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篯待事认真
1955年,他和缪钺、董家遵、徐德邻几位同志一起到武汉来草拟魏晋南北朝隋唐史教学大纲。为了节目标题,甚至为了一条条文,他常常半夜起来考虑明天怎样提出修改意见。大致在1960年,他着手校勘《唐六典》,他给我看了几条校记,其中有好几条是关于祥瑞的,本来似乎无关重要,不妨放过,可是他蝇头细楷,写上夹签,校正了旧本的讹夺。
大致也在1960年左右,一位青年同志请他评阅论文,他认真阅读了本文,慎重考虑了优点和缺点,写了长达数千言的评语,从理论到资料,作出了有关治学方法的指导。我写《三至六世纪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一书时,曾请他审阅原稿,除了对于某些论点提出修改意见外,他还对引证材料逐条检对原书,改正了好几处错字。1964年,我指导的两位研究生进行毕业论文答辩,请他参加评议。他除了认真阅读两篇较长的论文以外,还写了提问要点。在答辩时,他一问就寻根究底,不容许含糊答复。以上所举的只是一些琐事,却正是通过这些琐事表现了汪篯同志对人、对事、对学术的严肃认真精神,我认为这种精神是非常可贵的。
应当指出,汪篯同志是陈寅恪先生的高足弟子和助手,在掌握、运用资料方面,毫无疑问,他继承了陈先生的优良学风,解放后,由于他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努力在改造世界观的同时改造学术思想,使之逐步走向历史唯物主义,这个改造过程大致在本书所收诸篇中也有所体现。在这方面我同样应当向汪篯同志很好学习。
由于遗稿付印的时间很紧,我没有能够阅读全稿,因而也不可能作全面介绍,而且凭我的水平也不能充分发扬汪篯同志高深造诣,这里所述只是零碎的但对我来说却是深刻的印象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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