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袁老二、三事
发布时间：2011-04-01 09: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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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袁老二、三事
（2011年清明时节）
1974年春，我从黑龙江探亲回家。春节过后，快要返回黑龙江之前，父亲让我路过北京时给袁老捎去一盆花。父亲爱养花，在他与袁老通信中，得知袁老喜欢一种花，就答应送他一盆。
至于袁老是谁，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那个时候的我，刚刚二十岁出头，正像大多数的年轻人一样，在人生的这个阶段是自我主义者，以“我”为中心，只关注自己，对社会上的事、世界上的事，甚至对周围人都不愿意关心。我只知道袁老是父亲的朋友，至于他们什么时候认识的、怎样认识的，我一概不知。
我按照父亲写的姓名和地址，在北京市东四朝内大街219号找到了袁老。这是一个十分清静的庭院，独门独户，典型的北京四合院。一走进房间，就能看到一幅吴作人馈赠袁老的画挂在厅堂（可笑的是，当时我连吴作人是什么人都不知道），让人感受到娴雅淡逸，幽芳清冽的气息，袁老笑容可掬地接待了我。他家有佣人，但佣人不在屋内，他想亲自给我倒开水，我赶紧去拿暖壶，自己倒水。袁老看上去是七十岁左右的老人，非常可亲可爱。
老人温和地询问我的生活、工作和今后的人生的规划。袁老所说的“人生规划”是指我今后打算向着哪个方向发展。而我一时语塞，十分尴尬，因为我从未想过这个问题。就是从他那里，我才懂得了生活要有目标，不能随意漂流。在他家吃罢午饭，我匆匆跟老人告别，去上火车了。在火车上，我一路都在思考袁老的这番话。我决定继续自学英语，看看自己能否在这方面有所发展。上中学时，我就喜欢英语，而且学得很好。
1975年和1976年，群众推荐工农兵上大学的活动一直在进行。我在我的单位连续两年以绝大多数的支持票赢得了第一名。要是没有意外的话，我会到黑龙江大学或者南京航空学院去上学的，这是没有悬念的事情。
可是，政审之后，我被刷下来。父亲是右派的家庭背景成为我不能上大学的唯一理由。我很难过，也很无奈。上大学是不可能了，只能寄希望于到大学进修或者代培的机会。
1976年春节我再次回到家。父亲又让我返回黑龙江时看望袁老，这一次我带给袁老的除了花，还有一封书信。
来到他家，一位陌生人对我说，袁老这些天有些不舒服，医生正在内室给他检查身体。
见到陌生人，我有点紧张，二十多岁的我还不太会说话，拘谨地看着他。
“哦，我叫杜鸣心，是袁老的女婿。请坐吧！过一会儿，袁老就出来见你。”
我孤陋寡闻，不知道“杜鸣心”这个名字，只知道坐在我面前的这个人很温和。他在努力让我放松下来。
我看得出，杜先生替他的岳父接待我，为了不让我寂寞，他笑着询问了我的工作和生活。我一一作答，同时也问了他的工作。
他很平淡地说：“我是搞音乐的，一辈子跟音符和学生打交道。”这句简单的话，让我以为他是个普通中学的音乐教师。
我不想冷场，就努力寻找话题，跟他聊天。正好，我喜欢歌曲，特别是喜欢当时在地下流行的《世界名歌200首》以及俄国和苏联歌曲。我拿出一些浅显幼稚的问题向他请教。杜先生的解答，我现在已经记不清原话了，但他对音乐的了解、以及对我的问题做出的深入浅出的回答，让我感受到，他是一个对音乐知识博大精深的人。若不是经过长年的修炼，是不会讲出那些话的。
袁老从内室出来了，依然是笑容可掬的样子。
在闲谈中，我告诉了袁老关于群众推荐自己上大学的事情，袁老表示了同情。我说，没机会上大学，我就自学。但是自学到一定程度，再往前走，感觉很困难，很想有机会上大学里进修一下。袁老点点头，并未说什么。
最后，老人家告诉我，他的小女儿也下乡到黑龙江工作，离我工作的地方不远。他让我给他女儿捎去几个罐头。袁老的手有一点发抖，一边拿着罐头递给我，一边亲切地说：“这是我最小的女儿，也是我最挂念的人。”老人家流露出的对儿女的挚爱之心、温柔之心，着实让人感动。
离开袁老后，我并未把进修的事当回事，然而，让我意想不到的是他为此付出了很多很多，特别是在他身体有病的情况下。
就在同年的10月份，我在黑龙江收到了袁老的来信。
通过信，我得知袁老为了我上大学进修英语的事，找过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初大告教授、北师大的黄药眠教授、中国科技大学的英语教研室，以及他的在北师大工作的另一个女儿。由于大形势的缘故，进修和代培的事不能实现，为了证实此事的确切性，他还把北京外语学院初大告教授的回信一同寄给了我。让我看出一个科学家做事的认真、严谨和负责。不仅如此，他最后告诉了我今后的学习有几种选择的可能性，供我参考。
对此，我还能说什么？我感动得说不出话。
1977年，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到来了。正如人们常说的“机会总是留给那些有准备的人的”，由于我在袁老的鼓励下一直没放弃学习，所以，我在高考中，英语轻松地拿下98分（满分100分），其它各门成绩也在七、八十分以上。在二十五比一的录取率中，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大学。
1978年5月，我收到他寥寥数语却充满温暖的祝贺信。老人家在病中没有忘却我，
但是，招生工作依然保留着旧的习惯势力。报考前，每个考生必须填写政审表，这是最让我难心的地方。从小学开始，我曾因政审失去好多个好机会，比如，国庆节选派到天安门观礼，学校开大会给劳模时传祥献花，参加北京西郊夏令营，参加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等等，所以，在这次高考填写志愿时，我的思想没放开，不敢报考知名大学。为了能增强上学的保险度，我选择了人们最不愿意报考的学校。入学后，我觉得自己吃亏了，填志愿时的胆子太小。我把这个纠结于心的烦恼告诉了袁老。袁老在信中安慰我说：“所有的大学都会有学习得很好的学生。”言下之意，是告诉我不要因此而丧气，我仍然可以走向卓越。袁老在信中最后说：“你如果需要在北京买什么书，请你写信给我，我总尽量替你想办法。”
多么好的一个老人！当时，他已经患上了中风，行走都靠轮椅。
袁老给我写过七封信，最后一封信是用左手写的。那时，他的病况很可能已经很严重了。
然而，后来我才知道，袁老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情况才彻底改善。可以想象，他遭受到的挫折会是怎样地大，但从他的言谈举止里看不出任何怨天尤人的迹象。这给了我一个启示：越是成大器者，越能承载人生的痛苦。生活的磨难造就了他们对待一切挫折和阻力的粗犷、坚韧的性格。
我常想，他总是默默然为他人做嫁衣，也许他太累了，他时常想着给家人、给朋友、给读者一份温暖，而他力量又有限。至今让我深感内疚和歉意的是，当年我不该让老人家为我操劳那些不值当的小事。
我跟袁老相处，全然忘了他是一位科学家，而他对我，也全然没有科学家的姿态。他对我，平和、自然、亲切，就像一位慈祥的父亲。在我们几次面对面的谈话中，他很周到地替我考虑琐碎的生活小事，要我注意一些细节。最让我难忘的是他告诉我，学习英语要持之以恒，成功在于坚持。正是记住了这句话，我坚持读完了二十多部英文小说，让我受益匪浅。而如今，有多少学习英语的人都是因为缺少坚持而半途而废啊！
1983年，我有了家庭，有了孩子，两地分居的困扰、调动工作的麻烦以及各种困难把我陷入到生活的漩涡中，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跟袁老联系过。
袁老溘然仙逝的消息是我在2005年看到一则新闻才知道的。
2005年9月7日，我无意看到中国科学院发布的消息，题目为《“纪念袁翰青百年诞辰座谈会”在京举行》。
座谈会由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所长贺德方主持，所党委书记邢宪力介绍了袁老的生平，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洪绂曾出席了会议并讲话。全国政协、科技部、九三学社中央、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协、北京大学、九三学社北京市委、袁老的生前好友、家属代表、新闻界等各界代表出席了会议，代表们纷纷发言，缅怀袁老为民主和科学奋斗的一生，学习他爱党爱国、勤奋创业、勇于探索、严谨治学、孜孜诲人、始终不渝地追求进步与真理的精神。
袁翰青是著名的化学家、文献学家，原全国政协常委，原九三学社中央常委，九三中央参议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协荣誉委员，我国科技情报事业奠基人之一，中信所首任所长。中国科学院化学学部委员(院士)。座谈会由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主办。
时光飞逝，岁月如梭，许多年过去了，袁伯伯的音容笑貌依然留在我心里。
在我眼里，更看重的，不是他的“科学家”、“中科院院士”、“全国政协委员”这些头衔，而是没有这些光环的一位普通老人。他，作为一名普通老人，所表现出来的人格和品质，比那些罩在他头顶上的光环，更有魅力，更彰显出人性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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