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文涛（1912—1997），曾用名杨一琳，1934年参加革命，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10月至1949年6月任中共榆树县委书记。抗战时期，先后任上海文委“教联”宣传部干事、上海职业界救国会党的核心组成员，湖北省抗战常识研究班特支书记、鄂西特派员、湖北省视察合作专员。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任国民党第五战区科长，鄂豫边区政治指导部党团书记、鄂中特委常委、鄂中随县县委书记、天仔地委书记，鄂东省委候补委员，鄂豫挺进中队政治部代理主任，延安中央党务研究室研究员。抗战胜利后，奉调东北，先后任延边地委书记兼延边军分区政委，延边分省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珲春工作团团长兼珲春县委书记，吉北地委书记兼榆树县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东北人民政府财委计委办公室副主任、计委秘书长兼计委物资分配局局长、东北人民政府林业部部长、东北人民政府财委副主任，国家林业部副部长兼东北森工局局长，中共中南局常委兼秘书长，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兼广州市委第一书记、市政协主席，国务院文教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北京市委书记，广东省委书记，国家教育部副部长、国家林业部部长，中顾委委员，林业部顾问，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委员兼办公室主任，中央绿化基金委员会主席等职。曾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七大、十二大、十三大代表、十五大列席代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86年离休，1997年9月7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广州逝世，享年85岁。

追 求 真 理

雍文涛，1912年5月出生于贵州省遵义县板桥镇。其父雍心泉早年为乡塾教员，后辞职，经营以中药材为主的小本贩运生意。其兄雍文光从事石刻、印刷并经营文具书店。雍文涛少年时在家乡小学读书。1925年，他进入遵义国民高小读书，从而开始接触中国共产党的一些主张。1927年至1928年7月，他在贵州省遵义中学读书期间，在民族危亡之际产生了科学救国的志向，并仅用一年的时间就完成了中学的全部课程。1928年7月中学毕业后，他又考入了贵州大学攻读矿业专业。在贵州大学读书期间，其父生意不利，家业衰败，家里无力再供其读书。1929年5月，雍文涛辍学回家，在其兄雍文光在遵义开办的石刻、印刷书店做工。雍文涛一边做工，一边利用书店的便利条件坚持自修未完的学业。在这期间，他还阅读大量的进步书籍和报刊。尤其以鲁迅为代表的文化界进步人士创办的宣传马列主义和共产党的革命刊物与进步书籍，对雍文涛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使雍文涛对中国共产党从一般性的了解到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特别是党在农村开展的土地革命等重大运动，极大地鼓舞了雍文涛，使他对共产党的认识又产生了一次飞跃。他利用书店购书的机会和各种渠道搜集共产党的书刊阅读。这时的雍文涛随着认识能力的加强，政治立场逐步明确。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血气方刚的雍文涛，面对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产生了到外边寻找共产党闯一番事业的念头。1932年6月，雍文涛历尽千辛万苦，只身来到北平。在北平，他投奔了其父早年的朋友牟老先生。牟老先生一生以教书为业，是位具有民族气节、重才重义的进步知识分子，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和交流，他发现雍文涛胸怀大志，且又聪慧坦诚，就劝其暂留北平，并资助其预习学业，准备投考北大，以其再展科学救国之志。雍文涛在北平大量阅读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创办的刊物和揭露蒋介石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文章，视野更开阔了，政治思想更加明确。1933年4月26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发表了《对日宣战通电》，在《通电》的感召下，上海十九路军不顾蒋介石不予抵抗的命令，奋力抗击日军。在这样的情势下，雍文涛毅然放弃投考北大，辞别牟老先生，南下上海寻找革命之路。

投 身 革 命

1933年7月，雍文涛到达当时左翼进步文化工作者荟萃的上海，翌年8月考入上海暨南大学。入学不久便由韩念龙、周林介绍参加了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领导下的左翼教育家联盟（简称“教联”，亦称新兴教育社）。雍文涛参加的“教联”，是在“文委”领导下的中共上海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有盟员100多人。主要任务是发展革命势力，在教育界开展革命活动，批评反动统治阶级教育制度，研讨新民主主义教育理论。“教联”设党组。1934年12月雍文涛在暨南大学肄业，并于1935年1月在上海教联担任宣传部干事。这期间，雍文涛经常代表“教联”参加一些“文委”上层的活动和会议。如沈钧儒、何香凝、陶行知、邹韬奋、章乃器等召开的各界联合会的联席会议。雍文涛还与胡乔木等人组成领导学生运动的班子（这个班子实质是文委“临委”的学生委员会）。1935年7月由于工作需要，雍文涛被组织上派到上海闸北区的花村小学，公开身份是教员。内部与罗以闻等人组成“教联”闸北区委，他们的上级是文委的张敬伍。当时的花村小学是“教联”闸北区委活动的主要场所。雍文涛在花村小学先后发展了吴佩瑾、何平等3人教联盟员，并由这3人组成了一个3人小组，负责花村小学的“教联”活动。1935年11月雍文涛通过张敬伍的介绍，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一年，为了领导抗日救亡运动，恢复上海党组织与中央的联系，中央派冯雪峰到上海，通过鲁迅找到周扬、王尧山，与上海党组织接上了联系并成立了受冯雪峰领导的3人临时工作小组（王尧山、沙文汉、林枫），着手整顿上海地下党组织。不久，上海党组织也组建了党的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上海临委”），书记邓洁（原江苏省临委书记），委员有胡乔木、王翰、丁华、王新元、钱俊瑞，后来雍文涛也被增补为委员。“临委”成立后，立即开展群众抗日救亡运动。这期间，雍文涛主要负责教育界党组织恢复联络和领导教育界群众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1月雍文涛奉调在沈钧儒创办的培明女子中学教书，胡乔木、罗淑章也分别在这个中学教书和任训育长。为了开展活动，雍文涛先后还在志成女子职业中学、惠平中学任过教。

1936年2月29日

，雍文涛与林枫、顾准等人筹备的上海职业界救国会成立（简称“职救会”）。 职救会实质是上海职业界党的外围组织，是一个具有最广泛联系的较有特色的抗日救亡团体。职救会党的核心小组成员依次是林枫、雍文涛、顾准、王纪华、陆志仁、刘峰。这时，党对“职救会”的领导是由“临委”书记邓洁直接与雍文涛保持联系。随着斗争的需要，又在各个行业救国会（简称“各救会”）成立了统一行动的指挥部，雍文涛后来在指挥部担任总指挥，由邓洁直接下达党的指示。在“职救会”和“各救会”总指挥部近一年的时间里，雍文涛是这两个组织重要决策人之一，他与胡乔木、林枫、顾准等人，根据“临委”的指示，先后领导、参与了《国难教育社成立宣言》、《国难教育社工作大纲》等重大决策制定和文件讨论修改工作。还组织、指挥了在全国较有影响的纪念“一•二八”抗战四周年大示威、纪念“五卅”惨案11周年游行大会等较大的群众抗日救亡活动。1937年6月以后，雍文涛任上海临委委员，奉命领导上海统一战线组织——职业界救亡协会（简称“职协”）。1937年11月经中央批准，在江苏“临委”的基础上，正式在上海成立中共江苏省委员会，上海党组织纳入江苏省委领导。省委由刘晓、刘长胜、张爱萍、王饶山、沙文汉5人组成。按照中央白区工作会议精神，重建的职委第一届委员会由顾准、陆志仁、胡实声、雍文涛等组成。
转战鄂豫边区

1937年8月22日

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通过了中共《关于明确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制定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党中央决定“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独立资助的游击战争”，“在国民党统治区放手发动抗日群众运动”。为了贯彻这个开辟和扩大敌后解放区战场的战略部署，1937年12月雍文涛奉命到达湖北省武昌，先后在湖北省委抗战慰劳所和湖北省抗战常识研究班工作。1938年1月，雍文涛在研究班任党团特支委书记。1938年7月，雍文涛在陶铸的领导下，任湖北省鄂西特派员，同时任湖北省政府视察合作专员。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雍文涛在陶铸和钱英的领导下，于1938年11月至1939年3月任国民党第五战区科长。
1939年，李先念率领新四军豫鄂独立大队从河南竹沟出发，挺进鄂豫边区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并组建了鄂豫挺进中队。这时，雍文涛在李先念领导的鄂豫边根据地工作。1939年4月至1940年4月，雍文涛先后任鄂豫边区政治指导部党团书记、竹沟鄂东省委后补委员、鄂中特委常委、鄂中随县县委书记、天仔地委书记、鄂豫挺进中队政治指导部代理主任等职。在鄂豫边区工作期间，雍文涛被选为竹沟“七大”代表。1940年10月到1945年5月，雍文涛为参加“七大”在延安马列学院接受培训，还在延安中央党务研究室任过研究员，这段时间雍文涛始终参加“七大”的一些准备工作，包括1944年5月21日至1945年4月20日

在延安召开的中共六届七中（扩大）全会、1945年4月21日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七大预备会议等重要会议的准备工作。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雍文涛以正式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在延安召开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奔赴东北 组建延边地委

“八·一五”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后，根据“七大”确定争取东北的方针，9月13日中央电令原拟去湘鄂粤桂等省的干部转往东北。当时刘邓前委接到电令后，决定由张启龙带领30多人赴东北。雍文涛随张启龙等人于9月14日

由孟县启程前往晋冀豫中央局再转赴东北，10月23日

他们抵达沈阳到东北局报到。在沈阳稍事休整，10月26日东北局召开会议分配工作，雍文涛和张启龙等人被分配到吉林。雍文涛随张启龙等同志于11月1日抵达长春。张启龙、周保中分别与雍文涛谈话，交待工作任务，雍文涛被任命为赴延边工作的负责人，带领新补充的30多名同志开赴延边。到达了延吉后，雍文涛立即根据当时吉林省委的精神着手组建中共延边地委，雍文涛任延边地委书记，接着又根据武装斗争需要组建了延边军分区，雍文涛兼任军分区政委，姜信泰任军分区司令员，地委和军分区合署办公。
这段时间，雍文涛领导延边地委和延边军分区主要抓了以下工作：一是接管政权。先后接管了汪清县、和龙县、珲春县、延吉县，并分别成立了县委、县政府。还接管了延边地区的税务局、银行、文教宣传等系统。二是召开了延边人民代表大会，接管了伪间岛省公署，成立了吉林省延边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三是在与吉林省委联系不上的情况下，独立行使职权发布第一号施政公告。四是扩大巩固武装力量。搜集日伪军丢弃的武器弹药和军需物资，分别向接管的四个县派了军事干部，组建了分别以朝、汉族人为主的两个团，汪清以朝族人为主的两个营，和龙、珲春县各组建一个保安团。五是剿匪。延边是日本侵略东北乃至全中国的桥头堡，曾建有日伪间岛省公署，情况复杂，汉奸走狗、特务警宪猖獗。雍文涛领导新生政权查封了延吉国民党部，带领延边军分区打掉了三道湾土匪，消灭了汪清县的四股土匪，消灭了安振东匪帮和安图县土匪。六是做民族团结工作。延边是朝鲜族聚集的地方，由于日伪破坏捣乱，民族矛盾突出。雍文涛组织各县委、县政府利用各种场合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并于1946年2月召开延边各界的参政会，促成了民族平等和睦共建延边革命根据地的民族团结局面。七是恢复生产。领导各级党组织、政府积极开展生产自救，组织工厂修复机器设备，号召农民多种地多打粮，要求各机关及部队自力更生种菜种粮，减轻人民负担，无偿分配公地，宣布“二五”减租等工作，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用户，巩固了新开辟的革命根据地。

1946年3月，根据东北局对延边根据地的指示精神，唐天际带领一批干部到延吉，组建了吉东分省委，亦称延边分省委，唐天际任书记，雍文涛任副书记兼宣传部长。吉东分省委领导吉东8个县（含延边5个县）。到1946年9月，由于工作需要，雍文涛任珲春工作团团长兼珲春县委书记。1947年3月，雍文涛因腿伤复发到哈尔滨治疗3个月。这期间，东北局原拟派雍文涛参加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由于住院没能成行。1947年6月份，雍文涛伤势好转出院后任延边地委副书记。

领导榆树人民支援解放战争和土地改革运动

1947年10月，正值三年解放战争的关键时期，雍文涛奉调任吉北地委副书记兼榆树县县委书记。上任后雍文涛与邓力群、夏前远、范彩章、吴介民、张树权、黄景昭、王荩忱、王恒芳等榆树县委一班人开始了新的战斗。

榆树县位于吉林、长春、哈尔滨三市三角区中间，解放战争时期是南北满的战略要地。榆树又是一个老解放区、支援解放战争就成了当时县委、县民主政府的首要任务。雍文涛带领县委一班人组织各级干部，一方面走村串户动员广大青年参军参战，一方面组织大车队、担架队和支前民工队全力支前。同时，还担负接待伤员、向前线输送军需给养等后勤保障任务。根据当时支前需要，在全县建立了10个兵站，负责战勤动员、物资筹集运输、过往军队接待和伤员救治护理工作。当时，前方战场需要大批兵员补充部队，雍文涛刚到任不久就带领县委干部深入到村屯、学校动员青年参军参战，不到半个月时间，就在吉北联中（现榆树一中）动员了100多名青年学生参加解放军。在雍文涛和县委一班人的努力下，三年解放战争中，仅在1947年到1948年两年，全县共有16 690名青年参军。农民交公粮支援前线粮豆93 720吨。全县动员支前民工28.9万多人，出动担架2万多付，大车10.66万台次，动员支前马匹4万多匹次，接待伤员1 630多人，做军鞋4.7万双。在三年解放战争中，尤其是1947年到1948年雍文涛任县委书记期间，榆树支前民工队、大车队、担架队活动的范围，包括解放相邻县市、四保临江、三下江南、四平保卫战、长春外围战和辽沈战役等，随解放军转战东北三省15个市县、28个大小城镇。所到之处有德惠县、九台县、桦甸县、五常县、双阳县、蛟河县、阜新县、黑山县、康平县、台安县、长春市、四平市、吉林市、其塔木、郭家店、土门岭、焦家岭、黄泥河子、江西大荒地、法特、半拉山、米沙子、口前、饮马河等30多个战场，最远的到过辽宁锦县，行程2 000多公里。雍文涛带领榆树人民在三年解放战争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功垂千史。

1947年10月在雍文涛就任榆树县委书记之初，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土地法大纲》。雍文涛带领县委一班人结合学习贯彻《土地法大纲》，认真总结了全县贯彻中共中央“五四”指示（即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以来土改运动中的经验教训。县委决定，在砍挖斗争的基础上，深入发动群众，从政治上，经济上彻底打倒封建势力；彻底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满足雇贫农土地要求，团结中农建立以贫雇农为主体的农村民主政权。为了摸索经验，雍文涛与县委一班人研究决定先在一区（即城关区，大体是现环城乡和双井乡的一些村屯）进行试点。在试点的基础上，1947年11月县委召开了宣传、贯彻《土地法大纲》会议。雍文涛在会上作了报告，认真总结了一区试点经验，部署了全县秋冬季土改斗争的有关精神，全县全面开展了接收地主的土地、粮食、房产、牲畜、财物及征收富农上述多余财物的斗争，当时被称为“接征运动”。运动以雇贫农会议为主要方式，一区雇贫农第一次代表大会，参加会议139个屯（全区共162个屯）的代表551人。到第二次雇贫农代表大会时，参加会议的屯子增加到150个，新增代表497人，全区雇贫农基本发动起来了。一区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到第二次代表大会仅10天时间，共斗争地主392户、斗争与征收财产的富农433户，还斗争了8户敌伪残余及38户恶霸中农。斗争获得了巨大成果：粮食4 100石，牲口957头，大车200辆，衣物500余件，金器103件，银子1 000多两，长短枪各一支，还有房屋、布匹、家俱等大批物资。雍文涛认真考察了一区的斗争实践，亲自写出了《向雇贫农会议学习》一文，并在1947年12月2日出版的县委《工作通讯》上发表。这篇文章总结了接征运动以来的经验教训，号召全县各级民主政权要以雇贫农为主体，广泛发动群众，把封建势力和地主阶级彻底斗垮，对当时全县的土改斗争起到了巨大的指导和推动作用。雍文涛带领县委一班人认真总结了1947年末到1948年初土改斗争的经验后，决定在全县推广一区的土改经验，并明确了雇贫农会议四项工作任务：（1）组织启发诉没有翻身的苦，揭露地主破坏土改罪行，提高斗争觉悟；（2）讨论《土地法大纲》及东北局《告农民书》。把《土地法大纲》的执行权交给雇贫农，宣布雇贫农代表大会是各区最高权力机关；（3）从历史、成份、作风和生活等方面审查区干部和工作队；（4）确定全区如何彻底打倒地主封建势力、平分土地，满足雇贫农要求。根据土改斗争形势的需要，雍文涛对县委主要领导进行了分工，县委常委以上领导每人包一片的几个区。雍文涛亲自包榆南片。在包片中，雍文涛发现大坡、保寿、新立等区在雇贫农大会后，开创以行政村为单位联合斗争的新方式，及时给予了支持与引导。他亲自给各区委及工作队写信，提出了县委对联合斗争的意见及注意事项。1948年1月24日

，县委召开了县委扩大会议，雍文涛在会上作了重要报告，肯定了前段工作成绩，根据省委精神，在全县接征运动的基础上发动部署了全县范围的向封建势力大扫荡、大进军的群众土改高潮。同时，雍文涛还根据当时的斗争发展形势，系统地阐述了县区干部和工作队要相信雇贫农的力量，在斗争中整顿阶级队伍，要直接和雇贫农见面，不搞干部包办的路线和打破区村界线联合斗争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斗争策略。1月28日

，组织县、区和工作队共150多名干部，全部深入到土改斗争第一线，在全县27个点同时召开了7万余人的雇贫农大会。雍文涛书记与区领导深入到村屯，直接和雇贫农见面，并通过不同规模的雇贫农大会，向农民交待布置了五件事：1、以县区的名义向雇贫农总结了前段运动中存在的问题教训；2、向雇贫农会议交权、交底、交干部，把斗争地主、整顿干部队伍的大权交给了雇贫农；3、划分阶级，着重说明富裕中农和富农的区别，团结中农参加土改斗争；4、组织联合斗争，打破区村界线，帮助斗争薄弱村屯闹翻身；5、合理分配斗争果实，除留下公粮支援前方外，斗争果实大部分由当地雇贫农分享。各区雇贫农大会后，雍文涛又于1948年1月29日亲自给县、区委及工作队写信，提出了领导群众运动应注意的问题，要求放手发动群众，不当群众运动的拌脚石。根据雍文涛信中的指示精神，全县在“斗倒地主富农过好年”口号下，2 000多个屯子大部分掀起了运动的高潮，群众性的土地改革斗争如火如荼地进展了一个月的时间。到1948年2月9日，雍文涛带领县委一班人及时召开了县区委及工作队主要负责人会议，会上对全县前段运动进行认真的总结，又根据省委和吉北地委的部署及时地转入了平分土地，彻底消灭封建和半封建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的斗争。在县委的领导下，全县各区又迅速掀起了平分土地运动高潮。到1948年3月初，经过20多天大规模的平分土地群众运动，在全县范围内基本实现了《土地法大纲》规定的土地制度改革。3月23日，雍文涛带领县委一班人召开了又一次全县雇贫农代表大会，到会雇贫农代表3 600多人，会议向全县提出了六项工作任务：发展生产；按《土地法大纲》平分土地；给被斗中农摘掉帽子，补还财物，团结中农；克服困难搞好生产；雇贫农代表和各级民主政权干部在生产中起模范带头作用；发展工商贸易；节约备荒等。会上，雍文涛代表县委宣布：榆树县土地改革胜利结束，转入大生产运动。至此，雍文涛领导全县人民在中共中央《土地法大纲》的指引下，在榆树大地上彻底推翻了统治中国农民几千年的封建土地制度，建立了耕者有其田的新土地制度，在吉林省乃至全国率先实现了伟大的土地革命。
1948年冬季，各解放区结合土地改革，开展了以三整（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为主要内容的整党整风运动。雍文涛带领榆树县一班人，根据当时省委的指示精神，于1948年1月1日召开了县委会议，会议吸收了40多名老干部参加。会上，根据雍文涛书记的安排，由县委副书记邓力群同志传达了刘少奇的报告和省委召开的县委书记联席会议精神，部署了全县的整风运动，并且明确了整风运动两个方针：一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二是在党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整风运动中，县委书记雍文涛带头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在他的带领下，副书记邓立群和县委领导及县委委员也都作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检查了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等方面的问题。与会的老干部对县委也进行了坦诚的批评和善意的帮助。为了加强对全县整党整风工作的领导，根据雍文涛的意见，县委成立了由县委副书记邓力群同志为主任的整党整风工作委员会。同时，县委还把县政府各科科长及各区区长也集中起来进行思想、作风、组织整顿。经过这次整党整风，县委一班人更加团结，以县委为核心的集中与统一领导制度建立健全起来了；解决了有的区委组织观念不强，不认真执行请示报告制度，各行其是的问题；解决了县直机关工作不协调的问题；解决了中学闹独立的问题。同时，在这次整党整风中，清洗了11名有严重问题的干部，纯洁了党的组织，统一了党员干部的思想，增强了党组织的战斗力。

在整风的基础上，雍文涛带领县委一班人，根据当时省委的指示精神，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村选建政工作。1949年1月15日，县委、县政府决定成立榆树县村选委员会，由县长范彩章任主任委员，李焕章任副主任委员。雍文涛带领县委一班人，把搞好村选建政工作做为县、区、村民主政权建设的基本任务来抓。根据县委决定，雍文涛委派县村选委员会副主任李焕章和城区委书记陈群两名同志具体负责，在环城区王家村进行村选试点，环城区委所有干部都参加了试点工作，全县其余的18个区各选两名干部参加试点。根据雍文涛的意见，试点工作分四步进行。一是了解情况，宣传酝酿；二是成立村选委员会，审查确定选民资格；三是成立人民代表大会；四是选举村民委员会委员。在试点中，雍文涛曾提出三点指示，选举要做到宣传工作新颖、通俗、生动，使广大群众受到教育；尊重选民自己的民主权利；注意发动妇女参政，要让90%以上有选举资格的妇女参加选举。按照雍文涛书记的部署，县委又于1949年2月3日至19日办了两期村选干部训练班，共培训了区村干部747人，其中妇女干部48人。训练班期间，县长范彩章根据雍文涛的指示确定了培训内容的重点，一是建政方针、政策问题；二是人民代表问题；三是抓好村选工作的方法、步骤问题。通过选举试点和培训，使区、村干部弄清了村选建政的目的、意义、方法和步骤，为全县的选举建政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48年8月，随着辽沈战役的节节胜利和解放区的不断扩大巩固，当时吉林省委指示各解放区要着手公开建党工作。雍文涛根据省委指示精神，带领县委一班人开展了公开建党工作。1948年8月23日，县委组织了5个区工委，共有73人参加了公开建党的试点工作队。深入长岭区王家村、新立区泡沿村、大坊区胜利村、秀水区田家村、八号区八号街进行建党试点。1948年9月20日

，县委召开了区委书记和组织、宣传委员会议。县委书记雍文涛在会上传达了省委公开建党报告精神，对榆树县建党试点工作进行了总结，要求各区委本着大胆、公开、积极建党方针进行公开建党。此后，全县各级党组织遵照县委的指示精神和“审慎地、积极地、公开地”建党方针，按照党章的规定，把一批成分好、历史清楚、忠于革命事业、受群众拥护爱戴的干部和积极分子吸收到党内来，壮大了党的队伍。同时，过去未公开的党支部和党员也都公开了组织和身份。经过公开建党，全县党组织有了很大发展，党的基层组织由1948年5月公开建党前的57个党支部发展到207个党支部。1948年10月8日，省委根据榆树县公开建党的需要，调整批准了榆树县新一届县委。县委委员12人：雍文涛、孙洪志、范彩章、吴介民、夏前远、张树权、罗少勋、张步辉、杨爱农、王荩忱、杨风、刘济民。其中，雍文涛、孙洪志、范彩章、吴介民、夏前远5人为县委常委，雍文涛仍任县委书记。至此，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以公开的身份和光辉的形象展现在榆树人民面前，肩负起领导榆树人民的历史使命。
1949年上半年，雍文涛带领全县人民，为了迎接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巩固民主政权和经济恢复两大工作。开始筹建共青团、妇联、工会等群团组织。经济恢复工作主要是：在全县大力选育推广优良农作物品种；发展畜牧业，改良牲畜品种；开展兴修水利工程等群众运动。同时，全面开展了商贸、交通、工业等经济建设。

1949年6月，雍文涛圆满地完成了榆树县委书记任期内的各项工作任务，奉调离开了榆树县，走向了新的战斗岗位。

恪尽职守 为党战斗一生

1949年6月，组织上调雍文涛到东北局政府工作，先后任东北局财委计委办公室主任，财委计委秘书兼物资分配局局长、东北局林业部长等职。1953年8月以后，雍文涛先后任中央林业部副部长兼东北局森工局局长、中南局秘书长、广东省委常委、广州市委第一书记，国务院文教办常务副主任、中宣部副部长、北京市委书记等职。在林业部工作期间，正面临我国林业开始进入有计划恢复发展时期，雍文涛不失时机地组织力量，协助部长拟定了林业发展长远规划，确定切合当时实际的林业发展方针。他还经常深入到林区、国营林场等基层单位调查研究指导工作。对全国造林绿化、国营林杨建设和管理、林业科技教育事业基础奠定、森林防火体系的建立倾注了大量的心血，进行了积极有效的带有开拓性工作。

雍文涛在中南局、广东省和广州市任职时间，实事求是地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60年代初的国民经济调整期间，雍文涛从大局出发，服从整体，厉行节约，为国家分担困难。1971年5月起，雍文涛任广东省委书记期间，正值文化大革命后期，各行业都需拨乱反正，百业待兴，他为恢复和发展中南地区、广东省、广州市的工业、农业、林业、科教等经济文化建设事业和生活改善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

粉碎“四人帮”后不久，1976年12月，雍文涛任教育部副部长，党组书记、五届人大代表。1980年8月，雍文涛回到林业部任部长、党组书记、中央绿化委员会副主任。1982年3月，雍文涛从林业部部长职务了退下来，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整党工作委员会员委员、中央绿化基金会主席。1986年9月离休。这期间，雍文涛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紧紧围绕党的工作重心转移，投入到林业改革和建设事业。他在进行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系统地总结了我国建国以来林业建设的经验教训，具体组织拟定了加快我国林业建设的各项方针、政策、规划和措施。为了加强法制，他参与主持草拟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林业法》，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并颁布试行。为动员全社会人民群众植树造林、保护森林、发展林业，他主持草拟了《关于大力开展植树造林的指示》和《关于保护森林发展林业的决定》，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发布执行。他还主持草拟了《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决议》，经全国人大审议颁布初实施。1982年，雍文涛响应中央关于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号召，退居二线。这期间，他仍一如既往地关心社会主义事业和林业工作，不顾年老体弱，经常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提出许多重要建议，撰写《林业建设问题研究》、《林业分工论》等专著。1983年中央决定在全国开展整党工作后，雍文涛作为中指委委员兼办公室主任，为整顿党的思想、组织和作风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为党的建设尽了自己最大努力。

党的第十五届代表大会召开前夕，雍文涛被列为十五大列席代表。但是，他没能来得及参加十五大，于1997年9月7日在广州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享年85岁。

   雍文涛逝世后，党和人民这样评价他：雍文涛同志几十年如一日，忠于职守，严格执行党的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艰苦朴素，廉洁奉公，在他和其他老同志的倡导、影响下，林业部形成了艰苦奋斗、勤俭办事业的好作风。他实事求是，作风民主，团结同志，平易近人，关心群众疾苦，深受广大干部职工的爱戴和崇敬。雍文涛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始终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忠于党、忠于人民，立场坚定、爱憎分明；他一生刻苦学习，勤奋工作，深入实际，联系群众；他一向坚持原则，顾全大局，作风正派，光明磊落，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他一贯严格要求子女。他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