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意阑珊，残花落瓣，在老校长杨光华教授诞辰八十七周年的4月，我点开“天堂公墓”的网页，向杨老校长遗像献上了一束鲜花，以表我的思念之情。杨老校长离开我们已快四个年头了，他给我留下的印象不仅没有淡化，反而历经四年的沉淀，愈加深刻了。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我在北京石油学院机械系学习，后又留校任教，和杨先生虽没有直接交往，但我和同学们都知道，他是炼制系的一位曾留学美国和苏联“双料留洋生”的教师，又是青年共产党员。我们把他作为“又红又专”的典范和我们学习的榜样。1965年，他被任命为北京石油学院副院长，成为校领导班子中最年轻的成员，更增加了我们对他的敬意。

我和老校长第一次直接接触，是在学校刚从“文革”迁校阴影中走出的1979年。那时，他已是校行政领导的第一把手，正率领全校教工在鲁北碱滩上争分夺秒地恢复学校因“文革”迁校造成的损失。一天傍晚，他来到学校生活区，走到我家门口时，应邀到家里小坐。他查看了我家四口人居住的三十来平米的两间平房小屋，走到窗前欣赏了一下我侍弄的花草，然后在我那以半间房收拾成的小书房书桌前坐下，翻动了几页我正写的文稿，又看了看书架，随之和我聊了起来。他说，大家住的确实太拥挤了，一定要尽快改善居住条件。不过，他对我的小书房颇为赞赏。他说他去过一些教师的家，许多人连十年前迁校的包裹书箱还没有打开，书架用来堆放锅碗瓢勺，没有书桌，不像大学教师的家。“而你还收拾出了一个小书屋，在这里看书写文章，真好！”老校长又说：“学校一时还难以回京，而学校的恢复一时他不能停，教师的做学问更是不能等、不能断。我们已耽误了十几年，再也耽误不起了！”

老校长这次与我在小书屋的谈话，对我以后的教书做学问影响颇大。我的故乡有“不怕慢，就怕站”的谚语，和老校长讲的“不能等、不能断”是一个意思，它成为我钻研业务的恒久指导思想和动力。

又过了些时日，还是在夕阳西下的傍晚，他约我到校西侧的碱滩上散步。我们谈起了当时在校园里热议的“再迁校”问题，老校长正为此事思虑重重。他说：“学校从北京迁到这里，已经元气大伤，如果再迁，需得慎之又慎。”他的分析是，如果能迁回北京，有老校的底子，有北京特有的文化、政治中心的有利条件，那当然最好。但是，此口已被上级领导封死。“今天上级让我们面临的选择只能是，要么在这里继续办学，要么再迁一个不在北京的新址办学。”让老校长最放心不下的是教师队伍问题，他说：“十几年前迁校时已损失一批骨干教师，留下的老教师已近退休或已退休，青年教师成了中年教师，而新的青年教师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还未跟上。在此情况下，这支队伍是用在尽快恢复教学、科研上？还是用在再搬迁上？如果再搬迁，这支队伍就很可能在新的再选址、再建校、再搬家、再安家中耗费时间和精力，老的全退休，中的变老，青的变中，学校的教师队伍及教学、科研中心任务必然大受影响。”我很理解老校长的心情，我也知道他的难处。那时的校长权力有限，学校的命远在很大成度上还是掌握在上级领导手中，我劝老校长还是听上级的决定吧！

后来的校史表明，我们这批教工终于安下心来，在老校长的带领下，扑在东营、面向全国，发奋推进教学、科研，全校至1985年便基本恢复到了原北京石油学院的水平。杨校长是在我校历经十年动乱后，在学校处在转折的困难和关键时期，率领全校教职员工从泥泞中爬起，重振旗鼓，把新中国第一所石油高校终于维系、恢复和发展起来的一位杰出领导人。

在学校恢复时期，校园开始大兴土木，一座座高楼拨地而起。1980年春天，笔者向老校长书面建议，在基建的同时应规划和实施校园绿化工程，应把绿化工作提到学校稳定和发展的战略高度来认识。或许前述我家小书房的绿窗以及窗外的花草给校长的印象很深很美，或许我的论证正中了校长的下怀，竟引他对建议十分重视。5月成立了由他亲兼主任的校绿化委员会，任命一位校级和一位处级的老干部为副主任，让我这样的普通教师也兼任了副主任。在碱滩上种树，决非易事，它不仅要在树种上进行选择和培育，更要在土壤方面进行改造甚至更换，还要对每块绿地乃至每棵树的栽种制定出方案，像制作盆景那样精心设计、精心施工，才会有收效。在老校长的带动下，我们制定了“一年准备，三年试验，五年见成效，七年绿树成荫”的规划，并当即行动了起来。至八十年代中后期，在两千多亩的校园里，已片片花木繁荣，成为鲁北盐碱大地上著名的绿洲。“前人种树，后人乘凉”，这里的石大学子们可不要忘记杨老校长的功德啊！

在校园绿化的进程中，我们把迁校时教工们种稻田用的水库，改造成了一座美丽的湖上公园，美之名谓“荟萃园”。老校长精心推敲遣词，撰写了一付楹联，被镌刻在“荟萃园”的门口石壁上。曰：

        宜击水宜荡舟名园曰荟萃，聚九州英彦，乐居青莱，且康且健；

    或静思或问难大学称华东，育四海桃李，志在寰宇，乃武乃文。

此联既绘景又抒情，既写实又务虚，甚是厚重和美妙。它不仅反映了老校长的飞扬文采和对校园的讴歌赞美，更反映了老校长的教育和办学理念。

要使学生“乃文乃武”全面发展，这是杨校长的重要教育思想。他主张石油大学的学子不仅要学石油科技，更要有“志在寰宇”的抱负和理想；不仅要有数、理、化的知识，还应该有文、史、哲的学问和体、音、美的素质修养。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在领导学校恢复、发展时，在全国工科高校中就率先提出并实施了人文素质教育。学校引进了一批文学、艺术课教师，成立了相应的教学行政机构，开设了一批文学艺术课程，开展了许多文化艺术活动。

学校建造了校史和艺术品陈列馆，用校史文物和书画艺术作品对学生进行人文素质的薰陶。艺术馆里收藏有当代中国著名书画大师、艺术家启功、吴作人、董寿平、许麟庐、于希宁、萧劳、范曾、王成喜、李铎、陈天然、何孔德、高泉等的作品，而今这些艺术精品许多都成了无价之宝。在校园花木丛中和楼房建筑前后，请国内著名雕塑艺术家刘开渠、潘鹤、唐大禧等制作的“创造太阳”、“孙健初”、“爱因斯坦”等雕塑作品座落其间。学校还邀请知名文学家、作家、诗人赵大年、莫言、王朔、雷加、高华等来校访问、讲学，并写了一批描绘石油和石油学院的文学作品。1984年，我和几位诗歌爱好者编印了一本《中国石油诗歌选》，老校长亲为我们写了序言，赞之曰：“书香深处有油香，字字如珠出真理。”“熟记佳句三百首，吟哦天下为石油。”其后，又有爱好文学的教工编印了诗文集《荟萃集》、《地火》等，都得到老校长的支持和鼓励。他为《荟萃集》写的序言，原本就是一篇优美的散文诗。此仅摘数句，以享读者：

   许多白发苍苍的师长，他们就像碱滩上的红柳，殷勤地把探索者的道路装点；又像圣殿中的红烛，把创业者的火炬点燃。

      看青年园内，青春的风彩正浓；荟萃湖畔，白发与红歌相映。风掀嫩柳处，漫忆碱雪咸沙；楼阁幢幢里，曾有狐兔纵横。

  市容校貌，一年一小变，十年一大变，更何况放眼全国，更是热气腾腾。

         似这般，怎不引起人们满怀激情······

   老校长是一位海内外著名的石油化工专家，又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还是一位激情满怀的诗人。

杨校长对我们思想政治教育课，也有深刻的理解和切合实际的指导。记得1985年他出席我们社科系学术讨论会时，在讲话中说，政治课不能靠教师的“三寸不烂之舌”，不能空洞地说教。自然科学有生产实践来检验，有实验数来证明；社会科学也应有社会实践和实际资料来证明和说明，只是照本宣科很难让学生喜听爱学的。思想政治课教师要多深入社会，调查研究，掌握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使课程更加深入、更加生动、更有说服力。老校长希望政治教师要重视科学研究，敢于著书立说。老校长的话，在当时听起来似乎有些“刺耳”，但他的真诚用心和严格要求，我是记住了。我从当时讲授的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课程需求出发，在课余和假期深入山东革命老区和烈士陵园，查阅历史档案，收集历史资料，对一些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进行研究，取得了一些学术新成果。相关论著公开发表后，在学界引起了一些强烈反响。老校长对这些学术成果给予了充分肯定，在校学术会议和其它场合多次予以表彰。此后，老校长通过校科研处下达编著《石油大学校史》的任务给我和我所在的社科研究室，组建了由我担任主编、他和校党委书记华泽澎为顾问的课题编写组，经两年多的攻关，此著于1989年公开出版。在编著过程中，两位顾问多次和我们讨论大纲，研究和解决疑难问题，书成后老校长又为之题词、作序，使我再次身感亲受了老校长科学严谨的精神以及高效务实作风。

1988年，我们学校迎来了大发展的新机遇。石油工业部和国家教委决定，在华东石油学院及其北京研究生部的基础上，并把石油工业部所属的北京石油管理干部学院、广州外语培训中心也纳入其中，成立了石油大学。已六十五岁德高望众的杨光华教授，被任命为这所地垮三省市、下有四个办学实体的大学首任校长。在这一岗位上，已经超龄服役五年的老校长，又超龄拼搏了四年，当北京、华东各办学实体都顺利转型并进入正常运转的时候，年近七旬的杨老校长才从校长岗位上退了下来。

当时，杨校长主持的石油大学校本部在原北京石油学院南教学楼办公，而工作人员党的组织和人事关系挂靠在昌平的石油大学北京校区，我和许多从华东转来的老教工在昌平还能经常看到老校长的身影。每次见面，大家都亲切向他问侯，望他多加保重。可是，我们竟然有时看到他老人家从城区骑自行车北上七十华里，到昌平校址参加会议或活动。大家极为惊讶，纷纷向有关领导提意见，说学校用车再紧张也不能让老校长骑车来昌平开会。老校长得知此情，赶紧解释说：“大家误会了，那是我自己为了检验体力和锻炼身体采取的行动。”老校长的干劲，由此可见一斑。

老校长退下领导岗位后，使他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专注于他从事一生的化学工程研究工作。作为国家重点实验室重质油加工实验室的创始人，他更加用心地投入该实验室的建设和课题研究。九十年代中后期他编著完成了《重质油加工中的几个理论问题》专著的中英文版本，分别于1999年和2001年出版。不想此著竟成了这位著名的有机化工老专家的绝唱，随后他就病倒了，不得不经常住院治疗。

2003年4月10日，老校长八十大寿时，他的校友和弟子们吴仪、周永康、刘海燕等纷纷送来花篮和贺幛，我也给老校长画了一幅《朱竹》国画，贺寿的人群来往不断，可谓满堂生辉，喜气洋洋。大家的共同心愿是祝老校长病体康复、健康长寿。那天，住在对门的我看到，老人家精神也特好，满脸笑容对来往客人频表谢意。可是他的身体还是时好时坏，没有稳定康复。

2006年11月，八十三岁的老校长又住进了北医三院，这次他病得很重，心肺全面衰竭。那天，我作为老校长手下的一名知恩的老教工、老邻居和他所在党支部的支部书记，陪同老校长的老搭挡、老党委书记华泽澎去医院探望他，他已不省人事，处在弥留之中。11月11日，这位把一生都献给了中国石油大学的老校长与世长辞……

在八宝山，当我随着近千人的人群，缓缓走进第一告别厅，看到老校长安卧在鲜花丛中时，我的眼泪流了下来。我在想，这里安卧的是我们石油大学的一位老领导，可他又不是一般的老领导。他在石油大学校史上创造了许多“之最”和“第一”：他是从北京石油学院初创，历经了蓬勃发展、迁校磨难、恢复重建和争先创优的全过程，从北京石油学院到华东石油学院再到石油大学在校领导岗位上效力时间最长的一位老校长；他为石油大学的教学、科研和学科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他编著了我国第一部《石油炼制工艺学》，创建了我校第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在我校培养了第一批博士研究生，他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学术论著在学界至今仍具有权威性……。我们失去的就是这样一位长者！

北京石油学院时期的最后一位老领导走了。

但是他和他们开创的石油高等教育事业发展了，壮大了。他和历代石大人打造的“石油大学”这块金字招牌，而今在古长城脚下和渤海之滨熠熠生辉，他们培育的石油之花已开遍全国乃至海外。

我注视着老校长的遗容，一位伟人的“咏梅”诗句反复出现在我的脑海——

 “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2010-8-18于北京七石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