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敬生：生命中有段抗日岁月
新华网天津频道８月１４日电 （记者梁霓霓、张妍妍）天津一处普普通通的居民区，一幢普通的居民楼，楼道狭窄灰暗，墙壁贴满小广告，暗示着这座楼的年龄。我们的采访对象住在其中一套小两居内。
一杯清茶，一阵蒲扇，聊一段往事。
离休干部孙敬生，曾经是国民革命军２９军一员，参加过“七七”卢沟桥事变，以及一些重大战役。
军歌嘹亮
“在一次收复失地时，我亲眼看到一家三口被日本鬼子残害后的情景。被日本人强奸的妇女躺在地上，小孩子坐在她身边哇哇大哭，孩子的父亲被刺刀挑死，肠子流了一地。”
“日本人投降时，我们心情非常激动。打了８年仗，受了８年罪，”跟随２９军征战南北，孙敬生一直无怨无悔，非常骄傲，“我们２９军始终坚持在抗战第一线！”
与２９军战友那一段出生入死的岁月，至今历历在目。军长宋哲元每次到部队训话，都会先问这样三句：
“咱们部队是新兵还是老兵？”
“新兵！”
“莫说你们是新兵，连我也是一个新兵！咱们最怕谁？”
“老百姓！”
“咱们最不怕谁？”
“日本人！”
孙敬生还是一名新兵时，驻扎在北京西苑。一些退伍老兵对他讲，２９军到来前，驻扎在那里的东北军士兵经常受到日本人欺负。“日本人让那些士兵把枪举起来，用枪托底下的那块铁皮划火柴点烟，以此侮辱中国士兵。”
２９军经常遭日本士兵无理取闹。一次，几个日本兵要求到城墙上转转，并争辩说原来的守军容许他们上去。这一无理要求，当然遭２９军士兵严辞拒绝。日本兵继续纠缠，２９军亮出大刀。
“这下把那帮鬼子吓跑了。”孙敬生露出孩子般的笑容。
出操时，日本人也经常寻衅挑事。２９军出操是３列纵队，日军也编排成３列纵队。收操时，他们故意走在２９军中间，扰乱队伍。于是，２９军军部开会研究了一个对策：每到两军交汇，中方排长喊口令“上刺刀”，士兵们利落地端起刺刀行进，日军见状只好乖乖地从队伍两边走，不敢再乱插２９军纵队。
当时军营里自编了十几首歌，包括《八德军歌》《悔改歌》《射击军纪歌》《利用地物歌》《行军歌》《站哨歌》《吃饭歌》《国耻歌》《睡觉歌》《起床歌》等等。
投笔从戎
１９１４年７月，孙敬生在河北藁城出生。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迅速沦陷。１９３５年，在家乡当小学教员的孙敬生受到中共地下党员卢金堂影响，决定投笔从戎，参加抗战。
“当时在卢金堂组织的读书会里，我们几个教员读了《共产党宣言》、《社会科学大纲》以及鲁迅等书，感觉不抵抗，中国就没有出路。”老人回忆说。
１９３３年，２９军在喜峰口血战日军，威震全国，成为有志为国效力的青年的首选。当２９军招募简章发到乡间时，孙敬生毅然决定参军。害怕家人担心，孙敬生和其他三个同乡选择了秘密出走。
年迈的祖父得知消息后，赶到卢金堂的住处寻找孙子。“我当时受进步思想的影响，态度非常坚决，祖父只好让步了。”于是，孙敬生他们几个人怀揣着卢金堂的介绍信投奔２９军。
最后撤退
“卢沟桥事变”发生时，孙敬生是２９军３７师１０９旅２１７团机枪连８班班长，驻扎保定。事变发生后，孙敬生所在２１７团被立即调往长辛店作为当时正与日军激战的２１９团的后备军。
“之前，驻扎在丰台的日本军队经常以演习为名，在卢沟桥附近出现，侦察地形。宛平城门有我军把守，每天晚上１０时准时关闭，日军几次夜间演习后竟要求半夜进城，均被我军严厉拒绝，”孙老说，“当时我们没看出来，日军显然是早有预谋啊！”
“２１９团与敌人在卢沟桥一带展开了激烈交火，师长冯治安命令：‘全体官兵坚决抵抗……誓与大桥共存亡，不得后退！”
出发前，孙敬生听到旅长陈秋荣对团长胡文郁说：“不要光听命令，该打就打，打错了我负责。”
７月２８日，孙敬生所在团奉命进攻驻扎在丰台的日军。战士们全副武装行进到中途，突然接到停止前进的命令，全部撤回。事后，孙敬生得知，当时日军关外的大部队已调入平津，加上廊坊失守，前去作战只能造成无谓的牺牲，无奈撤退。
随后，日本轰炸当时２９军军部、军事训练机关军训团的所在地南苑。那一役，副军长佟霖阁和旅长赵登禹牺牲。
生死岔路
此后，孙敬生跟随２９军一路征战，参加了台儿庄、武汉、长沙等重大战役。
武汉战役时，后方失守导致整个战役失败，军队只好撤退。“士兵们在泥泞中急行军，一双鞋往往穿一天就磨烂了，”孙敬生说，“吃了败仗，撤退真是受罪。有的士兵受不了，就跑进路边的店里，上吊自杀。”也许没有亲身经历过战争的人，永远无法想象它的残酷与无情。
１９４４年，湖北当阳香炉山高地。天不亮，敌人就发动了进攻。三连连长的腿被炸断了，还继续高喊“冲呀”，鼓励其他人战斗。后来，情势急转直下，连长就命令自己的警卫员撤走。那个警卫员犹犹豫豫，不愿扔下连长独自逃生，连长只得拔抢自杀了。
在那场战斗中，孙敬生受了重伤，险些送命。在新四军配合下，被送往后方养伤。
他躺在担架上，由两个老乡抬着向后方转移。夜里，山路不好走，天亮时，才到达山头。那里有三间屋子，附近山头上敌人设了哨所。进了老乡家，他们赶紧吃了一盆热饭，准备继续赶路。
“这时，老乡说‘别贸然走，先派人探探路，这地方不知什么时候就从山上下来（敌）人。”于是，他派自己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出去看看。
约莫半个钟头，孩子回来说，外面没事可以走，孙敬生一行才动身。临走前，老乡再三嘱咐，不要在路上说话。
没走多远，山脊上出现个岔路口。抬担架的老乡问，咱们走哪边呀。孙敬生想，部队在南边，就走靠南的那条吧。又走了三里多路，南北两条岔路合一。
孙敬生后来才知道，那个岔路口，是他生死的一个岔路口。他们一行三人走下山后得知，一个日军小分队刚刚从北面岔路上山了。
妻子千里寻夫
自从１９３５年参加２９军，孙敬生再没回过老家。书信，是他与家人之间的唯一联系。１９４４年，也就是孙敬生走后的第９年，远在河北老家做小学教员的妻子赵玉贞只身踏上寻夫之路。
赵玉贞从石家庄坐火车到郑州，然后坐汽车辗转到商丘。到了商丘，不通车，就只能步行。由于当时正处在交战中，赵玉贞只能走走停停，停停走走。途中，许多人劝她回家，说兵荒马乱，根本无法找人。赵玉贞始终不愿放弃，表示只要一息尚存就要到湖北寻找孙敬生。
有关丈夫音信的唯一线索，就是家信上的地址。然而，她不知道，信封上的地址并不是真的，而是一种暗号。“部队当时在湖北安岗，地址就是湖北省安岗县和平里平安乡ＸＸ号。赵玉贞到了安岗县，拿出信向当地人打听，根本没有人知道和平里、平安乡这样的地方。”
其实，“和平里”代表２９军，即后来的７７军，“平安乡”代表孙敬生所在的３７师，即后来的１７９师，“ＸＸ号”就代表Ｘ团。赵玉贞对此一无所知。
万念俱灰之际，赵玉贞遇到了一个茶馆的茶客，向他诉说了自己的经历。偏巧这个茶客正是孙敬生所在团一连连长的表兄，见过孙敬生。在赵玉贞向他说出孙敬生的名号“育民”后，这个茶客才知道，原来赵玉贞所找的“孙敬生”，正是他非常熟悉的“孙育民”。
“部队里，战友们都喊我‘育民’，没想到这个名字帮她找到了我，”孙敬生想起那段奇迹般的相遇，依然很甜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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