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公元1424年至公元1435年，这个时间段，在大明王朝三个世纪的浩瀚长河里，有一个璀璨无比的称号―――仁宣盛世。

　　这是永乐皇帝朱棣的长子长孙――明仁宗朱高炽+明宣宗朱瞻基相继在位的时期：对外罢兵休战，宽抚四方，对内轻徭薄赋，废止酷刑，平反冤狱，与民休息。白驹过隙的十一年，却是堪与“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之治”相媲美的黄金时代，说盛世，毫不为过。

　　是盛世，自然群英荟萃：敢冒“不孝“之罪名为“靖难旧臣”平反的明仁宗朱高炽，少年登基却励精图治的明宣宗朱瞻基，历经三朝沉浮，匡扶朝政的“三杨内阁”――杨士奇，杨荣，杨浦，为官姑苏造福数十年，留下千古美谈的知府况钟……也自然风起云涌：封贡蒙古部落，撤军安南，朱高熙叛乱，平定西南，改土归流……帝王将相，厚黑权谋，串联起一个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的大明江山。流光溢彩的面孔，波澜壮阔的往事，不少。

　　却有这样一个人，少年成名，却大器晚成，虽做得一方封疆大吏，却比不得杨士奇们的位高权重，身为清官廉吏，虽也造福一方，却不似况钟们那般“出风头”，成不了后世“清官戏”里的主角。群星璀璨的仁宣盛世图景中，貌似只是跑龙套的角色。

　　但他却不一般，以超越时代的敏锐眼光，看到了大明帝国华丽身躯下那颗毒疮，盘根错节的局面下，更以莫大的勇气和过人的智慧，施起了革除弊政的“官场手术刀”。仁宣盛世的国富民强，乃至江南大地绵延至今的繁华，他是沉默的奠基石。

　　这个人，是担任江南巡抚长达十九年的能臣，明朝中前期最伟大的经济改革家――周忱。

　　二

　　周忱，字恂如，号双崖，江西吉水人。洪武十三年(公元1381年)生人，永乐二年(公元1405年)进士，次年入文渊阁学习，成为“重点培养对象”，以聪颖的才识得到永乐皇帝的赏识，赞其“见事敏捷，可堪重任”。大好仕途，仿佛一片光明。

　　可这以后却步履蹒跚，翰林院苦熬了八年，才升为正四品的刑部员外郎。到明仁宗朱高炽即位的永乐二十四年(公元1425年)，又平级调为越府长史，同科入仕的“同年”们，要么已是封疆大吏，要么是尚书阁臣，唯独周忱，蹉跎着岁月，直到两鬓斑白的知天命之年。

　　仕途不顺，却并非是政绩惨淡，周忱性情稳重，做事直抓重点，处事公正从不徇私，吏部三年一次的考评，他总名列前茅。掌握朝柄的“三杨”内阁――杨荣，杨浦，杨士奇，对他青眼有加。担负财政大任的户部尚书，“座师”夏原吉，更对他器重无比。

　　却恰是夏原吉，不断有人举荐周忱，每次都否决，否决的理由都如出一撤：这只是寻常的工作调动，怎能发挥周君(周忱)的才干?

　　而当一个官职摆在周忱面前的时候，夏原吉不但不再否决，相反倾力支持，竭力推荐――江南巡抚。

　　事情的起因要从明仁宗洪熙元年(公元1425年)说起，广西布政使周干巡视江南的一道奏折，揭开大明王朝遮掩已久的一颗毒疮――江南赋税问题。

　　奏章痛陈了江浙地区赋税沉重，以至农民大量逃亡，民生凋敝的状况：诸府民多逃亡，田没于海，租从何出……

　　仿佛一颗石子，激起了朝野千层浪。江南是占财政税收三分之二的“国家仓库”，轻易乱不得。大臣们吵成一团，争得面红耳赤，互相指责推卸责任，上上下下吵得热闹。

　　只得严令催缴。结果头痛医头，到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国家《黄册》上的在册江南土地，比十年前减少了近三分之一，国家《鱼鳞册》在册江南人丁，比十年前减少了四分之一。仅苏州府拖欠累积就达750万石，折合白银三百七十五万两，这是一个让任何政府肉痛的天文数字。

　　揭发，没用。争吵，推卸责任，没用。整顿，严查，勒令，还是没用。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在哪里，中央那些久历宦海沉浮的老臣们都清楚，却说不得，这是一条事关各位大员仕途命运的警戒红线。

　　问题的肇事者是一个人―――大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

　　当年朱元璋平灭了劲敌张士诚，因痛恨江南百姓拥护张士诚，就施行了一道惩罚措施：江南官田民田，世代承受苛刻重税。

　　多苛刻，对比一下，明朝的官田田赋，其他省份是每亩五升三合五勺，约为11斤左右，民田田赋，其他省份是每亩三升三合五勺，约为六斤左右，而明朝农田的亩产量，按照《授时通考》的记载，平均水平应该在两石左右，约为300多斤，对比历朝，是轻徭薄赋。

　　可江南呢，民田田赋二斗至三斗，约为20至30斤，官田田赋七斗至一石，约为70斤至150多斤。江南的经济负担，是全国其他省份的几倍甚至几十倍。

　　而朱元璋没有想到，他图一时之快的报复，却在无意之中种下一颗毒疮，祸及了后世子孙。

　　江南税重，但毕竟鱼米之乡，《皇明经世文编》里的记载，农业亩产的最高水平可达四石，即粮食六百多斤，远胜于全国其他地区，周忱的恩师夏原吉，正因在江南治水有功，平步青云。所以，纵是赋税苛刻，以寻常的年景，还能承受。

　　但就坏在“物产丰富”，吸引了豪强地主达官显贵，巧立名目加征，交不起地的农民，只好抛家舍业，荒了的土地，被地方官以及当地豪强地主侵占，收不上的税，又转嫁到民田身上，久而久之，农民逃亡者增多，国家土地减少。每次严令征缴，其实是恶性循环。

　　但那是“祖制”，“妄议祖制”是要治罪的。不能说，但必须解决，长此以往，不但税收断流，甚至更有可能激起民变。不夸张的说，这是一场事关大明朝统治基础的经济危机。

　　励精图治的明宣宗看到了这个危机：清查没用，严旨勒令没用，只有派人了。

　　这个人，需要有能力，有操守，有手腕，谁合适?

　　召集重臣，“三杨内阁”来了，早退休归家的老臣夏原吉也来了，众口一声――周忱。

　　降旨，正四品越府长史周忱，升为正二品工部侍郎，奉旨巡抚江南，兼江南税粮总督。

　　在周忱的《双崖集》里，则真实记录了赴任之前，恩师夏原吉与他的谈话：“蹉跎多年，历次荐举而不允，皆因深知江南积弊之重，非恂如(周忱)不可担此任，故令汝韬光养晦，以待今日。此去虽阻碍重重，却事关国运，万望慎之。”老城谋国的夏原吉眼中，周忱，这柄未开封的利剑，而今，终到锋芒出鞘，披荆斩棘之时。

　　一月后，夏原吉病逝，赠太师。

　　这是公元1430年(明宣德五年)，时年四十九岁，知天命的年纪，带着恩师的临终托付，承担一个事关国运的，天赐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