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众多赞誉吴庆瑞为中国改革开放做出贡献的文字中，我却不期然地读到吴庆瑞也曾经在中国“碰壁”的故事。

　　获得多次报告文学奖项的中国作家何建明今年3月刚出版70余万字的《炫风——中国明星城市发展史》，记录了中国当代发展速度最快的九个明星城市——苏州、昆山、重庆、三亚等地的变迁过程。书中借助中国官员讲述的角度，提到一段往事：那时苏州与其他城市竞争新加坡工业园项目，市长章新胜带团访问新加坡，急切地希望说服新加坡领导人。当时的副总理王鼎昌跟他介绍情况，新加坡对中新合作也有不同看法，倒不是放哪个地方的问题，而是对中国情况的认识有不同观点。王鼎昌因此建议章新胜一行“一定要去拜会一下吴庆瑞先生，他是新加坡的改革之父，又是管经济的，这么大的事，我想李资政都会征求他的意见的”。

　　不过，章新胜听说要去拜会吴庆瑞，却是一脸愁云。原来他在担任国家旅游局副局长期间，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吴庆瑞应邀担任中国政府的旅游顾问，他特意为中国发展旅游业写了好几份建议书，可在交给中国有关部门后，光听人说好好，就是没人管。如此一连四年，吴庆瑞很伤心，后来对中国的事他总摇头。

　　章新胜因此担心不会得到吴庆瑞太多的热情。不过，第二天见面的时候，吴庆瑞对中新合作项目既没反对，也不表示支持。当章新胜邀请他出面担任中新合作项目的顾问时，吴庆瑞连连摇头不允，只是嘱咐“一定要敲门招商，绝不能大呼隆出去搞宣传招商”。书中这样写道，“他的这番话使苏州人一直铭记在心头，并且在日后的苏州工业园区开始招商至今的十几年里，一直是遵循吴庆瑞先生的‘敲门招商’的教诲而在全世界进行招商引资的，并取得巨大成功”。

　　报告文学采用半纪实的白描手法，一些言辞或语气未必完全与事实吻合，但基本的情节可资参照。因此，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丰满了吴庆瑞与中国多年交往的故事与内容。

　　最近一周的早报在吴庆瑞去世的报道中，他与中国的交往是格外令读者关注的部分。这包括他对中国经济开放的贡献，也包括他对故人子女的关心与爱护，无论对方是否政治上已经失势，确实令人感佩与动容。

　　对于吴庆瑞与中国的交往，或是中国官员对于吴庆瑞的看法，这么多年来其实并无专著或详细的文集涵盖这一主题，不免有些遗憾。

　　中国驻新加坡首任大使张青曾在2001年在《人民日报》撰文盛赞吴庆瑞，说他很关心中国的事情，每当有中国重要代表团访问新加坡时，他都要会见交谈。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中共中央专门派出精神文明代表团到新加坡考察访问，吴庆瑞特意请来一批相关专家与中国代表团进行了一整天的会谈。

　　关于这些，在该代表团出版的《新加坡的精神文明》以及若干团员出版的书，包括刘祖禹《我眼见的新加坡》、刘国雄《新加坡的廉政建设》等书中，都各自记录了他们与吴庆瑞会面的观感和收获。代表团12天的考察，第一天接见他们的就是吴庆瑞，而最后一天则是李光耀。吴庆瑞与代表团谈了一整天，上午他介绍情况，下午是回答提问。

　　刘祖禹的书中有一章就专门写《拜访老朋友——同新加坡经济奇迹主要设计师吴庆瑞博士的会见》，令他们印象深刻的是，吴庆瑞在介绍新加坡的情况时，特别联系到中国的情况来讲两个国家在人口、政治制度、司法制度、教育制度等方面的诸多差异。这显然和他之前担任多年的中国经济顾问、走南看北对中国国情丰富的了解密切相关。

　　这些文章虽然对吴庆瑞的评价很高，也大量引用了他对新加坡的介绍，但缺乏深入的描述，流于表面。跟吴庆瑞交往频密的中国前副总理谷牧也在《谷牧回忆录》中提到与吴庆瑞的一些往来，以及吴庆瑞的工作，但毕竟吴不是书中的主角，不甚详细。

　　对于吴庆瑞与中国的交往、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具体贡献，所见的多是篇章和片段，散见在一些人物的记叙里，才拼凑出一些彼此的境况。

　　吴庆瑞自1985到1991年担任中国经济顾问的这六年，中国改革开放经历了跌宕起伏、保守与开放角力、意识形态逐渐松绑却又反复的过程，直至1992年才算尘埃落定，踏上不归路。吴庆瑞从经济学家角度对中国的观察，是否也能够体味中国的思想路线斗争、意识形态争议及其背后的复杂政治形势？他所提出的意见，有没有成为中国改革派借重的力量？他有没有发挥纯粹经济顾问之外的角色？吴庆瑞每次的中国之行，自己有什么观感的改变？每次对中国提出的建议和意见得到怎么样的反应，哪些被吸纳、实施，哪些又如同旅游建议书一样又被搁置？这些，是中国改革开放中需要追溯的详情，也是新加坡与中国交往中需要填写的记忆篇章。

　　今天下午，我们送别吴庆瑞。未来，他还有更丰富的记忆留给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