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8日，美国著名学者、编辑、出版人欧文·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去世，享年89岁。新保守主义思想是美国近20多年的主导意识形态，克里斯托又被称为美国“新保守主义教父”，他病逝后，欧美各大刊物纷纷刊发追悼文章。

　　9月28日，美国《外交政策》发表了贾斯汀·瓦萨（JUSTIN VA?魵SSE）的深度评论。通过梳理新保守主义发展的三个浪潮，作者展现了这位“教父”和其思想生前“被背叛”，身后“被遗忘”的另一面。

　　1991年4月，在海湾战争中，伊拉克领导人萨达姆·侯赛因无情地镇压了由美国总统布什派去推翻他的库尔德人和什叶派教徒。尽管美国人正随时待命，萨达姆还是坚持了铁血统治。很多美国人对此提出抗议，但有一个人却强烈肯定了白宫不去进行干预的决定。这个人就是欧文·克里斯托，所谓的“新保守主义教父”。如果他的态度看起来并不那么“新保守主义”，这是因为，它确实不是。事实上，克里斯托的态度是十足的实力政策，尽量拒绝进行干预的鹰派政策——而今天的新保守派却正以此为特征。这一切是不是意味着，克里斯托不是新保守主义者呢？相反，这恰恰说明，克里斯托的新保守主义——这一由他发起运动，或者至少是成功地刻上烙印并广泛流传的思想——与它今天的派生物之间的差异多么巨大。

　　第一波：他是被嘲笑的“胆小者”

　　事实上，最初的新保守主义对外交政策并不关注。其最初的成员都是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他们反对美国在上世纪60年代的新左派运动，批评总统林登·约翰逊的“伟大社会”和“向贫穷作战”方案，不满于自由主义、享乐主义和相对主义文化的泛滥。虽然这些批评并不是对自由市场的绝对支持，但他们确实指出了福利国家的弊端和新左派彻底平等主义梦想的无知。

　　这些思想家渐渐在一些有声望的杂志中发表观点，如由克里斯托和丹尼尔·贝尔在1965年创办的杂志《评论》和《公共利益》杂志。一些知识分子，如纳森·格拉泽、塞莫尔·李普塞特、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詹姆斯·Q.威尔逊等，对美国的自由主义提出了更加慎重的进程选择。他们被左派的前联盟者批评为过于“胆小”的，迈克尔·哈林顿戏虐地称他们为“新保守主义者”（neoconservatives），并以此将他们从自由主义的阵营中分离了出去。

　　尽管有些人反对这一标签，但克里斯托却对此表示欢迎，他通过建立一个知识分子网络和为“新保守主义”下定义，开始创建一个新的学派。但在试图为“新保守主义”下定义时，他遇到了麻烦，因为“新保守主义”往往被视为一种态度而非一种学说。克里斯托本人总是将其形容得很模糊，说它是一种“趋势”或一种“劝慰”。一些被视为是这一运动的代表们自己也常常怀疑“新保守主义”是不是真地存在。贝尔就有一次曾诙谐地说：“每当我读到关于新保守主义的东西，我就想，那不是新保守主义，那只是克里斯托。”尽管如此，新保守主义仍开始对美国公共生活产生重大影响，他们对自由主义的社会政策和超前引进的政治新观念提出了质疑。

　　第二波：由国内事务转向外交政策

　　如果说第一代新保守主义者由在纽约的关注国内问题的知识分子组成，那么，第二代则是由在华盛顿的那些关注外交政策的民主政治运作者组成。正是他们，将其主要精神传给了后来的新保守派（New neocons）。

　　1972年，乔治·麦高文被提名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新保守主义的第二个浪潮出现了。麦高文主张大幅消减国会预算，立刻从越南撤军，并且奉行新孤立主义大战略。冷战中的自由主义者认为，他距离左派太远了，尤其是在外交政策方面。新保守主义集合了一些组织、杂志和人物对此进行批评，包括“民主多数联盟”、“当前危险委员会”、波德霍雷茨的《评论》杂志，以及民主党参议员亨利·杰克逊。这些人像最初的新保守主义者一样，已经从左派转向右派了。其中一些人加入了美国企业研究所，并且为《评论》杂志和《华尔街日报》写文章。而最初的新保守主义者，如莫伊尼汉（Moynihan），也变成了亨利·杰克逊的民主党人。因此，区分这两个群体的标签似乎变得模糊了。但差异仍然存在。在国内问题上，杰克逊的民主党仍然坚持传统的自由主义。在外交政策上，虽然他们都同意鹰派外交的必要性和反对苏联的国防政策，但杰克逊的民主党强调人权和民主发展，克里斯托却是一个古典的现实主义者。

　　这些差别在冷战后愈发明显。当“邪恶”帝国垮台后，美国该做什么？保护和促进民主与人权是与苏联作战的理由，还是只是发动战争的工具？克里斯托坚持第二种观点。他主张战后美国应奉行实用主义，并对他的新保守主义同僚说：“此刻，我们外交政策唯一的创新趋势来自于一个小群体，他们由自由党和保守党共同组成，相信有一个‘美国使命’存在，要去促进民主在全世界的发展。这是一个表面上有吸引力的想法。但只要花一点时间去思考，你就会发现这个想法有多空洞！在整个美国历史上，我们仅仅在两个国家成功地‘输出’了民主制——日本和德国，而且是在战后的被占领时期。而我们在菲律宾、巴拿马和中美洲任何一个国家的这一尝试都已经失败了。”虽然一小部分新保守主义者追随了克里斯托的现实路线，但杰克逊的民主党中绝大多数人还是拥护一种更为自信的干涉主义姿态，并且坚信至少应该为促进民主发展下一剂猛药。

　　第三波：背叛与沉默

　　第三波浪潮，即“新保守派”（the neocons）诞生于上世纪90年代。与其说他们的直接前身是原来的“新保守主义者”，不如说他们是从中获得了灵感。但他们处于一个新的背景之中，即美国已经拥有更多的相对权力。这时，他们已经坚定地扎根于共和党了。

　　克里斯托的儿子比尔和罗伯特·卡根一起，重振了《标准周刊》杂志和“新美国世纪工程”（PNAC）智囊团。比尔·克里斯托和卡根首先拒绝了“新保守主义”的称呼，代之以“新里根主义”。但是，由于他们和第二代——也就是杰克逊的民主党一脉相承，而且不可否认，他们在组织形式和对公众舆论的影响方面都极其相似。所以，“新保守主义”这一标签一直黏在他们身上。

　　现在，新保守派的主要观念已经众所周知，它起源于卡根和比尔·克里斯托在1996年《外交事务》上的一篇文章，并经“新美国世纪工程”反复重申：即美国应该塑造世界，否则就会被敌对利益所塑造；如果必要，美国应该采取单边行动；所谓危险不是做得太多，而是做得太少；民主制度的扩张有益于美国。

　　那么，克里斯托对这一原则持什么看法呢？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老克里斯托说，并不存在一套新保守主义的外交政策，存在的只是一种态度，这其中包括爱国主义和对“世界政府”的拒绝，并尽量减少民主制度的推广。但在这一点上，运动的中心无疑是更加干涉主义的，他们对通过美国力量发展民主制度信心十足，一切远远超过了克里斯托的支持。2003年美国出兵伊拉克，杰克逊的民主党和第三波新保守派欢欣雀跃，克里斯托只能保持沉默。

　　讽刺的是，今天，当大多数人反复将克里斯托视为美国“新保守主义教父”时，人们都把他当成了当代意义上的新保守派，却忽视了他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正像人们也同样忽视了他在国内事务上的态度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