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话宗师柳敬亭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说书人的身影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视野，电视连续剧、电影大片、网上聊天、网络游戏、卡拉OK等五花八门的东西填满了人们的业余生活。然而，在稍微年长一点的人心底，说书人的身影却是怎么也驱赶不走的，他带来的是对往昔生活的美好回忆。

　　月朗风清之夜，村野间的一方空地，小镇上的一座茶馆，搁一张方桌，桌子上一把折扇，一方响板(醒木)，一杯清茶，劳碌一天的人们环绕而坐，说的人绘声绘色地说，听的人聚精会神地听，或唏嘘，或长叹，或流泪，或欢笑，完全忘掉了自己。这就是“说书”了。

　　在公元十七世纪的江南茶馆书场里，曾活跃着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说书艺人，他就是至今还让泰州人感到骄傲的评话宗师柳敬亭。

　　一、繁华萧瑟青衫叟

　　放在今天，柳敬亭应该是一个属一属二的曲艺大腕，论身份和地位，应该与侯宝林在我国相声界的情况差不多。不幸的是，他命运不济，没有赶上好时候。明末清初之时，出人头地、升官发财靠的还是诗词文章，小说、说书之流，说到底，只能算是一种讨饭的技艺，且属末技，根本不能登大雅之堂，在此之下，说书人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

　　柳敬亭的生活多少有点传奇色彩。他1587年生于泰州塘湾曹家庄，本姓曹，名逢春。小的时候，他犷悍不驯，嗜好赌博，不守法纪，被列为地方恶人。十五岁那年，漕运总督李三才开府泰州，“缉地方不法”，柳敬亭包括其中，仓皇出逃，先到泰兴为人作佣，后来又流浪到盱眙，无以为生，无奈之下，就凭过去听书偷学的技艺，揣摩所携小说，在街头给人说书维持生计，居然能够倾动市人，初步显露出他在说书上的天赋。这也许是柳敬亭当初意想不到的。从此，他便走上了说书的道路。

　　万历三十七年(1609)，柳敬亭渡江南下，在一棵大柳树下歇息时，想到自己尚在捕中，“攀条泫然，已，抚其树，顾同行数十人曰：‘嘻，吾今氏柳矣。’”从此他改姓柳，以敬亭为名。

　　敬亭初到江南说书，还谈不上什么名声，只是在乡野村镇之间随意而行，混碗饭吃。敬亭生于明末乱世，没赶上好时代，却也有机运。常言道，“玉不琢不成器”。敬亭说书很有天性，但天性再好，终是一块璞玉，想成大器，还需明师的雕琢。否则，再好的玉石，也只有鱼龙混杂了。柳敬亭的运气正在这里，他这块“璞玉”，有幸让一位明师遇见了。

　　有一次，敬亭到华亭(今上海松江)说书，偶遇当地的儒生莫后光，这次遇合成了他一生的重要转折点。

　　莫氏是华亭望族，后光却是布衣儒生，通乐艺，好说书，“三伏时每寓萧寺说《西游》、《水浒》，听者尝数百人，虽炎蒸砾石，而人人忘倦，绝无挥汗者”。莫后光听柳敬亭说书，觉得他口齿流利，反应敏捷，拟人状物很是传神，不愧是一块说书的好材料。今后若稍加引导，定能成才，便有意进一步培养他。通过交谈，柳敬亭也感到莫后光说书的造诣很深，顿起拜师之意。这样，两人你有情我有意，自然水到渠成。

　　想来敬亭原为混迹村野之间的一个无赖少年，很难说读过什么书，字恐怕也认识不了几个，仅凭日间的耳闻目睹，靠着天性走上了说书之路，实践感悟也许有一点，但要他说出个子丑寅卯来，恐怕就不行了。说书的道理不明白，努力的方向不明确，技艺就很难得到提高。

　　莫后光不愧是一位“琢玉”高手，他以深厚的艺术造诣，向柳敬亭阐明了说书从艺的道理，强调了深入生活、学习社会的重要性，分析了学习和使用之间的关系，深入浅出，鞭辟入里。在莫后光的指导下，敬亭反复体会，练习揣摩，技艺精进，三月之后，便掌握了说书的真谛。

　　学得说书真谛的柳敬亭，信心大增，逐步离开乡野村镇，开始到繁华的都市开辟自己的天地。他先后到扬州、杭州、苏州等地献艺，声名渐显。

　　明天启、崇祯年间，年近四十的柳敬亭来到了南京。

　　南京为六朝金粉之地，向来为江南繁华之地。虽然这时天下并不太平，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但风雨飘摇的时代气氛似乎更加助长了贵族权贵们醉生梦死的生活，秦淮河上、桃叶渡间依然一片笙歌燕舞。柳敬亭凭其高超的技艺，当即声名鹊起，红极一时。他不仅在书场献艺，也应邀到私人宅第说书，应接不暇，约请者常须十天前约定。

　　艺术的声名推动了他同政治人物的接触。他广泛结交当时活跃在南京的复社成员，后又成为前大学士何如宠、在任南京兵部尚书范景文两家的座上客，还与范景文部将杜弘域、书记余怀结交，有时也到外地访问士绅。当时钱谦益罢官居家(江苏常熟)，常往来于苏州、南京，柳敬亭常常与之游处，并曾到常熟为钱谦益演说秦叔宝故事。这些无疑大大提升了柳敬亭的社会地位。

　　崇祯十六年(1643)春夏间，明平贼将军左良玉停驻安庆期间，柳敬亭经旧友、安庆守将杜弘域的举荐，入左良玉幕府，使他经历了一段不平凡的军中生活。初见时，左良玉想考验一下他的胆识，帐下排列凶悍的武士，架起刀枪，夹队相迎，帐中宾客都吓得惊慌失措，柳敬亭却旁若无人，泰然入座，谈笑风生，使左良玉十分佩服，大有相见恨晚之意。柳敬亭从说书中学到不少知识。左良玉少小孤微，想给过世的母亲请求封号却不知道母亲姓什么。柳敬亭就给他说：“古有赐姓，朝廷所爱重者也。盍请赐太夫人姓，为千古荣声。”后来，左母“得赐国姓”，柳敬亭也因此深得左良玉的宠信。更有意思的是，左良玉行伍出身，虽为军中主帅，胸中并无多少墨水，而军中往来公文多出自儒生之手，文绉绉的言辞每每引起左良玉气恼，而柳敬亭阅历丰富，一言一语皆从百姓中来，所拟文稿通俗易懂，很合左良玉的口味。夜晚来临之时，柳敬亭常常于军中张灯高坐，谈说历史上忠勇侠义之事，一则娱乐，二则激励士气。柳敬亭书说得好，又不摆架子，人缘自然就好，军中将士都喜欢喊他“柳麻子”，左良玉对他也放心，把他看作亲信，在军中自由出入，与自己形影不离。当时马士英、阮大铖等奸党把持了南明小朝廷的朝政，不少受到他们迫害的东林复社中人，纷纷跑到左良玉军中避难，因此马士英、阮大铖等对左良玉十分不满。为消除朝廷的疑忌，左良玉便委托柳敬亭为“特使”，到南京与阮大铖等交换意见。柳敬亭到朝中后，大臣们对他敬重有加，请他南面上坐，称他为“柳将军”。可谓荣耀一时。柳敬亭本来就对做官没什么奢求，对于这些表面的虚名和荣耀也不怎么放在心上。左良玉也曾几次授他官职，甚至委任他做武昌守令，他都婉言谢绝了。

　　身逢乱世，能在军中寻得一块庇护之地，也许是柳敬亭求之不得的，能得到权重一时的左良玉的看中，更是令柳敬亭做梦也意想不到，一个本来就没有什么地位的说书艺人，能到这个份上应该满足了。确实，柳敬亭对官无所求，他只想在军中踏踏实实做事，好报答左良玉的知遇之恩。然而，形势却突然发生了变化。明弘光元年(1645)4月，左良玉在举兵东下“清君侧”的途中，病死在九江，大军随即溃败，柳敬亭的这段军中生活也宣告结束，存放在军中的积蓄也丧失殆尽，又到扬州、苏州、淮安、常熟等地的街市之上，开始了动荡的说书生活。“死者常已矣，存者且偷生”，但柳敬亭是一个重感情的人，一种痛切的知遇感长久折磨着他，往往使他情不能已，“逢人剧说故侯事，涕泗交颐声堕地”。国家的破亡，朝代的更替，个人的悲欢，大大丰富了他不平凡的生活阅历，书说得也愈发深切感人。

　　清顺治十三年(1656)春，年届70的柳敬亭应旧友、苏松常镇提督马进宝的聘请，到军中说书，但马对他不过以倡优相待，敬亭未免感到失落，终于在顺治十六年离开军中，寓居苏州，仍操旧业。老友龚鼎孳多次来信邀请他入京观光，北上途中，柳敬亭顺路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这一年是康熙元年(1662)，当时的泰州知州刘佑早闻柳敬亭的大名，邀请柳敬亭到州署作客，在西院设宴，并请敬亭在“泰堂”说书，场面极为热烈，后来刘佑称这次活动为“海陵高会”。从此，二人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四年以后，柳敬亭由北京南归时，刘佑已离官回到河北原籍。柳敬亭特地停船到刘佑家中拜访，刘佑当即赋诗一首相赠：

　　海陵高会笑谈中，屈指知交已半空。惟剩鱼丘贫刺史，相看一对白头翁。

　　在对世事沧桑的感慨中，流露出对往昔盛会的无限怀恋。

　　康熙元年春天，76岁的柳敬亭首次来到北京，龚鼎孳广泛为他宣扬，邀请社会名流、诗人词客云集家中，举行诗酒之会，听柳说书，赠柳诗文，震动了北京文坛。就在这年，柳在北京周旋于士大夫间，广泛演出，首尾达4年之久。当时在京官员和诗人龚鼎孳、曹贞吉、汪懋麟、曹尔康等曾赋诗填词，记录他的表演，赞美他的艺术，赠他作为纪念。

　　柳敬亭在京时，虽“两眼未暗耳未聋，犹见摇唇利牙齿”，但毕竟是一位八旬高龄的老人了，可谓风烛残年、去日无多了。所以，不能不令人替他担心，于是，汪懋麟提醒他，“但得饱食归故乡，柳乎柳乎谭可止”。龚鼎孳催促他，“春来数醉荆卿酒，风起杨花送客归”。这样，康熙四年暮春时节，柳敬亭买舟南下，风尘仆仆，踏上了归途。

　　柳敬亭的晚景是凄凉的。他从北京还乡时，已使人感到“老病萧条蓟北回”。为了糊口，80多岁的敬亭老人还在扬州、苏州、南京献艺，“贫贱只身老云壑，山僧野叟同幽情。潦倒江湖闭双目，悲来独对西风哭。”写尽了晚景的萧条和凄凉，至于敬亭究竟活到何时，葬于何处，却未曾留下一点迹象。这位长揖公侯、平视卿相、历尽繁华与萧瑟、深受广大观众喜欢的一代评话大师，竟在饥寒清凉中无闻而终。

　　仔细想来，一位贫病交加，无依无靠，无权无势的孤老艺人，在当时情况下，也只能如此了。

　　二、麻子说书

　　说起中国的“说书”艺术来，可谓源远流长。唐宋时代便有了专门独立的表演形式，叫做“说话”，沿至南宋，由于所说内容及表演风格的丰富完善，开始流派纷呈，有小说、说经、讲史、合生之分，称之谓“小说四家”，各自以演说灵怪传奇、宗教故事、历史故事等见长。发展到元代叫做“平话”。说书艺术尽管源远流长，但如果没有一批杰出的说书人积极参与，终究难以走向完美和完善。明末清初，书坛上群星灿烂，“各名其家”的，有扬州张樵、陈思，苏州吴逸，以及韩修龄、孔云霄、韩圭湖等人，而柳敬亭最是其中的佼佼者。柳敬亭为谋生而求艺，清吴伟业所写《柳敬亭传》中，说他因“耳剽久”，意思是长久地听说书，才掌握了说书的技巧，这说明泰州当时说书业已经很盛行了，否则柳敬亭就没有“耳剽久”的可能。柳敬亭的成功在于他并不是满足于一知半解，而是到处努力地求教于能人，不耻下问，不懈追求。他的出现，把说书艺术推向了高峰，他的精湛技艺成为后世艺人揣摩领会的蓝本，柳敬亭也因此成为我国曲艺史上最早的、出类拔萃的、杰出的评话表演艺术家。从前艺人们收徒拜师，都要先拜柳歌亭的牌位，奉柳敬亭为说书艺人的祖师爷。柳敬亭外貌丑陋，张岱在《陶庵梦忆》中说他“黧黑，满面疤瘤，悠悠忽忽，土木形骸”，但当他把一种艺术发展到极至，外表“丑”便与之融为一体，成了一种艺术美的符号和象征，“麻子说书”从此广泛流传，家喻户晓。

　　评话是说唱表演艺术，以说为主，配以简单的道具。复杂丰富的人物群像，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都靠说书人之口进行刻画渲染。柳敬亭说书技巧高超，“华堂绮席，危坐凑伎，梯几抵掌，各肖其人之声音笑貌，譬欬诙谐，以发诸口”。周容在《春酒堂诗存》中有首《柳一歌》写得通俗而形象：

　　往事有无书数卷，闻君一说如相见。忠贤奸佞顷刻身，老幼悲欢婉转面。

　　他在语言运用上有独到的地方，是有名的“辩士舌”，生动幽默，谈笑风生，滑稽而传神。他表情丰富，“耳目二颊俱作口，神情犹觉闲踌躇”，常使闻者“欢咍嗢噱，进而毛发尽悚，舌挢然不能下，又进而惝然若有见，恤然若有亡焉”。柳敬亭高超的说书技艺，不仅得益于卓越的师承，更在于他有丰富的社会阅历和深切的生活体验，“敬亭既在军中久，其豪猾大侠，杀人亡命，流离遇合，破家失国之事，无不身亲见之。且五方土音，乡俗好尚，习见习闻。”这直接帮助他把说书艺术提高到出神入化的境界。

　　柳敬亭最擅长说楚汉、隋唐、水浒故事，而以英雄盗贼最为传神。钱曾回忆说：“予昔同梅村先生听说《秦叔宝元夜观灯》、《鲁达三拳打镇西》两段话，若奔雷掣电之过我前，东崖倒峡之堕我后，为之悄然以恐，有关陇歌残、家山曲破之感。”他说“宋江轶记一则，纵横撼动，声摇落瓦，俯仰离合，皆出己意，使听者悲泣喜笑”。周容在虞山一连听了几天，古人古事宛然在目，“剑棘刀槊，怔鼓起伏，骷髅模糊，跳踯绕座，四壁阴风不已。予发肃然指，几欲下拜，不见敬亭”;吴梅村有一阕《沁园春》赠柳敬亭，说是“楚汉纵横，陈隋游戏，舌在荒唐一笑收。谁真假，笑儒生诳世，定本《春秋》”!张岱听了“景阳岗武松打虎”后，说“其说景阳岗武松打虎白文，与本传大异。其描写刻画，微入毫发，……声如洪钟，说至筋节处，叱咤叫喊，汹汹崩屋。武松到店沽酒，店内无人，誊地一吼，店中空缸皆瓮瓮有声。闲中著色，细微至此。”黄宗羲瞧不起说书和唱戏的，说柳敬亭“本琐琐不足道”，但对他的说书仍赞誉有加，说他“每发一声，使人闻之，或如刀剑铁骑，飒然浮空，或如风号雨泣，鸟悲兽骇。亡国之恨顿生，檀板之声无色”。

　　柳敬亭不仅有卓越超群的说书艺术，而且以其“豪情侠气，卓绝一时”。他为人热肠侠骨，仁心恕怀，经常排难解纷，济困扶危。在武昌时，他曾借观赏左良玉画像，打动良玉，消除良玉怒气，解救左的爱将陈秀免遭诛戮。柳敬亭年轻逃亡时曾在泰兴打工，60岁那年回到泰州老家，还不忘赶到泰兴看望故主，可故主夫妇已亡，少主无以为生，无力安葬父母，父母双柩停于破屋之中。看到故主人去屋空，家道破落，柳敬亭不禁痛哭失声。他随即奔赴扬州，贴出“柳麻子又来说书”的海报，未至一月收入超过三百两，复至泰兴安葬故主，并为泰兴故主孤儿置产，使得温饱，一时传为美谈。有一次，他同马进宝共饭，“马饭中有鼠矢，怒甚，取置案上，俟饭毕欲穷治膳夫。进宝残忍酷虐，杀人如戏。柳悯之，乘间取鼠矢啖之曰：‘是黑米也。’进宝既失其矢，遂己其事”。顺治十八年(1661年)中秋节，流寓南京的遗民诗人杜浚饿得在家关门睡觉。这时的敬亭已是74岁高龄，自己年老穷困，境况艰难，但仍然雪中送炭，关心杜浚，送酒送钱，加以周济。杜浚一女许嫁叶桐初，但因家中贫困一直不能完婚。柳敬亭知道后主动出面张罗，求助于龚鼎孳。他言辞“声情慷慨，龚大感动”，终于帮助杜浚为其女儿完婚。所以敬亭这些方面的品质经常为人所称道。

　　对柳敬亭的认识如果仅至于此，还不全面。在视说书人如倡优的时代，一个出身低贱的说书人能够得到统治阶层那么多人的推崇，必定有其更深层次的原因。

　　清代初年，改朝换代的大规模血腥搏斗，老大帝国一旦灰飞烟灭引起的巨大震惊，激烈的民族斗争和残酷的民族压迫，所有这一切，促使人们对近在咫尺的亡明历史的反思，心中充满国破家亡的哀思，腥风血雨的感愤，流离失所的悲凉，兴明复国的希冀，汇成了一曲“哀以思”的“亡国之音”，成了清朝初年文人士大夫心中的“主旋律”。

　　柳敬亭虽为说书人，但在说书中，深受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忠孝节义故事的影响，很有民族气节。明朝灭亡后，满清为加强统治，厉行“剃发令”，张贴“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告示，还禁止百姓穿戴明代衣冠。柳敬亭以说书表演古人的需要为借口，一直留发不剃，不改明朝衣冠，以寄托对故国的怀念。他还将亡国之痛、抑郁之气，融合在说书之中，这自然容易在不肯归附大清王朝的部分复社文人和那些虽归附了大清，但胸中多少还有点故国之念的明朝降臣们的心中产生强烈的共鸣。阉党余孽阮大铖通晓音律，善写戏曲，又喜欢结纳名流，在南京修筑“石巢园”别墅，经常把柳敬亭和苏昆生请到园中作客。柳敬亭开始不了解阮大铖的为人，后来一些复社文人联合签名写了一篇著名的《留都防乱公揭》，揭露阮大铖把持朝政，弄权祸国。柳敬亭看到以后，顿觉阮大铖为人卑鄙，毅然和他断绝来往。关于这些，曾经到泰州治过水的清代戏曲家孔尚仁在他的《桃花扇》中曾有过艺术化的描写。

　　孔尚仁在《桃花扇》第一出“听稗”中就让柳敬亭出场，由复社文人侯朝宗道院探梅不成转去听柳敬亭说书，先让吴应箕对其进行介绍，当侯朝宗闻知柳敬亭因阮大铖是魏阉余孽，“不得曲终，拂衣散尽”，从此断绝与之往来时，高声赞道：“竟不知此辈中也有豪杰!”“俺看敬亭人品高绝，胸襟洒脱，是我辈中人，说书乃其余技耳。”侯朝宗的这句话已经说得非常明白，复社中的一些文人正是因其高尚的义节才把他引为同道。

　　复社中一些文人对清朝采取的是不合作态度，那些诸如钱谦益、龚鼎孳等迫于压力、软弱怯懦的降臣降将们呢?钱谦益最为典型。在明清之际，钱谦益是一位在政坛和文坛上蜚声海内的知名人物。然而，钱谦益又是个思想和性格比较复杂的人。在明清易代短短的两年之中，他接连做了两件辱没人格、丧失气节的事情。崇祯十七年(1644)五月，南明弘光小朝廷在南京成立，钱谦益因谄事阉党余孽马士英、阮大铖，被起用为礼部尚书，此其一。次年五月，清兵渡江南下，弘光帝仓皇出逃，钱谦益率先投降，并将弘光帝原先诏选而尚未入宫的美女数人献给清军首领以结其好，此其二。从投身逆党到屈事异朝，两件事情都有亏大节，成为钱谦益一生中洗刷不清的污点。不过，钱谦益降清以后，并没有得到重用，仕清仅仅五个月后，他就托病辞归，隐居乡里，并秘密地从事抗清复明活动，力图在传统道德上重建自己的人生价值。很显然，在改朝换代的风口浪尖上，钱谦益的心中是矛盾重重的。明知降清投满是命运兴旺的关键，无奈遗民孤臣孽子的心理包袱始终难以甩掉，胸中自然会有一种有违忠孝节义的理亏和抑郁，这股郁闷之气正好可以借柳敬亭之身舒泄出来。

　　就这样，无论是与清朝采取不合作态度的明朝遗民们，还是屈服压力委身事清的明代逆子贰臣们，在柳敬亭那里找到了感情的汇合点，于是，他们纷纷为柳敬亭赋诗、作文、填词、作传，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余怀的《板桥杂记》、吴伟业的《柳敬亭传》、黄宗羲的《柳敬亭传》、周容的《杂记七传·柳敬亭》、张岱的《陶庵梦记·柳敬亭说书》、钱谦益的《牧斋有学集·书柳敬亭册》等，柳敬亭的其人其事也因此得以流传下来。柳敬亭能凭三寸不烂之舌，遨游于公卿间，抵掌谈笑，诙谐取容，和这些上层文人和官僚们往来唱和，也就不足为怪了。

　　可能由于生活不定、四处漂泊的原因，柳敬亭大半生没有传徒。到了晚年，才开始授徒，其中多为扬、泰两地人，但真正能领会精髓、得其真传并不多。“几人绝诣留衣钵，独有居生一蹴跻”。居生，名辅臣，扬州人，“善演说隋唐故事”。居辅臣说书，不仅能传柳敬亭艺术的衣钵，而且有出蓝胜蓝的成就，可谓其中最出类拔萃者。从清代直至解放初期，说书这门艺术在泰州、扬州一带，很是繁荣，显然与柳敬亭有很深的渊源关系。此外，据艺人世代传说，他还有另一弟子王鸿兴，原以唱大鼓书为业，到南方献艺时，受到柳敬亭的指点，艺术大进。王鸿兴拜师学成以后，到北京献艺，开始仍用弦子鼓，后改评讲，去掉弦鼓，仅用桌凳各一，醒木一块，用评话演说，评书由此倡兴。北派评书也因承柳敬亭的艺业而发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