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形势需要,中共准备召开二大时,中央局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筹备会务,会址的选择又颇费踌躇。原有的据点李公馆已不能再用了,陈独秀寓所渔阳里2号也曾遭巡捕房搜查,设在那里的《新青年》杂志社被查封。王会悟与丈夫李达挺身而出,将住处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作为二大会场。她再一次自告奋勇 “重操旧业 ”,为二大站岗放哨。对此,儿子李心天回忆说:“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22年在上海召开,会议的第一天就是在我父母亲上海的家里召开的。母亲抱着刚出生的姐姐在门口放哨,做警卫工作……”
当年冬天,毛泽东邀李达夫妇前去长沙,协助创办湖南自修大学,李达任校长,王会悟在该校补习班教授英文,与毛泽东、杨开慧同住清水塘。
大革命失败后,李达夫妻俩先是隐蔽上海,后迁居北平,开办“笔耕堂”书店,冒着生命危险秘密出版马克思学说。1937年5月,王会悟想方设法将李达的《社会学大纲》一书送往延安。毛泽东阅后大加赞赏,称赞李达夫妇“是真正的人”,随即将此书推荐给党的高级干部和抗日军政大学。
“七七”事变起,北平沦陷,李达去家乡湖南避难,王会悟带着子女留守家中。日伪几次逼王会悟交代李达去向,甚至关押殴打。王会悟坚不吐实,于8月下旬在朋友帮助下逃出虎口,流亡西南大后方,其间夫妻儿女失散。
1949年夏,毛泽东邀请“我公司发起人之一”李达到北平共商开国大计,对李达说:“解放啦,快把会悟他们接来吧。”王会悟于是得以与丈夫团聚,建国后被安排在法制委员会任职,后因积年劳顿、体弱多病而离职休养。
中共建党后长期处于战争状态,一大文献保存到建国以后的几乎为零,而健在的不多几位代表,也因年代久远而记忆不清,直至1970年代末,连一大召开的时间都未搞清。王会悟因此成了“活档案”,研究一大党史的专家、学者及报刊记者们纷至沓来。她不厌其烦接待,以亲历亲见者的身份回顾一大的细节。
嘉兴南湖上那艘闻名中外的“红船”,得以成功仿制陈列,王会悟同样功不可没。
1958年底,中央批准浙江嘉兴县筹建“南湖革命纪念馆”。筹建者带着模型船前往北京,经由中央办公厅的介绍,他们去找王会悟。王会悟叙述了当年画舫的大概长度、船面布局、开会舱房里的陈设、装饰,乃至桌椅的颜色等。筹建者用心记录,重新设计制作,然后再送北京审定,董必武来了答复:“就是这种船。”于是据以放大仿制。
1959年7月1日,红船如愿制造成功,国庆10周年时正式对外展出,南湖红船从此声名远播,至今已在南湖碧波上停泊了53个春秋。2006年,乌镇兴建了“王会悟纪念馆”,也陈列有红船模型。
红船,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摇篮,朝着一个伟大的时代扬帆起航。
睹物思人,王会悟这位红色奇女子的风采、功绩,也引起了参观者的景仰、赞叹。(陆茂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