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天，整理老爸的日记。我慢慢知道，老爸小时候是很有志向的，他不甘心在师庄那个小村子，像爷爷那样“背朝黄土面朝天”的过一辈子。这也许是因为他是爷爷的长子，受到了宠爱，所以能够上六年私塾。因此，心里有了“不甘”的意念。所以，爷爷带着二叔去庄背开荒，却把父亲留在师庄继续读书。那时就有“郑二孩”喜欢父亲，想和父亲结成一家。

那年，因为天旱无雨，庄背过不下去了。奶奶回到娘家，爷爷带着二叔、三叔迁移找有有水的地方度日。爸爸就跑出来，先在桑枣坡，在那里，就有人喜欢他。爸爸也非常勤谨，被颜老先生介绍到汾阳教会当学徒。

在汾阳，田太太十分喜爱父亲，那时的田太太不过24岁。她把父亲视为亲弟弟。百方照料。杨老先生一家也看上了父亲。父亲上学是杨老先生的功劳。杨家三女儿似乎想招父亲作婿。所以着意培养父亲入学。

在通州潞河中学，父亲不仅得到王乃堂的青睐，而且受到万博士的友谊。父亲那时正值“风华正茂，挥斥方遒”。广交朋友、四处活动，尽做善事。深得人心。因此，又到北京肖村“乡村改造实验室”工作。如果不是卢沟桥事变。父亲在那里肯定会大有作为的。

父亲是幸运的，因此他获得了那么多人的帮助，这种帮助改变了他出生在山村的命运。这当然与他的努力分不开。

父亲又是不幸的，因为家境贫寒。虽然上完高中，但没能进一步上大学或是出国深造。王乃堂其实也没有大学文凭。王乃堂是抗战后的经历，走上了以后的路。

我常想：父亲为什么在那个时代，总能顺风顺水的进步。而到了解放后，进了干校后，反而逆水行船了，屡屡受挫呢？

我觉得，解放前的时代，社会上的道德观念、人际关系、是非观念要比解放后简单得多，清亮得多，“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自然而然的通行。不像解放后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你整我，我整你。人们弄不明白到底怎样才是“好人”。在这种氛围里，人们小心翼翼，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战战兢兢，不知那块天上飞来之石，会砸在自己头上。

因此，在这种环境里，好人未必会有好下场，坏人未必受人谴责。需要你学会钻营、学会阿谀、学会察言观色，学会明哲保身。如果你不会这些本领，你就注定不会有好下场！

这样的社会，人们的精力都用在了不正经的地方了。那些社会精英，都没精力去在自己领域潜心钻研，也没心思去做善事。而这些人又鄙视这种让人讨厌的世俗哲学。所以，整个社会就不会造成诚信的环境。体现在教育方针、教育方法、教育方向、教育成果上的，就是“钱学森之问”所要回答的问题。

余秋雨曾对这种环境做过评价：我们的历史太长，权谋太深，兵法太多，黑箱太大，内幕太厚，口舌太贪，眼光太杂，预计太险。因此，对一切都构思过度。

这种环境，往往都是思谋极深的人能够得势。他们周围总能聚集一大圈阿谀奉承的小人。而小人治国，不会是一个和谐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