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才子束星北和物理学家玻尔
发布时间：2012-11-29 15: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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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无止境
竺可桢时代的浙江大学群星璀璨，束星北是当时公认的最为杰出活跃的代表。在一些人眼里，束星北属于那种秉性出众、智慧超群的天才人物。他的学生程开甲对老师的评价是：那个时代，像束星北这样集才华、天赋、激情于一身的教育学家、科学家，在中国科学界是罕见的，他的物理学修养和对其内涵理解的深度，国内也是少有的。
束星北像个巨大的章鱼，除去自己的“专业”还将吸盘伸向所有能够到的地方：死光（激光）、无人驾驶飞机、雷达（中国第一台雷达便出自于他手）袖珍发报机等等，他都潜心研究过，有些限于条件没能进行下去，有的出了阶段性成果，有的竟也在极简陋的条件下取得了成功。这说明束星北不但有理论，也有动手能力。
在浙江大学，程开甲是束星北惟一一个研究生，毕业后又在物理系作助教，跟随束星北时间最久，对他的天赋和智慧也体会最深，他认为束星北的物理学天赋是无人能及的，有极多的思想或念头在他那智力超常的大脑里，而那些思想与念头，如果抓牢了，琢磨透了，就极有可能会结出轰动世界的果实。如对量子电磁场的高次微扰的计算，就是一个足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因为量子电磁场的发散不能计算，因而人们无法得到原子能级的电磁场修正，可是束星北想出一个点子，“将发散上限切断，（Cut-off）继续进行下去，就可以得到原子能级的电磁场修正。这个想法实质上已经接近了Bethe计算LambRetherford效应的观点（当时Lamb效应还未发现，到1948年才发现）。那时他要王谟显先生用手摇机计算，我用分析方法，对于He的电子能级计算，并得到相同的修正。当时只能作为一个预测的计算，并没有想到以后真会有Lamb效应。这可明显看出束先生的深入远见。但束先生有一个弱点，工作做好就放下，不久就忘了，不然，这些工作以及他未继续下的其他研究工作（如果能够继续下去并）开花结果，那可以说是十分宏伟的。”
程开甲认为，束星北科学素养与天分是无庸置疑的，他对物理学的认识与深度，在中国是极为罕见的。也正是由于这一点，他的思想与认识直到今天仍在发挥着作用，很多见解在今天的实践过程中被证明是正确的。只是“由于历史条件和机遇（的原因），没能显示出来，这是十分令人惋惜的。”
这个时期，束星北踌躇满志、雄心勃勃，即使一些老耄称誉他“天下第一才子”，他也欣欣然，既不自谦，也不觉为过。心里本来就有这样的感觉，“我28岁就成了名教授，自持有大才，恨不能把全世界的科学家都比低下去。”
他自觉追逐的目标并不遥远，爱因斯坦、玻尔等大师的脊背清清楚楚地在眼前晃动着。这样的念头，早在1937年甚至更早的时候就扎下了根。
1937年5月20日，世界著名物理学家玻尔来到中国。他访问了上海后，受竺可桢之邀，专程到浙江大学作了原子核的学术报告。束星北就是这个时候有缘与这位量子力学大师相识的。大师在杭州游览讲学的几天里，束星北和王淦昌几乎与大师寸步不离。束星北同他探讨了原子核的复合核与液滴模型思想以及他本人与爱因斯坦的争论；王淦昌同他探讨的是宇宙射线中级联簇射的原因等问题。两个人特别是束星北与大师之间，不仅是请教、探讨，更多的是争论。“5月23日，12时30分，我们（玻尔及其儿子汉斯）到达杭州，受到从大学来的三位青年科学家束星北、王淦昌、何增禄以及张绍忠教授的迎接。5月24日，演讲之后，我们应邀到市政府赴宴，由于年轻的物理学家们，特别是束博士和我父亲（玻尔）争论得特别起劲，我们迟到了一会儿。5月25日，束博士，王博士和何博士陪着我们走了一程又一程，并不停地与我父亲讲话。当我们分手时，天正下着雨，但我仍然看到强壮而坚定的束博士面带微笑站立在倾盆大雨中，只为尽可能地与我父亲多争论上几句。”
原浙江大学物理系教授朱福曾称，束星北给玻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玻尔回去后，不断收到上海几所大学和浙江大学师生的信笺，多为探讨物理学上的有关问题。也有些师生向他请教、询问到国外深造学习的途径，有的则直接让他帮忙介绍。对于这些要求，玻尔的回答千篇一律；中国有束星北、王淦昌这么好的物理学家，你们为什么还要跑到外边去学习物理呢？
凡熟知束星北的人，没人怀疑他的能力和天赋，就如同没有人怀疑王淦昌的能力和天赋一样。以后的日子，如果世界上一个重大发现和新的学说有了他的名字，他们会觉得理所当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实际上王淦昌的经历就是如此。可是束星北的道路却未能这样延续，他早早地从这个如鱼得水的舞台退了下来，并很快就消失了。据称，上世纪50年代初玻尔还向拜访他的中国科学家打听束星北，却没人能告诉他束星北的去向。以后，束星北又出现在一些关注他的人们的视线里，而那已经是另一个舞台了。
束星北像个巨大的章鱼，除去自己的“专业”还将吸盘伸向所有能够到的地方：死光（激光）、无人驾驶飞机、雷达（中国第一台雷达便出自于他手）袖珍发报机等等，他都潜心研究过，有些限于条件没能进行下去，有的出了阶段性成果，有的竟也在极简陋的条件下取得了成功。这说明束星北不但有理论，也有动手能力。
在浙江大学，程开甲是束星北惟一一个研究生，毕业后又在物理系作助教，跟随束星北时间最久，对他的天赋和智慧也体会最深，他认为束星北的物理学天赋是无人能及的，有极多的思想或念头在他那智力超常的大脑里，而那些思想与念头，如果抓牢了，琢磨透了，就极有可能会结出轰动世界的果实。如对量子电磁场的高次微扰的计算，就是一个足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因为量子电磁场的发散不能计算，因而人们无法得到原子能级的电磁场修正，可是束星北想出一个点子，“将发散上限切断，（Cut-off）继续进行下去，就可以得到原子能级的电磁场修正。这个想法实质上已经接近了Bethe计算LambRetherford效应的观点（当时Lamb效应还未发现，到1948年才发现）。那时他要王谟显先生用手摇机计算，我用分析方法，对于He的电子能级计算，并得到相同的修正。当时只能作为一个预测的计算，并没有想到以后真会有Lamb效应。这可明显看出束先生的深入远见。但束先生有一个弱点，工作做好就放下，不久就忘了，不然，这些工作以及他未继续下的其他研究工作（如果能够继续下去并）开花结果，那可以说是十分宏伟的。”
程开甲认为，束星北科学素养与天分是无庸置疑的，他对物理学的认识与深度，在中国是极为罕见的。也正是由于这一点，他的思想与认识直到今天仍在发挥着作用，很多见解在今天的实践过程中被证明是正确的。只是“由于历史条件和机遇（的原因），没能显示出来，这是十分令人惋惜的。”
这个时期，束星北踌躇满志、雄心勃勃，即使一些老耄称誉他“天下第一才子”，他也欣欣然，既不自谦，也不觉为过。心里本来就有这样的感觉，“我28岁就成了名教授，自持有大才，恨不能把全世界的科学家都比低下去。”
他自觉追逐的目标并不遥远，爱因斯坦、玻尔等大师的脊背清清楚楚地在眼前晃动着。这样的念头，早在1937年甚至更早的时候就扎下了根。
1937年5月20日，世界著名物理学家玻尔来到中国。他访问了上海后，受竺可桢之邀，专程到浙江大学作了原子核的学术报告。束星北就是这个时候有缘与这位量子力学大师相识的。大师在杭州游览讲学的几天里，束星北和王淦昌几乎与大师寸步不离。束星北同他探讨了原子核的复合核与液滴模型思想以及他本人与爱因斯坦的争论；王淦昌同他探讨的是宇宙射线中级联簇射的原因等问题。两个人特别是束星北与大师之间，不仅是请教、探讨，更多的是争论。“5月23日，12时30分，我们（玻尔及其儿子汉斯）到达杭州，受到从大学来的三位青年科学家束星北、王淦昌、何增禄以及张绍忠教授的迎接。5月24日，演讲之后，我们应邀到市政府赴宴，由于年轻的物理学家们，特别是束博士和我父亲（玻尔）争论得特别起劲，我们迟到了一会儿。5月25日，束博士，王博士和何博士陪着我们走了一程又一程，并不停地与我父亲讲话。当我们分手时，天正下着雨，但我仍然看到强壮而坚定的束博士面带微笑站立在倾盆大雨中，只为尽可能地与我父亲多争论上几句。”
原浙江大学物理系教授朱福曾称，束星北给玻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玻尔回去后，不断收到上海几所大学和浙江大学师生的信笺，多为探讨物理学上的有关问题。也有些师生向他请教、询问到国外深造学习的途径，有的则直接让他帮忙介绍。对于这些要求，玻尔的回答千篇一律；中国有束星北、王淦昌这么好的物理学家，你们为什么还要跑到外边去学习物理呢？
凡熟知束星北的人，没人怀疑他的能力和天赋，就如同没有人怀疑王淦昌的能力和天赋一样。以后的日子，如果世界上一个重大发现和新的学说有了他的名字，他们会觉得理所当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实际上王淦昌的经历就是如此。可是束星北的道路却未能这样延续，他早早地从这个如鱼得水的舞台退了下来，并很快就消失了。据称，上世纪50年代初玻尔还向拜访他的中国科学家打听束星北，却没人能告诉他束星北的去向。以后，束星北又出现在一些关注他的人们的视线里，而那已经是另一个舞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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