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来自全国各地的1万多名年轻人，为了支援边疆纺织工业建设，来到了呼和浩特，成为这里的第一代产业工人。在整个计划经济时代，他们为祖国工业建设奉献了青春和汗水。如今，他们都已经是七八十岁的老人，属于他们的时代渐渐远去，而他们身上所具有的无私奉献、团结友爱、勤劳勇敢的精神，则成为那个时代留给整个社会的宝贵精神财富。当年年轻的工人们如今已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

老工友的聚会

4月21日，陈秀英组织了13名老工友到公主府公园看桃花。上午天气不错，大家乘坐公交车到公园门口集合，赏花合影，还合唱了两首歌。一首是《长寿歌》，另一首是上个世纪90年代很流行的一部电视剧插曲。从公园出来以后，大家AA制去一家小饭馆吃的烧卖。因为都是70岁以上的老人，乘坐公交车不花钱，公园不收门票，整个一上午的活动每人花费不到10块钱，大家玩得很开心。

周末，大家相约去大青山脚下的一家农家乐吃炸糕。早有另一位老工友联系好了，一碗烩菜，炸糕随便吃，每人收费10元。又有十几个人报名参加了周末的活动。像这样的活动，陈秀英和老工友们经常组织。陈秀英退休前是原内蒙古第一毛纺厂（以下简称一毛）的工人，1961年她从河北老家支援边疆建设来到了呼和浩特，在纺织系统工作了37年。如今，她在山丹小区租了一个小门脸房开话吧，以方便联系工友们搞活动，还把自己的房子腾出来作为活动场所，组织老工友们喝茶、打扑克、聊天。

这些老伙计们都是从年轻时就认识的，大家的经历都差不多：年轻时从全国各地招工到首府，进入纺织系统成为纺织工人。一起经历过红火的计划经济时代，也经历过下岗、买断的阵痛。如今，他们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很多人老伴去世了、孩子们不在身边，外地老家的亲戚又多年不联系，如何排遣寂寞、安度晚年成为了这些人面临的最大问题。

为了让老工友们的晚年生活过得充实、丰富，陈秀英经常和任志明、张玉珍、孙桂荣、岳玉枝等几个积极分子组织大家聚会、游玩。工友们生了病没人照过，她也经常打电话、或是带人上门看望。年轻时，陈秀英就是个热心助人的人，这么多年来一点都没有改变。

陈秀英家住鄂尔多斯大街山丹小区。这条街道两旁，有不少老旧的毛纺系统的家属区。在这里居住的多是老人，听口音他们都不是本地人，虽然在呼和浩特工作生活了大半辈子，很多人还是乡音难改。很多年轻人不知道，这条街道曾经叫诺和木勒大街，蒙语意为纺织大街，在这条街道的两侧，曾是整个计划经济时代我国最重要的毛纺工业基地。

 1956年3月8日，作为国家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设项目，内蒙古新建毛纺织厂(内蒙古第一毛纺厂的前身)破土动工。两年后，新建毛纺厂更名为内蒙古第一毛纺厂，成为我国第一座现代化毛纺厂。上个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初期，内蒙古第二毛纺厂和内蒙古第三毛纺厂相续诞生。再加上后来的四毛、五毛、六毛，一批现代化、规模化大型纺织企业逐渐建成。

 这些纺织企业的建立，需要大量的产业工人。此时，来自上海、天津、北京、西安等大城市的大学生、中专生满怀激情，响应祖国号召来到内蒙古，支援边疆建设。由蒙古族、汉族、回族、满族、达斡尔族、朝鲜族、藏族等民族工人组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纺织产业大军。当时，呼和浩特有上万名纺织大军，加上家属，有五六万人生活在诺和木勒大街周围，他们将青春奉献给纺织事业。这些人大部分都留在呼和浩特安家落户，成为一个人数庞大的集体。

 光荣与梦想

再回忆起当年工作和生活的场景，陈秀英仍然觉得澎湃。那个时候工人阶级的思想觉悟和干劲，是当今社会不能想象的。那些十七八岁、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们觉得自己身负解决全国人民，乃至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穿衣问题的重任。上个世纪50年代，新中国百业待兴，而毛纺织业关系到人民的穿衣问题，举足轻重。一毛生产的毛线和长毛绒，是北方人不可或缺的生活物资。当时的衣物品种单一，在气候寒冷的北方，一身毛衣毛裤是每个人都必备的。

 计划经济时代，呼和浩特的毛纺产品在全国市场上具有很高的知名度。一毛生产的“群羊牌”毛线是全国知名的品牌，它的各项技术指标超过了世界知名品牌——英国“蜜蜂牌”毛线。二毛生产的华达呢、四毛生产的提花毛毯也都是市场上的紧俏货。当时，呼和浩特的毛纺产品有十几个类别，上千个花色品种，远销20多个国家。

 一毛是国家投资3600万元建设的，1958年投产后半年就收回全部成本，生产纱绽3600绽。在当时非常辉煌，被纺织工业部评为红旗标兵厂，全厂职工每人奖励一件绒衣，成为职工们莫大的光荣和骄傲。

工人们的辛勤付出也得到了党和人民的肯定，虽然生活待遇并不是很高，但是在当时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很高。时任党和国家领导人董必武、贺龙、罗荣桓、聂荣臻、叶剑英、陈毅、罗瑞卿、杨尚昆、陆定一、薄一波等人都曾经到一毛看望并慰问职工。这些是很多老工人们一生都难忘的荣耀记忆。

 无私奉献是时代的烙印

一毛老职工任志明至今仍珍藏着一张上个世纪60年代初的合影，这是一毛劳模们的合影，任志明是其中最小的一个，当年他才14岁。任志明说这些人在建厂初期就被评为优秀或先进，一辈子也都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人们。当年的生产场景，可以用热火朝天、不分昼夜来形容。当时实行三班倒的工作制度，工人分成三班24小时工作，纺织机一直在轰鸣。工人们周六加班、周日义务劳动，加班的补贴是一个月饼，而义务劳动是没有报酬的。

 计划经济时代，生产生活条件艰苦，没成家住宿舍的年轻人吃不饱饭，饿时吃糖菜渣子。但那时人们干劲很足，几天几夜不睡觉加班加点工作是常事，人们公私分明，不拿厂里一针一线，同事之间互相帮助、互相关心，如同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之国。

 任志明记得，每次厂子里发福利，当时的劳模们都是等工友们都挑完了，他们才拿最后剩下的。而去供销社买菜，挑土豆、西红柿都是要小个儿的，大的留给别人。这些勤劳、无私、奉献的精神是那个时代整个工人阶级的集体烙印。

时代的落寞而工人老大哥头顶的光坏在上个世纪90年代逐渐褪去。上个世纪90年代初，全国毛纺生产能力过度膨胀，竞争无序，造成产品供过于求，产品价格下跌，企业效益下滑，加上国际市场不景气，国内市场管理混乱，假冒伪劣、掺假制假问题严重，呼和浩特的毛纺工业遭遇寒冬。

 改革开放后，私营经济蓬勃发展，市场上的纺织品种类日益丰富，传统的毛线和长毛绒渐渐失去市场。而国企对市场的适应性不强，企业内部机制转换滞后，经营管理不善，产品开发能力弱，营销方式落后，生产随意性、盲目性大等顽疾，导致产品积压，呼和浩特的毛纺工业逐渐走向没落。1997年一毛纺厂破产。随后，1997年末至1998年初，呼和浩特的6家毛纺企业相继破产。

 随着呼和浩特的毛纺企业纷纷破产，1万多名毛纺职工按照1/3安置、1/3买断、1/3归社保的方式进行了安置。当时，买断的工人只能领到几千元至一万多元不等的买断费，归社保的也仅能领到每个月二三百元的退休金，而安置在转制后企业的工人们待遇也不高。从受人尊敬的老大哥一下子沦落为社会的低收入人群，一代纺织工人经历了历史的阵痛。

 企业破产后将毛线作为工资折抵给工人们，工人们就走上街头卖毛线，因此，诺和木勒大街留给呼和浩特人最后的记忆是街道两旁红火了几年的卖毛线的职工们。这些已经人到中年的工人们，除了纺织没有其他技术，很多了卖了几年毛线后只能从事扫大街、下夜、修车钉鞋等工作。2003年，诺和木勒大街更名为鄂尔多斯大街，纺织业的辉煌和工人老大哥的荣耀都如同诺和木勒大街的记忆一样，被历史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