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08月28日 15:57:29 　来源：新华博客

    美国空军总部给他授勋章

    1991年6月的一天晚上，美国南部海滨城市休士顿的一家餐馆里，象平常一样，客人熙熙攘攘，服务生忙个不停。在一个雅座上，两个美国参议员和三名空军军官一边用餐，一边高谈阔论，他们聊起了四十多年前参加“飞虎队”在中国参加抗日战争的话题，说到“只有执行了50次飞行任务，才能得到空军总部的勋章……”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正在为他们做服务的年轻人，忍不住地上前来插了几句话：“我的父亲也是飞虎队员，是‘美中混合联队’的，当时在湖南芷江机场，他完成飞行60多次……”美国军官惊愕地望着这个中国小伙子，直摇头：“先生，你是在开玩笑吧？”“不，绝对不是！”面对眼前这一双真诚的黑眼睛，一位军官站起来说：“这样吧，请把你父亲在中美航空联合队的原始材料寄给我们，一两件就行，然后我们再请空军总部核实你父亲的档案。”“行，谢谢！”

    原来，这个中国人叫彭灼东，前几年来美国留学的，他的父亲叫彭嘉衡，中国首都机场的退休干部。很快，彭嘉衡将自己是飞虎队员的相关原始材料寄到美国，由儿子交给那位美国参议员，参议员又责成美国空军总部调档查阅，于是确认彭嘉衡在1944年至1945年期间参加了美国第14航空队中美混合联队，执行过64次作战任务。原来，飞虎队每个队员的作战情况全部保存在美国空军总部。

    三个月后，美国空军总部按照抗战时期的奖励规定，补发彭嘉衡美国最高航空奖——“优异飞行十字勋章”和一枚航空奖章，并分别给彭嘉衡父子写了信，表达谢意和敬意。1993年12月，彭灼东回国时，将这枚不同寻常的勋章和立功证书交到父亲手中。作为唯一获得这枚勋章的中国人，彭嘉衡顺手把这枚勋章挂在壁上。

    2001年9月5日，美国“飞虎队”援华抗日60周年座谈会在北京举行。北京市对外友协派人多方联系，终于找到彭嘉衡，请他和老战友们欢聚。当天上午，彭嘉衡和妻子付汝梅来到北京抗日战争纪念馆，见到了美国最早一批“飞虎队员”查里森·希林、梅杰·瑞恩、查理德·罗西，激动地向他们表示敬意和问候。说来凑巧，这一天正是彭嘉衡彭老两口结婚50周年纪念日，老两口的心情比哪天都要好，在众多老朋友的祝福声中，他们度过了特别有意义的金婚纪念日。

    中国政府特邀他出席国宴招待会

    但是，长期以来，彭嘉衡一直静悄悄地住在首都机场宿舍区的一幢老房子里，他当年金戈铁马、战机呼啸的飞虎队辉煌岁月不为世人所知。

    飞虎队，就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是1941年，由美国陆军退役军官陈纳德将军，在美国政府的暗中支持下，为帮助中国抵抗日本侵略者，以私人机构名义重金招募美军飞行员而组建的民间组织，1942年4月正式成立，以其插翅飞虎队徽和鲨鱼头形战机机头名闻天下，所以就有了家喻户晓的绰号“飞虎队”。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正式对日宣战，飞虎队被扩编为美国空军第14航空队，仍由陈纳德任司令。此后，飞虎队越战越勇，不仅在中国的天空中打击日军，而且远赴东南亚和日军作战，还飞越喜马拉雅山，开辟了著名的“驼峰航线”，把大量军用物资从印度送到中国。

    飞虎队从成立到抗战结束，共击落敌机2600架，击沉或重创223万吨敌商船、44艘军舰，击毙日军官兵66700名以上。这辉煌的战绩里不仅凝结着美国飞行员的鲜血，也洒满了许多中国飞行员的鲜血。

    鲜血写就的历史终究要被抹去灰尘，重新焕发光华。

    2005年5月，中央电视台“面对面”专栏和凤凰卫视“冷暖人生”专栏先后播放了“中国唯一健在的飞虎队员”，引起了观众的关注和争议。电视台收到了一个来自美国的越洋电话称，他的父亲彭嘉衡，就住在北京，一位真正的飞虎队员依然健在。从此，众多媒体记者、作家对彭嘉衡进行进行采访、调查。彭嘉衡这个不寻常的名字开始走向公众的视野。

    2005年9月3日上午10时，北京，人民大会堂大礼堂，在中国政府举办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彭嘉衡坐在主席台第七排，和其他600多名抗战老战士一起，跟胡锦涛、温家宝、吴邦国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参会，并且荣幸地接受了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代表国家颁发给他们的抗战胜利纪念章。

    晚6时，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彭嘉衡出席了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的国宴招待会。彭嘉衡特别留了一份“招待会主宾桌席次图（第2桌）”的复印件。这张图上的名单是：王兆国、赵井元、回良玉、刘汉生、刘云山、彭嘉衡、周永康、加列耶夫、吴仪、向守志、刘淇、高达章。

    同时，他还出席了全国政协举办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座谈会，彭嘉衡在主席台上，和陈香梅、贾庆林、何鲁丽、王楚英、王光英、等人坐在一起。

    投笔从戎冒名报考军校

    身材高大的彭嘉衡今年80多岁岁，依然是军人风度，腰板挺直，步履稳健，精神矍铄。回顾起往事，总是思维敏捷，嗓音透亮，谈笑风生。

    彭嘉衡，原名彭淮清，广东省兴宁县人，1921年，出生在印度尼西亚西加里曼丹的昔加罗小镇。他的父亲早年到南洋谋生，待他出生时，已经有不小的产业。1930年，父亲送彭淮清回祖国的家乡小学读书。幼年彭淮清太调皮捣蛋，几个伯伯都说管教不了，父亲只好把他接回印尼。1935年，讲究叶落归根的父亲又把他和弟弟送回家乡的兴宁一中读书。

    两年后，“卢沟桥事变”爆发，抗日救亡热潮风起云涌，许多同学都不读书了，纷纷投笔从戎，到前线去打鬼子。16岁的彭淮清热血沸腾，跟着同学到广州报考黄埔军校第14期，但因为底子太差，年纪又小，人家不要，只得又回到家乡再读了半年书。

    1938年8月，彭淮清终于憋不住了，跟随着比他高年级的三个同学从兴城出发去广州，准备转道武汉投奔延安去读抗日军政大学。到了广州之后，碰上日本人的飞机天天轰炸，炸黄沙车站，炸铁路，炸得不能通车了。此时，广东省无线电学校改编的第四集团兵的交通兵团正在招生，彭淮清就前去报考，结果以后备生被录取。一个月后，广州沦陷，学校迁往韶关，彭淮清训练毕业后被分配到了有线电信营，担任了少尉见习军官，主要任务是野外建线之类，很艰苦。

    1940年，前身为黄埔军校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17期在韶关招生，彭淮清想再次去试试。但是，考生必须是高中毕业，彭淮清不得不找到了老乡彭嘉衡，借来了他的高中毕业证去考试，没想到居然竟然考中了！当时他的电信营长是兴宁老乡，很支持他，就催他赶快到招生办公室报到。从此，彭淮清变成了彭嘉衡。

    过了几十年，彭嘉衡想起这件事还觉得好笑：“一开始，还真是不习惯，被录取的考生列队点名时，点到彭嘉衡我还没反应过来，大厅里寂静无声。一连点了三次彭嘉衡，我才突然如梦初醒，恍然大悟，赶紧回应了一声。”

    彭嘉衡因为是印尼华侨身份，被编入了华侨总队。华侨总队的学生大多数是中国驻外使、领馆在全球各个国家的华侨中招募的，有1000多人。

    在美国学习与众多名门之后同窗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央航校第15期到军校招收留美飞行学生，彭嘉衡等10多名黄埔17期生被录取。中央航校在全国各地大学招生，共招录了300多人。

    “我们那期学生是空军招录最多一次，他们都是大学生，我是混进去的。”事隔60多年，彭嘉衡还记得一清二楚，“这一期牺牲的人也最多。南京有一个抗日航空烈士公墓，是纪念抗战牺牲的空军战士的。公墓有30座花岗岩为饰面的英名碑，我的很多同学的名字都在上面。”彭嘉衡在参加新中国的航空工作之后，还前往南京拜祭过航空公墓。

    这一期飞行学生中有不少是名门之后。但那时彼此都不知道各人的背景，有些人直到战争结束以后才显露身份。学校要求非常严格，大家都一样，如果是犯了法规都一样处置。彭嘉衡和俞扬和同在一个区队，两人还经常受到教官的表扬。后来，彭嘉衡才知道俞扬和是俞大维（时任军政部次长兼兵工署署长）的儿子，以后成为蒋经国的女婿。此外，谭嗣同孙子谭振飞、伍廷芳（民国政府外交部长、财政部长兼广东省省长。）之孙伍碧明等人也都与彭嘉衡为同窗。他们中有很多人也战死在战场上。

    从宜宾的初级飞行培训班结业之后，彭嘉衡获得了去美国进一步学习的资格。由于日军已经占领了西太平洋沿岸和东南亚，国际交通很困难，什么时候上路也说不定。他们就在昆明巫家坝中央航校校本部等待上路。至今，彭嘉衡还记得中央航校大门口的对联是：

    “升官发财请走别路，贪生怕死莫入此门。”

    1942年秋天，彭嘉衡等人从著名的“驼峰航线”飞抵印度加尔各答。而后往西横跨印度大陆，在孟买搭乘一大型邮轮前往美国。到达美国时，已经是1943年3月12日，漂泊了将近半年之久。宜宾初级班原来有381人，有资格去美国的剩下了212人。第15期航校分三批出国，彭嘉衡所在的第三批有64人，其中40多人学成归国参加了对日空战。

    他们先是被送到了亚利桑那州威廉空军机场接受训练：每天4个小时军操，主要是锻炼体力。之后，被转到了雷鸟机场学习初级飞行。60个小时的飞行课后，又进行了80个小时的中级飞行。毕业时他们分成了轰炸和战斗两个班级，彭嘉衡等18名学员被分到了战斗机班，在洛克机场进行了100个小时的高级飞行。沙里淘金，到1943年12月战斗机班毕业时，只剩下14个人了。

    1944年初，已是准尉见习军官的彭嘉衡和俞扬和等16名中国飞行学员结束了在美国的学习，搭乘一艘6000吨级货船回国，船上还装载了4架P38战斗机。为了安全，轮船绕道南太平洋，经澳大利亚、斯里兰卡又回到印度加尔各答，还是乘飞机从万分危险的“驼峰航线”回国，经昆明、重庆，最后于8月底到达当时被美国空军称之为“万能之王”、中国最大的空军基地湖南芷江机场。西行东归，刚好环绕地球一周，两段旅程加起来一年有余。

    这年秋天，彭嘉衡被分配到第14航空队中美空军混合联队战斗机大队。混合联队的队长、大队长、队员，均由两国人员各一半组成。战斗机大队又称空军五大队，下辖4个中队，每个中队4个分队，每个分队6架飞机。

    但是，彭嘉衡说：“其实，在此之前，飞虎队已经由民间组织转为政府的正规部队，严格地说，我们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飞虎队员了。”

    壮怀激烈随时准备以身殉国

    彭嘉衡所在的五大队驻扎湖南芷江。芷江，位于湘西黔东交界处的深山区，本来是个不起眼的偏僻小县城，抗日战争的形势使它的位置显得十分重要。1943年至1945年，美国援华空军驻在芷江的团以上军事机构多达15个，驻军最多时达到6000余人。芷江机场距离日军机场很近，飞机两三分钟就可以抵达对方空域，所以任务多而激烈。作为飞行员，彭嘉衡他们几乎是天天目睹壮烈的牺牲，天天准备粉身碎骨，天天沐浴在血腥与烈火之中。

    60多年来，彭嘉衡总是难于忘怀那一天丹宁少校枪杀战友的事件。

    那是1945年1月18日，一架B—25飞机飞近机场。也许是考虑到机组长途奔波的疲倦，塔台让它直接进入跑道着陆。可是，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B—25晃晃悠悠，着陆姿态非常不正常。

    大家还没来得及做出任何反应，这架飞机就发出刺耳的剎车声，忽然冲出了跑道，一头扎进稻田。刹那间，5名机组成员中有4人相继跳出机舱，只有副驾驶被紧紧卡在变了形的驾驶室里。大火从机舱中段渐渐燃烧到前舱，救援的人们聚在驾驶室前干着急，眼看着火苗吞噬着副驾驶。

    现场军衔最高的大队长丹宁少校思忖片刻，痛苦地皱了一下眉头，毅然地将枪口对准副驾驶的脑袋，扣动了扳机！

    一说起这幕惨剧，彭嘉衡至今老泪潸然：“等我们出去后，只见他们的大队长哭着往回走，大家一见那个场面啊，谁都受不了，都流泪……此情此景，我终生难忘！”

    一周后，丹宁少校搭机到昆明，自己走上美军军事法庭法庭要求接受审判。又过了一周，军事法庭宣判丹宁少校无罪——因为他最大程度地减轻了战友的痛苦。

    芷江机场本来是一个很不理想的机场，碎石子筑起的跑道又短又窄小，跑道两头却都小山，三面环水，航空条件设施又差。但是，对于战事吃紧的中国战场，芷江机场所起到的作用非常显著，压制了日军在华南、中南、西南的空中炮火。

    条件奇差的机场给飞机的安全起飞和降落造成很大威胁，甚至常常让对日军作战无损的飞行员在降落时却不能走出机舱。就在丹宁大队长开枪打死飞行员不久，又一架美国飞行员驾驶的飞机也是在迫降后起火。飞机上的大火揪心撕肺地烧了很久，待到大火熄灭后，只见他的身体被烧得剩下了很小的一团，但他坐着的姿势仍然是双手紧紧握着驾驶盘的样子——目睹此情此景，彭嘉衡他们无不肃然起敬。

    壮烈的牺牲如影随身伴着每一个飞行员。许多战友，早晨还和彭嘉衡一起刷牙，晚上就见不到了。一有战友牺牲的消息传来，大家都难过得吃不下饭。

    为了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了民族的独立，视死如归是战友们的决心。彭嘉衡和室友互相交待了后事。室友马宗骏家人的姓名，彭嘉衡都一清二楚，他也把自己家里的情况详细交待给了马宗骏：“如果我牺牲了，请您把我枕头底下的那块金表交给我女朋友，那是我最值钱的东西了。” 1996年，彭嘉衡前往美国休斯顿探亲，碰巧马宗骏也在此定居，二人聊起当年情景，不禁感叹良多。

    彭嘉衡至今记得，他刚到17中队报到，就听说他在中央航校宜宾初级班时候的教官、分队长林耀在战斗中牺牲了。没几天，越南归国华侨、分队长卢誉彪又牺牲了。接着，他的同学陈置在执行任务时也牺牲了，朱杰在战斗中受重伤。在武汉空战中，俞扬和的飞机被敌人炮火击中，没有返航归来。在中央航校第15期的同学中，就有十几个光荣牺牲了，彭嘉衡把他们的名字都抄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