”的政治主张。这个宣言对巴解组织后来调整政策，从主张消灭以色列改为承认以色列的合法存在，发生了积极的影响。

    1993年8月，巴解组织同以色列秘密达成奥斯陆协议，宣布双方“结束几十年来的对抗和冲突，相互承认对方的合法权利和政治权利，努力实现和平共处”，“通过双方商定的政治进程，实现公正、持久和全面的和平解决和历史性和解”。协议的内容符合侯赛尼个人的一贯主张，他本来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可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竟附和阿拉伯世界一些人的说法，指责协议是“特洛伊木马”。这使阿拉法特极为恼火。但是，也许是从大局考虑，也许是出于无奈，阿拉法特还是委任他为巴解组织在被占领土上的代表，指定他办公的东方大厦为巴解组织在东耶路撒冷的正式总部。

    1994年5月，阿拉法特根据奥斯陆协议回到加沙，随后建立过渡政府，任命侯赛尼为不管部部长。两年后，在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第21次会议上，侯赛尼当选为巴解组织执委会的十八名委员之一，开始参与巴勒斯坦重大问题的决策。到这时，侯赛尼在巴勒斯坦领导机构中的地位可以说达到顶峰。于是，有人猜测，他可能是阿拉法特的继任人之一。这当然是不大了解巴解组织内情的皮相之见。侯赛尼自己最清楚，他同阿拉法特为代表的巴解组织主流派的政见日渐不和。

    1998年8月，作为巴勒斯坦临时政府的民族权力机构组建内阁，特设耶路撒冷事务国务部长一职。侯赛尼本来是这一职务的最合适人选，但阿拉法特却把这一职务交给他人。据说，阿拉法特这样做，主要是担心侯赛尼以耶路撒冷为基地扩大自己的影响。对阿拉法特这样的安排，侯赛尼没有吭声，但据说曾有“已被边缘化”之感慨。这时，他与阿什拉维等建立巴勒斯坦人权信息中心，决定“按照自己的意志展开工作”。他趁以色列当局不准阿拉法特和巴解组织其领导人在耶路撒冷立足之机，在东耶路撒冷接待一个又一个来访的外国领导人。因此，有人将他称为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非正式外交部长”。对此，阿拉法特心怀不满，但却难以言说。

    以色列沙龙政府建立后不断挑起事端，巴以冲突再次加剧。这引起阿拉伯国家的极端不满。2001年5月末，海湾国家在科威特召开抵制以色列的会议，侯赛尼应邀代表巴勒斯坦参加。侯赛尼这次科威特之行，是海湾战争结束十多年来巴勒斯坦领导人首次涉足这个海湾国家。本来，科威特一直支持巴勒斯坦解放事业，每年向巴解组织提供几亿美元的财政援助。可是，在1990年伊拉克发动入侵科威特的战争时，阿拉法特却站在伊拉克一边。这引起科威特的极端不满，从此中断了同巴解组织的来往。这次，科威特邀请侯赛尼与会，本是出于改善双方关系的善意。岂料，这次难得的科威特之行却成为侯赛尼的不归之路。

    侯赛尼一抵达科威特，就遭到一些科威特人士的冷眼与敌意。机场的贵宾室以“事先未接到通知”为由不向他开放。海关以没有签证为由将其保镖扣留。当地报纸刊发文章，抨击巴解组织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战争中的“忘恩负义”行为。在同侯赛尼会见时，四位科威特议员当面责骂阿拉法特是“叛徒”。这一切令侯赛尼深感不安。他在5月30日晚打电话给远在约旦首都安曼的弟弟穆萨说：“我到这里后感到很累。”几个小时后的31日凌晨，深感受到羞辱的侯赛尼心脏病突发，猝死在旅馆中。

    侯赛尼的遗体当即经约旦空运回巴勒斯坦。正在比利时访问的阿拉法特缩短行程，匆匆赶回来向他告别。据巴勒斯坦人士私下说，侯赛尼之死确实令阿拉法特感到悲痛，但也使他感到一丝慰安。他们之间的关系有点复杂，既饱含亲情、友情之爱，又不乏政见不同和相互提防之意。侯赛尼总是对阿拉法特表示尊重，避免发生正面冲撞。聪明的阿拉法特感受到这一点，对侯赛尼顾大局、识大体的政治家风度深表钦佩。阿拉法特亲自将他的灵柩从约旦迎回安姆安拉，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整个巴勒斯坦为他下半旗致哀。所有商店都关门、所有工厂都停工三天。6月1日，东耶路撒冷成千上万巴勒斯坦人自动走上街头为他送葬。他被安葬在圣殿山阿克萨清真寺院内其父亲的陵墓旁边。

    侯赛尼不但受到巴勒斯坦人的崇敬，也受到一些以色列人士的称赞。耶路撒冷前副市长梅隆•本文尼斯提撰文说：“如果还有可能与之取得共同语言的巴勒斯坦人的话，那就只有侯赛尼了。他是从政治犯转变成的和平斗士。他的逝世使和平的理念、和平的希望遭到沉重的打击。”以色列著名学者梅纳汉姆•克雷恩说，侯赛尼是一位爱好和平的人士，他的逝世是和平事业的巨大损失，他留下的巨大空白无人能够填补。以色列前外交部副部长贝林曾同侯赛尼一道推动巴以和解。他称侯赛尼是“和平的伙伴”、“理智的声音”。

    在侯赛尼逝世一周年的时候，耶路撒冷的一家阿拉伯文报纸发表社论说，费萨尔•侯赛尼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忠实儿子。他为之终生奋斗的事业，至今尚未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看来，他死后是难以瞑目的。他现在静静地躺在阿克萨清真寺的圣贤祠中，对仍在奋斗的巴勒斯坦人民是一种极大的鼓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