馆陶张家纪事

    位处山东省馆陶县（今属河北省）南彦寺村（现名寿山寺村），村里张姓是个大户，繁衍生息数百年十几代。张氏家族传到张锦帷（字安然）这一代时，破落成贫穷的农户。张锦帷娶妻李氏，他有二女五个儿子，长子张维清、次子张维玺、三子张维衡、四子张维藩、五子张维翰。张家仅有三亩薄地，土房三间，一家九口靠这三亩薄地过活。在一个灾荒年，三亩贫地颗粒无收，为了糊口，张锦帷向富农张金求借了四十吊钱无法偿还，不得已当了他的雇工，妻张李氏则给村里地主张殿臣家当保姆，闲时干点纺织活，贴补家用，为了养家，长子张维清在外做豆腐、卖豆腐来维持生计。 

                             一

    因鲁西北地区连年灾荒，农作物欠收，日子过得非常困苦。张维玺幼年读过乡塾，后因家贫辍学，帮父务农，1904年，经人介绍，张维玺去临清某中学当校役，1906年，该校王老师通过该校校长的关系，介绍张维玺赴奉天第二混成协当兵，后由段雨村保送东三省讲武堂学兵营前队（连）当学兵。1911年3月，张维玺被调到二十镇冯玉祥部第三营当排长。1911年10月，张维玺随冯玉祥八十标由新民府调驻秦皇岛附近的海阳镇。1911年12月31日，滦州起义爆发，后冯玉祥被解除军职递解保定原籍，张维玺和其他军官也被遣返原籍，

    张维玺回到山东老家后，在亲友说合下，1913年2月20日，张维玺与村里的的姑娘王仲瑛结婚。张维玺在老家听说冯玉祥重新带兵，从山东赶到北京南苑，1913年6月22日，张维玺返回冯营后继续任排长。1913年8月，冯玉祥升任左翼第一团团长并兼第一营营长，张维玺在该营当排长。1914年9月，冯部改编为第七师第十四旅，冯升任旅长，同年10月，第十四旅又改为第十六混成旅，仍由冯任旅长，1915年3月20日，张维玺升任第一团第二营连长。1916年秋，冯玉祥率部进驻廊坊一带。1917年4月12日，张维玺升任冯部第一团（团长杨桂堂）第二营营长（韩复榘任该营营副），被分配驻扎在通州。1918年6月，冯玉祥被任命为湘西镇守使，兵驻常德。此时第十六混成旅已由5000人扩编到7000人，不久冯玉祥又将两个团扩充到五个团，即拥有步兵4个团，炮兵1个团及骑兵、工兵营等，相当于一个正规师的兵力。1918年7月29日，授张维玺陆军上校衔，张升任步兵第四团团长。

    1920年11月，冯部第十六混成旅奉令调到河南信阳，张维玺调任步兵团第三团团长，第四团团长由刘郁芬升充。兵驻信阳，因几个月无处领饷，军队处于饥饿状态，最后冯下令截留了铁路税款十万元，以应急需，适巧河南督军赵倜在汉阳兵工厂新购七九步枪1500支运往开封，路经信阳被冯部截留，赵倜闻讯大怒，勒令冯部交还，否则即以武力解决，冯知道后，来个先发制人，于是派张维玺团以野外演习为名，向驻马店前进，驻防驻马店的赵倜所部李鹏举团，侦知张团来意不善，坚不相让，遂起冲突，李团终于战败投降，冯部又缴获了一千多支崭新的汉阳造步枪。

    1921年春，冯玉祥在信阳得知王占元将由武汉乘京汉路火车晋京公干的消息，冯召集营长以上军官密议，当王占元路过信阳车站时把他扣留，要挟他清还所欠的粮饷，由于张维玺与王占元是同乡且是他尊敬的长辈，竟把这个秘密计划偷偷透露给了王占元，王占元遂改道乘船至南京，转乘津浦路火车北上。冯玉祥对王占元的忽然改道，断定有人泄密，经过百般访察，始知是张维玺所为，很是气愤，但一因此事不便向外张扬，二因部队即将开拔入陕作战，张维玺时任团长且系一员有勇有谋的战将，当时冯玉祥姑且隐忍未发。

    1921年5月，曹锟、吴佩孚命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由河南信阳开往陕西，协力阎相文争夺陕西地盘。入潼关后，冯玉祥便将所属部队编为三个纵队，李鸣钟为左翼纵队，张之江为右翼纵队，张维玺为中央纵队，张团任先锋，率先攻入西安，陈树藩率残部先逃咸阳，继又逃往陕南汉中，而陈部的姚震乾旅未随陈树藩撤走，尚在西安近郊的蒲阳村据守圩寨进行顽抗，张维玺团对蒲阳村进行三面包围，姚震乾旅将被聚歼，不料入暮后，姚震乾派使者送给张维玺一匹名叫“黑风”的千里马，并约定次日上午缴械投降，张维玺受骗上当，当夜停止攻击并麻痹大意地放松了监视，姚震乾旅却在夜半悄悄地乘隙逃走，为此，冯玉祥认为张维玺是受贿纵敌，于是冯玉祥将这次的“黑马”和上次的“泄密”事件，两笔新旧账一起算，遂即撤去张维玺的团长职务，降职降级为旅属修械所所长。

    1921年7月7日，阎相文在西安就职陕督，此次驱陈之役，以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功劳最大，阎相文连电曹锟、吴佩孚坚请将第十六混成旅扩编成师，最后曹、吴同意将第十六混成旅改编为陆军第十一师，冯玉祥升任师长。8月24日阎相文服毒自杀，北洋政府任命冯玉祥继任督军。冯玉祥就任陕督后，由于陕西本来就不富庶，况且冯手里只掌握七个县的地盘，不要说养活全省许许多多的军队，就连他自已的第十一师的粮饷也难以维持。适值直奉战争即将爆发，故此，冯玉祥主动请求辞去陕督之职，愿赴前线参战杀敌。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直系控制了北京政权，冯玉祥因战功而被任命为河南督军，河南远比陕西富庶，又无别的军队需求粮饷，于是冯玉祥乘机招兵买马，扩充实力，除了原有的第十一师外，不到半年时间就增加了六个新兵团（名义上是河南地方保安部队），张维玺又当上了新兵团团长。

    1922年10月，黎元洪总统调冯玉祥到北京任陆军检阅使，冯部被调到京城附近，黎元洪把冯的六个新兵团编为正式的中央陆军，给以第七、第八、第二十五混成旅的番号（旅长为张之江、李鸣钟、宋哲元），张维玺团被编为第八混成旅（旅长李鸣钟）第二团，张任团长，1923年4月22日，北京政府授张维玺陆军少将衔。冯部进驻南苑，在南苑组织检阅使署，第十一师及三个混成旅统受陆军检阅使冯玉祥的直接节制和指挥。冯玉祥在南苑把部队整训了两年，为后来西北军的大事扩充，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冯玉祥在南苑练兵期间，每年暑期举办夏令营，每年举办三期，每期三个星期。1923年，夏令营地点在距离南苑不远的清代皇帝避暑的夏宫“团河”，冯玉祥在北京办的一所军官子弟学校——育德中学，校址就设在团河。夏令营由冯玉祥亲自主持，参加人员为副营长以上的各级军官。1923年夏，张维玺参加夏令营时，母亲李氏携幼子张维翰，以及张维玺的妻子王仲瑛一同由山东来京探望，张维玺与母亲商量后将五弟张维翰留在北京送入育德中学读书，该校校长是余心清，学生全部住校实行军事化管理。张维翰在留京求学时期，结识了同班同学彭雪枫，而且两人成了最要好的同学，学校中一些左翼学生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张维翰经常和他们聚集在一起阅读进步书籍，深受共产党员的思想熏陶，主动接受了革命理论，决心走向共产主义革命的道路。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前夕，冯玉祥在北京将刚招募的万余新兵分为三个新兵旅，张维玺升任第二补充旅旅长。10月19日，冯玉祥在滦平召集会议，9月22日午夜，开始进行了北京政变。10月24日，冯玉祥到达北京，通电停战，邀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建国大计，并联同胡景翼、孙岳等在北苑召开军事会议，将所部改为国民军，冯自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孙分任副总司令兼第二、三军军长。张维玺被编为国民军第二师（师长刘郁芬）第四旅任旅长，辖第十三团（团长丁振国）、第十四团(团长张印湘)、第十五团（团长倪玉声）和旅部直属机枪连、手枪队。1925年5月，第二师奉命由京开往归绥（今呼和浩特），张维玺在绥远驻军期间，曾率部疏浚五原一带黄河泥沙的淤塞，恢复河运又疏凿了张家口附近的清河，并修建一座坚固的铁桥（即清河桥），改善了河两岸的交通。1925年7月18日，北京政府授张维玺陆军中将衔。

    1925年8月，甘肃省陆军第一师第一旅旅长李长清赶走甘肃军务督办兼陆军第一师师长陆洪涛，自称师长。段祺瑞任命冯玉祥为甘肃军务督办前去镇压。冯任命第二师师长刘郁芬和西北边防督办公署参谋长蒋鸿遇代行甘肃军务督办、会办职责。1925年秋，刘郁芬以总指挥名义，蒋鸿遇以副总指挥名义，率领第二师的两个旅（第三旅旅长孙良诚、第四旅旅长张维玺）徒步行军由绥远经宁夏，于1925年10月底进入兰州。消灭李长清后不久，刘郁芬由总指挥代行督办升为代理督办。1926年7月，张维玺旅扩充成西北军第十三师，张维玺升任了师长。1926年8月19日，张维玺部占领了天水，至1926年8月末，西北军基本肃清了甘肃汉族的实力派，在西北扎下了根。1926年11月，张维玺部攻克陇南，1926年12月,张部扩充为西北军第十三军，张维玺升任第十三军军长。辖第十七、第二十两个师和一个独立旅及军直属骑兵团、炮兵团、迫击炮团、工兵营、辎重营、机枪营、学兵营和手枪营，张维玺部成为西北军中一支精锐的主力部队，张维玺被称为冯玉祥部下著名的“十三太保”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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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6年8月17日，冯玉祥从莫斯科回国，9月16日，抵达绥远五原（今属内蒙古自治区），9月17日，在五原举行誓师典礼，宣告国民联军正式成立。五原誓师后，冯玉祥针对当时的局势，决定采取“平甘援陕，联晋图豫”的战略方针，按照这一方针，冯玉祥任命孙良诚为援陕总指挥，方振武为副指挥，开赴陕西，并令驻天水的张维玺部进取陇县、汧阳（今千阳）以掩护大军右翼。1926年11月27日，孙良诚攻占西安，1927年1月，冯玉祥进驻西安，命令各支部队陆续向东开拔，为出潼关声援豫鄂与国民革命军会师中原作最后准备。1927年初，张维玺升任西北军第十三路军总司令，4月张部由天水调到西安待命，1927年6月13日张维玺任陕西省政府委员。

    1928年1月4日，蒋介石回到南京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3月7日，国民党中央推蒋介石为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冯玉祥为开封政治分会主席，同时任命冯玉祥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为第三集团军总司令，蒋介石仍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1928年4月16日，张维玺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六方面军第十三军军长，后被任第六方面军总指挥。4月，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发表北伐宣言，开始进行第二次北伐战争。豫北彰德的战争首先爆发，张维玺率军直属团及第十七师到达郑州后，北渡黄河，立即加到刘镇华部的左翼向敌猛烈反攻，敌方很快就向后溃退，张维玺部经新乡、滑县、濮阳、大名一直打到临清，先后击破张宗昌、褚玉璞的直鲁联军两个军，俘虏五千多人，还有一部分白俄。

    张部驻军大名、临清期间，张维玺回到馆陶县南彦寺村看望父母和家人。张维玺在冯部升任团长以后，因收入逐渐增加，张家的家境随之富裕起来。张维玺这次回乡，又重新修缮了祠堂、置办土地、扩建房屋，此时的张家已从一个贫穷的农户，蜕变成了殷实的地主人家。6月中旬一天，张维玺去拜访同村人范筑先先生，范先生原名金标，又名竹仙，曾任北洋陆军第四师师参谋长、第八旅旅长等职，1924年，江浙战争后，主动离职，回乡隐居，并更名为“竹仙”。范先生为人正直豪爽，并有丰富的军事理论和实践经验，深受张维玺的敬重和信任，1928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战争节节胜利，革命形势大好，在张维玺的邀请下，范先生答应复出参加西北军，并再次更名为“筑先”（筑路先锋之意），以表示参加革命的决心。范筑先一同随军返回陕西，张维玺向冯玉祥推荐范筑先任十三军高级参议。

    1928年8月，第二次北伐战争结束，10月8日，国民党中央议决，冯玉祥任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部长。1929年1月1日，举行全国编遣会议，军队缩编，张维玺部整编为暂编第八师，旋改为第二十七师，6月18日，张维玺任第二十七师师长，7月1日，被南京国民政府特任军事委员会委员。由于蒋介石对编遣会议的偏私，蒋冯产生矛盾。1930年3月14日，第二、三、四集团军将领鹿钟麟、商震、黄绍竑等57人发表请蒋介石下野的“寒电”，3月底，冯玉祥在潼关组成了陆海空军副总司令部，然后分兵五路，分别由陕、甘、宁、青陆续向河南进发，总兵力二十六万余人，全部开往前线，蒋冯阎中原大战正式开始。

    中原大战反蒋的冯阎联军，冯军担任河南境内陇海、平汉两路作战任务，张维玺任第一路军总指挥，指挥所部第十三军由陕西出紫荆关，出击平汉线，同时指挥驻守湖北、郧阳、均州一带的西北军田金凯、张汝奎两个军，经南阳直趋许昌。张维玺到许昌后,被任命为冯阎联军的南路军总司令，统一指挥所有在平汉线上作战的反蒋联军。张维玺部从许昌正面及西北地区向蒋军发起反攻，冯军迅速而有力的反击，打得蒋军何成浚第三军团猝不及防，全线向漯河以南溃退，张维玺指挥各军正在追击，冯玉祥突然下令停止于漯河北岸。到6月下旬，敌我双方隔河对峙，相持于漯河两岸。
 
    1930年7月上旬，蒋介石调整布署，把主战场从陇海线移到津浦线，同时调预备军团出击衡阳，击败张发奎和桂军的联军，解除了后顾之忧，于是调集兵力在津浦线开始反击，7月底，战势发生逆转，反蒋军队屡屡失利。9月17日，蒋军攻占洛阳、龙门，截断了冯军西撤之路，阎锡山未经通知在郑州的冯玉祥，就密令津浦、陇海两条战线上的晋军全部撤离战场，逃回山西，于是蒋军主力遂以全力对付陇海线上的西北军，此时西北军四面受敌，西北军的吉鸿昌、梁冠英、孙连仲等部纷纷停战，先后被蒋介石收编调离战场。

    津浦、陇海两线战事结束后，蒋军遂倾全力对付张维玺的南路军，并于9月6日，开始全面进攻，张维玺寡不敌众，且因两翼遭到威胁，乃下令从漯河北撤，意欲靠近郑州，张维玺的大军撤退到离郑州尚有九十里的新郑县一带时，蒋军从津浦、陇海方面增调的部队越来越多了，除原有何成浚的第三军团各师和陈诚的十一师、胡宗南的第一师外，顾祝同的第二师，赵观涛的第六师，蒋鼎文的第九师，李云杰的第二十三师，李蕴珩的第二十一师，蒋光鼐的第六十师，蔡廷锴的第六十一师，以及其他番号不明的许多个师，他们把张维玺的南路军十几万人包围起来，张维玺部在包围圈内鏖战一个多星期，打不开被围的局面。

    1930年9月下旬，西北军大部业已罢战，接受蒋介石的收编，10月3日，陇海路蒋军先头部队攻入开封，5日 冯玉祥率副总司令部撤退至黄河以北的新乡，6日 蒋军进入郑州，此时张维玺认为大势已去，1930年10月6日，张维玺一面下令停火，一面向蒋军要求：部队能收编的收编，不能收编的给资遣散，至此，冯阎联军的南路军十多万人马，除任应岐之骑兵师赵冠英部突围后终被蒋军收编外，全部解除了武装被遣散。张维玺偕同范筑先（曾被聘为南路军总司令部参议，与张是同乡且两人私交甚深）在俞方皋的陪伴和顾祝同派人的护送下，离开了战场。1930年10月7日，南京国民政府任命张维玺为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但张没去南京就职。

    张、范二人离开新郑后，张维玺要去北京找他的盟兄许骧云（曾任冯部运输司令），因张在许昌时，曾收到许的电报，告知已将张维玺的家眷从汉中接到北京住在许家，故去京与家人团聚。范筑先则决定回山东老家，打算在地方上干些为民谋利的工作。二人在同去郑州的途中，只见黄河南岸败兵云集，西北军、晋军争过大桥向北溃退，目睹连年内战，生灵涂炭的凄惨景象，两人决心脱离军界，解甲归田。1930年10月下旬，张维玺和范筑先到了郑州，张维玺把写给韩复榘的信交给范，叫范回到山东后，拿这封信去找韩复榘安排工作，又说：自己安顿好家眷，也尽快赶回馆陶老家看望父母。

     1931年，张维玺携家眷由北京迁居天津，先后在法租界兴仁里、安养里、德邻里租房居住。其间，他与石敬亭、鹿钟麟、孙良诚组织读书会，请人讲《资治通鉴》。每天上午10点至12点，他都会到法租界李鸣钟开设的谦甡银号楼上听讲，然后与大家共进午餐，交流心得。此外，他还热心社会公益活动，曾协助王占元参与天津市组织的慈善活动。1933年夏，鲁西发生水灾，损失惨重，张维玺与王占元等16名在津鲁籍名人，以山东旅津同乡会水灾急赈会的名义，向天津商会发函催捐，为家乡赈灾出力。

    1933年秋，张维玺回馆陶南彦寺村投入家乡建设，修整道路，种植树木，购置土地，扩建楼宅庭院，经过多年的积累，此时张家各户，家境殷实、人丁兴旺，已发展成南馆陶一带知名的张氏家族。1933年，张维玺在原籍期间，父张锦帷怂恿他纳妾张玉兰（生有一女张佩荆）并来津居住。1934年，张维玺由山东返回天津后，王占元将位于英租界五十二号路（今长沙路）“新亚小学校”南侧和在伦敦道（今成都道）的两处空地转让给了张维玺。1935年，张维玺在天津英租界五十二号路建成一幢三层楼的住宅，并将伦敦道（今成都道）的空地修整成菜园,后又在爱丁堡道（今重庆道）购买了两处房屋。张维玺偕妻子王仲瑛以及长子张培温、次子张培仁、三子张培恕、四子张培敏、长女张佩环（洁莹）、次女张佩荆，全家人入住五十二号路“张公馆”开始过着隐居生活。

    1936年，南京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三期招收学员，冯玉祥电召张维玺、鹿钟麟、石敬亭、孙良诚等到南京与他一同参加陆大的学习。1936年12月25日，南京国民政府授张维玺陆军中将衔。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7月30日，天津沦陷，张维玺不能返回天津，留在了南京。9月，陆大从南京迁往长沙。9月26日，冯玉祥被蒋介石委任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张维玺、孙良诚等人跟随冯玉祥赴河北桑园设长官部指挥津浦北路战事，到达济南后，张维玺和第六战区长官司令部的部分人员住宿在济南津浦宾馆，五弟张维翰前来看望，同时打电话请范筑先来济南与张维玺等人会面，范筑先到济南后，见到西北军的旧同僚和老朋友们十分高兴并邀请大家座谈当前的抗战形势，座谈中，都对国民党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十分气愤，更为国家和民族的存亡担忧。

    冯玉祥北上指挥对日作战，由于第六战区的原西北军将领对冯玉祥离心离德，使冯玉祥发出的作战命令，难以贯彻执行。10月下旬，冯玉祥愤然离开战地，张维玺等人跟随冯玉祥一同返回南京。由于由于北方战事吃紧，张维玺一直挂念着家中老人的安危，在得到冯玉祥的允准后，张维玺回到馆陶县老家，经商量决定，张维玺父亲张锦帷先去河南开封的亲戚王志远（时任国民党第二十二集团军一二二师师长兼三六四旅旅长，曾是张维玺的部下）家中暂住，看情况再去天津英租界的住处安身，如果局势恶化，母亲李氏也赶快离开老家到天津避居。
 
    1937年10月，冯玉祥被免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在南京没有实际职务，曾连续给蒋介石写信，就补充兵源、补充军官、解决经费、发动民众 抗日等问题，向他提出具体意见和建议。11月中旬，国民党决定迁都，先迁武汉，后迁四川，蒋介石命令冯玉祥到平汉路南段视察国防工事，张维玺随冯玉祥一行人经徐州、郾城、西平、信阳、孝感等地，视察了各地的国防工事后，于月底到达汉口，张维玺与鹿钟麟、石敬亭、孙良诚跟随冯玉祥同住在武昌黄土坡。

    1937年10月间，日军大举南侵。平津沦陷后，日军分四路向华北地区展开进攻，其中沿津浦路进攻的日军，10月3日占领德州，继占平原、禹城等地。鲁西北处于日军的包围中，形势非常严峻。张维玺的母亲李氏因张维翰在聊城抗日打游击战，于是携张维翰的妻子宋文庚和她的女儿欲逃往天津，但半途遭土匪抢劫被迫返回，则又去大名找二十九军宋哲元求助，宋即刻派车并护送她们到开封找张锦帷，但是王家已人去楼空，张锦帷跟随王志远的家人一同去了四川成都，后来李氏打听得知张维玺在武汉，遂辗转到了汉口，在扬子江饭店见到了张维玺，母子相聚。
   
    1937年9月，陆大从南京迁到长沙后已经复课，冯玉祥鼓励张维玺去长沙继续到陆大学习，以备来日更好地为国效力，1938年6月上旬，张母李氏携宋文庚和她的女儿跟随张维玺一同迁往长沙，张维玺按时到陆大参加学习。1938年夏，陆军大学特三期暂迁湖南桃源城外女中，代校长蒋百里先生亲随特三期，在一个月内使特三期按计划顺利结业。1938年9月初，蒋百里先生在桃源主持了特三期的毕业典礼，百里先生致词后颁发毕业证书，冯玉祥、鹿钟麟、张维玺等同学列队陆续到礼台领取了证书，证书发完后，由主持仪式的班主任林勋南宣告典礼结束，学员们告别而散。

    1938年10月25日，武汉失陷。蒋介石委派冯玉祥到湘桂黔川各省去点验检阅后方的队伍。1938年11月，张维玺跟随冯玉祥到四川等地检阅部队，12月31日，张维玺和家人返回重庆，住在巴县中学。1939年2月，军事委员会任命冯玉祥为第三督练区督练长官督练新军，让他督练驻在重庆附近的第三十六军、驻贵州的第九十九军和驻鄂西地区的第九十四军（后因九十四军上前线，改为督练十八军），同时任命张维玺为军事参议院上将参议兼贵州九十九军督练官，张维玺和家人从重庆迁往贵阳，3月，父张锦帷也从成都移住贵阳。
 
    1937年7月30日，天津沦陷后，1938年，张维玺的长子张培温在天津耀华中学读书，由同学介绍加入了天津的地下抗日组织，不断实施破坏行动，引起社会上的极大震动。日方不断向英方施加压力，要求英租界工部局配合日本宪兵队抓捕抗日分子,后因叛徒出卖，日本宪兵队和英租界巡捕封锁了长沙路张家住宅，并将张培温拘捕，关押在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日本宪兵队要求引渡，后经王仲瑛托请社会知名人士出面担保，张培温被保释，旋即离津南下到贵阳找到父亲，告知参加抗日组织之事，并决心参军，随后离开贵阳去成都报考军校，考入黄埔军校第十八期一总队步兵科。

    1939年3月中旬，山东馆陶南彦寺村张家遭到日伪军抢劫、放火，所有的财物、房子全被抢光、烧光的消息传到了贵阳。当张锦帷闻听顿时气愤填胸，昏倒在地，众人急忙抢救才唤醒过来。张维玺与父亲商量后，张锦帷打算赴津探明家中情况，安排一下今后的生活。1939年4月，张维玺派副官苗秀升（张维玺外甥）护送父亲回到天津。由于住在天津的家口增多，王仲瑛卖掉了伦敦道的菜园和重庆道的一处房产，贴补家用，并在长沙路附近的文兴里租赁住房，解决人多房少等问题，同时精打细算，缩减开支，全家人过着俭朴的生活。
   
    1941年2月，张维玺在贵阳为了早日将新兵送上前线，不辞劳苦地加紧进行督练，一日，因身患感冒又在训练场上受了风寒而病倒在床，延医诊治数日才见好转，但时常感到胸闷、心悸、气短，经检查患有风湿性心脏病，医生劝张应长期休养，切忌过度劳累，而母亲李氏又患有胃病且日益加重，遂辞去督练官职务，带着母亲、弟媳及侄女们迁往四川成都附近的灌县调养。1941年10月，李氏的病情加剧，经检查胃部患有肿瘤，因医治无效，在灌县病逝。母亲去世后，张维玺非常挂念在天津的父亲，打算迁居成都再设法回天津看望父亲，宋氏则很想回山东老家。

    1942年9月初，苗秀升从天津赶来告知，天津家里出了大事，由于男佣李庆林的告密，检举天津张家的主要家庭成员──张维玺（南京国民政府陆军中将）、 张维翰（张维玺五弟，鲁西北抗日游击队筑先纵队司令）是重要抗日分子。1942年8月，日本宪兵队将张锦帷、张维藩、王仲瑛（张维清、张维衡外出未归，躲过一劫），一同抓捕到济南宪兵司令部进行审讯，后将三人押解山东（济南）特务机关，囚禁在济南林祥街90号“林祥公馆”（即日军“策反工作组”）。 当张维玺得知父亲身陷囹圄后，心急如焚，不几日，张维玺竟愁白了头，同住院内的邓哲熙见面后很吃惊，问明事情缘由后，他建议一同去见冯玉祥，前去请示并商量对策。

    翌日，张邓二人在青城山见到冯玉祥，最后商定同意张维玺去开封找孙良诚，利用和他的私交关系，通过孙把被扣押的人保释出来，并派邓哲熙代表冯去重庆向陈调元（军委会军事参议院院长）报告情况，请予准行。9月下旬，邓哲熙回到灌县告知张维玺去敌占区的申请被批准。1942年10月，张维玺及其家人来到河南郏县赵凤林家，安顿好住处后，张维玺告诉赵凤林因天津家中发生变故，准备去开封找孙良诚，托他把被扣押的家人保释出来。1942年11月中旬，张维玺与苗秀升二人去开封，在开封伪绥靖公署见到孙良诚（伪绥靖公署主任、伪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张维玺向他说明了自己的来意，孙良诚表示一定尽力去办，让张维玺先在此安心住下。

    1942年底的一天中午，孙良诚邀请张维玺去绥靖公署赴宴，一同参加宴会的大都是老西北军人，大家热情地对张维玺表示欢迎。在宴会进行中，孙良诚突然宣布南京军委会发来电报，决定任命张维玺为第二方面军副总司令，说罢即转身走出，赶去南京开会。1943年1月中旬，孙良诚回到开封，张维玺询问解救家人之事，并一再表示自己身体患有心脏病，不能担任军职。1943年1月下旬，孙良诚告知张维玺，济南方面已把人移送到开封，日本军部通知明天去接人。次日，孙良诚从日军师团部将张父、四弟和王仲瑛接送到旅馆。

    1943年2月上旬，孙良诚来旅馆看望，张维玺将辞职书交给孙良诚，孙表示会递交军委会决定。不久，孙良诚宣布张维玺兼任干训团团长。干训团的前身是伪第二方面军干部训练班，孙良诚曾兼任训练班主任。干训团的驻地在开封宋门外东郊圣母院旧址,占地约三十余亩，四周筑有一道三米多高的土围墙，，围墙内南面建有数排营房，中间是操场，北面有两所二层小楼及一些平房（警卫室、教室、食堂、仓库等），两所楼房中一处是教官居住的教官楼，张维玺住在另一处，房间较为宽敞。干训团内有教官五人每期学员约三百人，每学期半年，学员主要来自伪第二方面军的初级军官，即上校以下准尉以上的现职军人，训练内容以军事操练为主，辅以军事基础知识，学员经短期集训后再返归部队。

    1943年2月中旬，为了解决天津的众多家眷的生活问题，张维玺派人将天津和郏县的家人都迁来开封居住，张在开封租下位于后保定巷的一处住房，并在生活上作了妥善安排。1943年3月，张维玺和妻子王仲瑛回到天津，在津的亲友们不断前来看望，当听到张维玺担任伪职后，都表示不满，张维玺心中十分苦恼。5月上旬，苗秀升从开封来告诉张维玺，搬去开封的家人都生活得很好,只是张锦帷经常闹嗓子痛影响饮食，身体日渐消瘦，张维玺听后，对父亲的健康状况十分担心。过了几天，张维玺返回开封，请医生检查得知父亲患有食管炎比较严重，立即送往河南省立医院住院治疗。

    1943年，国民党苏鲁豫皖边区总司令汤恩伯的部队驻在河南叶县、沈邱，其总部设在皖北临泉县。汤恩伯为了收敛钱财，以走私的办法跟敌伪做生意。 1943年5月中旬，汤恩伯派总部少将参议朱忠民去开封找孙良诚接洽开放河口（指花园口决堤改道的黄河）交换物资（走私）之事和负责开展特工活动。孙良诚决定在通许县四所楼村开一个河口作为物资集中地，孙方以合作社出面，以开封绥署总参议李子铎任经理，开始与汤方进行物资交换。6月中旬,朱忠民带冯力生等一行七人到开封，过了几天，谷大江领着冯力生等人来干训团，对张维玺说，这些人是河西（蒋管区）派来开封作生意的，绥署要求将他们留住在干训团，张维玺用教官的名义将冯力生等人安置在干训团。冯力生等人在干训团利用教官身份打探军事、经济情报，走私物资等，这些活动在张维玺的支持和帮助下，能够顺利地完成任务，然而，他们的行动引起了开封日本军部的注意。

    1943年7月中旬以来，孙良诚一直呆在八公桥总部，有时回开封去日本军部开会，会后即匆匆返回总部。一日，谷大江从绥署打电话给张维玺告知：日本军部命令井福日本顾问把冯力生等人带到军部，恐怕凶多吉少，要想办法保住这些人。张维玺立即到绥署向井福顾问询问此事，井福说这是军部的命令，于是张维玺和谷大江带着冯参谋（翻译）一同去日本军部进行交涉，日本驻军第三十五师团师团长坂西一良称：据报告，第二方面军干部训练团内新来的教官是河西派来的，形迹可疑，应送交军部接受审查，张维玺表示：这些人在干训团当教官，他们外出考察、收集教材等活动都是教学工作需要，……。最后，日本军部决定，限令这些人明天12时以前离开开封。次日，冯力生等人返回四所楼通杞指挥部,转入秘密活动。
 
    1943年2月，张维玺的长子张培温在黄埔军校毕业后，分配到湖北南漳国民党第三十三集团军（冯治安部）总司令部任少尉见习参谋。6月上旬，张培温到邓县参加培训，张在干训班遇见也来参加培训的王秋云（张培温表兄，曾在第二集团军119师任少尉排长）。1943年7月，张听说父亲患病，8月中旬，张培温和王秋云化装潜回天津，了解情况后，一同随母亲到开封看望父亲，见到父亲在宿舍卧床休息，身体很虚弱，张培温将自己几年来的工作、生活作了汇报，其中谈到冯治安、李炘等人都很关心父亲的处境和安全，希望父亲保重身体。为了照顾张维玺，王秋云留在开封，张培温跟随母亲返回天津。

    1943年10月，王仲瑛患肺炎病，多次去医院诊治，病情未见好转，张维玺闻讯回津看望，后来服用李幼堂（李炘的堂弟）开的中药配方，才逐渐痊愈。一日，李对张诉说：鲁西北大片土地被淹，更严重得是闹起瘟疫，死了很多人，急需药品，可是那些药大多是军用品，受到管制，很难弄到，问张能有什么解决办法。经过商议，李同意去开封，张维玺给李幼堂挂个医官职务，这样可以用军需的名义买到药品。过了几天，李幼堂随张维玺来到开封，李被任为干训团医务室主任（少校军衔）。不久，李幼堂弄到了一批急需的药品，存放在干训团，以后李又四处活动运进许多军需物资，经过仔细准备和安排，李幼堂携带着药品和一些物资返回了天津，李走后不久，陆续有人来开封，持有李幼堂的介绍信到干训团找张维玺提取医药、通讯器材和纺织品等，张按信中的要求一一拨给，并安全地将人和货物送走。
   
    1944年初，孙良诚与参谋长谷大江到通杞指挥部四所楼村，巡察驻防区和各处据点，对部队进行整顿和补充。2月中旬，李文铎从通许返回开封，他来干训团对张维玺说，最近孙良诚整天忙于军务，并且从合作社调走一些人，由于人手不够，严重影响了与临泉方面交换物资的工作，特来请求张先生派人帮忙。张维玺同意并抽调副官苗秀升去河口，但向李提出要求，干训团需要的物资应给予供应，李满口答应。此后，苗秀升遵照张维玺的指示，利用负责采购、调运工作的有利条件，截留了大批物资，这些物资有的存放在干训团，大部分运到天津交给李幼堂，李幼堂在天津三岔河口运河南岸的估衣街开了一家店铺，通过走水路，沿运河南下把军需物资秘密输送到山东德州、临清、聊城等地，用以支援冀鲁豫边区根据地的抗日斗争。
   
   1944年9月下旬，孙良诚接到汪伪政府命令，第二方面军由河南移防苏北，孙兼任苏北绥靖公署主任，绥署设扬州。接到调令后，孙开始调集所辖两个军和一个直属师，共三万余人准备开赴苏北，同时命令张维玺于10月以前，带领干训团赴泰州，负责整编汪伪和平救国军第九军（军长顾秀武），以及部署扬州地区防务。张维玺以患有心脏病为由，表示不能担任军职，要求辞职。过了几天，孙良诚和谷大江来到干训团，孙要求张执行命令，张坚决拒绝执行，……。孙、张二人争执起来，气氛有些紧张，谷大江从中调停，最后，孙同意张暂留开封督办绥署的移交事务，负责干训团的应届学员结业、进行评定遣返部队，待一切善后工作完成后，干训团再迁往苏北。

    9月末的一天夜晚，干训团的一个库房突然起火，大约经过一个多小时才将火熄灭，经检查发现，除了库存的一些物资被烧毁外，还有十余箱绥署封存的档案资料、军用地图等重要文件也被烧成灰烬。这次火灾惊动了日本军部，立即派出宪兵队封锁了干训团，经过现场勘查，日本人怀疑有人盗窃军用物资和文件后，故意纵火消灭痕迹。日本宪兵首先把仓库管理员关押起来，并对其他人员逐个进行盘问，张维玺则被“请”到日本军部问话。井福顾问对干训团发生火灾应十分恼火，认为：干训团‘火灾事件’一定是暗藏的抗日分子蓄意制造的，要彻底清查，必须把所有人员扣押起来进行审讯。此前，干训团曾经接连发生人员失踪、汽油、枪械被盗，以及在干训团附近，井福险遭车祸，夜间日军巡逻队遭袭死亡一人，干训团墙上发现抗日标语等事件，井福非常气愤，怀疑干训团内有抗日分子，亲自来调查多次均无结果。

    在日本军部，张维玺坚称，干训团的库房年久失修，当天晚上的大风把电线刮断引起火灾。没有任何证据，凭什么说干训团藏有抗日分子？同时指出：第二方面军现已调驻苏北，不属于华北军部管辖，井福无权把人扣在开封，一切事务应交由扬州绥署处理。井福说要去向上级请示，让张在此等候。井福回来传达军部命令：限干训团三日内撤离开封。张维玺说：医生诊断自己的心脏病日益严重，已向总司令提出辞职，干训团搬迁的事情，应交代理绥署事务的李子铎总参议办理。井福没有理会，命令干训团全体人员整装待发，必须按时撤离，并声称目前苏北地区敌情复杂，治安状况恶劣，司令部特派警卫队担任护送任务。随即命令卫兵将张维玺“送”回干训团。

    江苏古城泰州位于扬州东部约五十公里，驻有汪伪和平救国军第九军（军长颜秀武，孙良诚部进驻苏北后，拨归孙良诚指挥）。张维玺在警卫队的“护送”下带领干训团离开开封，于1944年10月8日抵达泰州，张维玺住在泰州西山白云寺，干训团学员驻进白云寺旁边的时敏中学。张维玺连日来一直感觉身体不适，发烧咳嗽，到泰州后即病倒在床，12日下午，张维玺身躯出现红疹、呕吐、感觉头痛，乏力，王秋云将张维玺送往泰州福音医院诊治，诊断患有斑疹伤寒病。晚上，张维玺的精神稍好，并让王给天津写信，告诉泰州的情况。王秋云回到自己房间写完信，晚10时许，王去张的房间查看，看到张侧卧床边，呕吐一地，已经失去知觉，王秋云紧急向医院求救，医生赶来进行检查，确认张维玺患伤寒病逝世，终年55岁。10月12日夜，天津收到噩耗，次日，张培温赶赴泰州，1944年11月下旬，张培温和王秋云将张维玺灵柩运回天津，安葬在天津华北公墓。

                                                                               二                                      
                                                                 

      1929年，在北京读书的张维翰约集彭雪枫等人一起考入北京民国大学，1933年，大学毕业后，张维玺曾介绍他到河南省民政厅(厅长李培基）做事，因不满政府部门中的腐败作风，主动辞职返回天津。后于1933年11月奔赴山东工作，1936年2月，他由县长训练班被分配到牟平县实习，任县秘书科长及代理县长，因发现和举报原任县长王照旭的贪污行为而反遭诬陷，故愤然离职，又经张维玺介绍去了聊城投奔范筑先。1930年，中原大战结束后范筑先回到山东，经张维玺介绍在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部下任参议，1933年初被任命为沂水县县长，1933年10月，出任临沂县县长，1936年7月，范筑先奉命调离临沂县，以后，范筑先又再次出任沂水县县长。1936年11月,范筑先升任山东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保安司令兼聊城县县长。范筑先曾在西北军张维玺第十三军任高级参议，两人交情很深，故对张维翰来投十分欢迎和信任，当即委以专员秘书的重任。

    1937年4月间，张维翰应彭雪枫之约到北京晤面，听了张维翰介绍鲁西北地区的地理民情和历史上曾爆发过多次农民起义的情况，彭雪枫认为鲁西北是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好地方，遂决定到山东去做实地考察，5月中旬，张维翰陪彭雪枫抵达聊城，在这期间彭雪枫发展张维翰为共产党员。从此，六区专署内正式有了共产党的活动。经过考察，彭雪枫对当时的鲁西北形势作了许多重要指示，临行前彭雪枫叮嘱说：范筑先是一个富有爱国思想的人，你们除积蓄抗日力量准备组织部队外，更重要的是做范筑先的团结工作，争取他同我党合作抗战。因此，彭雪枫的聊城之行，不仅为张维翰踏上革命征途点亮了指路明灯，也为鲁西北的抗战史揭开了新纪元。
   
    1937年“七七”事变，平津沦陷后，日军分四路向华北地区展开进攻，其中沿平汉路进攻的日军于10月10日占领石家庄，继占邢台、邯郸、安阳、新乡。沿津浦路进攻的日军，10月3日占领德州、临清、高唐等地，聊城岌岌可危。范筑先派张维翰去济南聘请共产党员到六区协同抗战，中共山东省委以国民党第三路军政训处的名义，从政训班中挑选240名学员，随张维翰一起来到聊城，安排在保安司令部担任服务员，帮助范筑先发动民众进行抗战。此时范筑先接到了省政府主席韩复榘下达的南撤命令，张维翰劝他拒绝执行命令，范决定先退到齐河渡口，看形势变化再作打算，并委任张维翰为代理聊城县长。

    10月16日晚，范筑先率六区官兵撤出聊城，次日下午，国民党第二十九军齐子修率领一伙溃兵骗开了城门，抢占了聊城，张维翰得知后，赶赴齐河找范筑先汇报了齐子修骗城情况，18日晚，范筑先在齐河官庄召开了专署和保安司令部负责人紧急会议，会上张维翰分析:目前，日军沿着铁路线进攻，重点是城市和交通要道，近期内不会重兵进攻聊城。我们回聊城，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广泛动员民众，扩大武装，就一定能坚持抗战。听了张维翰的发言，范筑先感到，回聊城抗日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第二天，范筑先召集专署和司令部全体人员，宣布了回师聊城，守土抗战的决定。10月21日，范筑先率保安营部分人员，由官庄出发，前往夏津方向追赶齐子修，当得知齐子修已窜至武城，范筑先赶到武城并说服齐子修同意被收编为保安第三营。范筑先返回聊城后，开始逐步恢复县政权，同时派保安司令部服务员到各县，广泛动员民众参加抗日，组织抗日武装，准备迎击敌人。

    1937年11月初，国民党宋哲元第一集团军收复邢台、石家庄未果，其主力退到大名，11月14日，又向黄河南岸退却。日军跟踪侵入鲁西北，临清、大名等城镇相继失陷，鲁西北形势骤然危急起来。韩复榘复命令范筑先撤退到黄河以南。1937年11月19日，范筑先主持召开专署军政干部会议，会上围绕要不要向全国发出“誓死不渡黄河南”的通电，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张维翰等几个共产党员力主坚持鲁西北敌后抗战，主张把电报发出去。会议开到晚上9点，电文顺利通过了。于是，范筑先亲自给韩复榘打电话，表示坚决留在黄河以北抗战。当夜，他将写下的“裂眦北视，决不南渡”的通电，发向全国。“皓”电发出后，不仅激发了鲁西北人民的抗日热情，各界爱国人士对范筑先坚持鲁西北抗日给予了极大的声援和支持。

    中共山东省委为了加强对鲁西北抗战的领导，协助范筑先发展、壮大抗日武装力量。派省委组织部长张霖之到聊城，以第六区政训处组织部长的合法身份，代表省委统一领导津浦路以西的抗日斗争，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张霖之重新组建了中共鲁西北特委。范筑先在共产党的影响和帮助下，将保安司令部改组为战时体制的山东第六区游击司令部，成立了政训处（后改为政治部），任命张维翰为主任，姚第鸿为副主任，张霖之、王幼平等同志也都在政训处任职。这样，实际上政训处就成了中共鲁西北特委的公开办事机构，从此摆脱了地下活动的状态。

    1937年下半年匪患开始向馆陶八区蔓延，不时有匪帮向八区进攻滋扰。为了保护本乡人民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八区区长郝国藩带领八区的民团与土匪激战，将其击退。由于民团有效地保证了馆陶八区乡民的安全，各乡要求将全区民团组织起来统一行动，各乡乡长在房儿寨镇公所镇长王博（张维翰姐夫）召开会议，商议组成馆陶县第八区抗日人民自卫团，由郝国藩担任团长，由王博、李尚达任副团长。在张维衡（张维翰三哥）和张维藩（张维翰四哥)的倡议下，乡绅们还成立了馆陶县第八区人民自卫社，推选了张维藩为社长，刘国政、张仲宝几个大地主为副社长, 名义上负责自卫团的粮饷供应，实际上是为了控制抗日人民自卫团的行动。馆陶县的地下党组织认为馆陶八区成立这样两个平行的组织对中共今后掌握这支部队很不利，人民自卫社将成为今后的障碍。1937年底，张维翰得知人民自卫社有通敌行为，下令解散人民自卫社，通缉张仲宝、刘国政，张、刘二人外逃。

    范筑先在中共鲁西北特委的帮助下，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范筑先一面加强六区、四区保安营，一方面扩编民团武装，收编土杂武装，改编溃兵武装。1938年1月底，山东第六区游击司令部委任王来贤为民军第一路中将司令，参谋长刘冠千，下属七个团。范筑先又亲自来到南馆陶镇，委任张星五为馆陶县保安大队大队长。1938年4月，范筑先和张维翰到八区，任命郝国藩为县抗日人民自卫团团长兼馆陶第八区区长。张维翰通过自己在当地的关系和威望，亲自收编和整编的各类民众武装就有万余人,至1938年3月,抗日游击大队发展到35个支队，三路民军，约6万余人，其中第十支队是由中共鲁西特委直接创立的，由张维翰兼任司令，是规模最大、战斗力最强的一支队伍。
   
    1938年5月1日，六区在聊城召开了第一次政治工作会议。会议由政治部主任张维翰主持，中共鲁西北特委书记徐运北宣读了中共中央北方局、中共泰西特委、中共苏鲁豫特委等发来的贺电。会上传达学习了从武汉带回的周恩来的指示和从西安带来的《部队政治工作大纲》。张霖之作了《关于当前形势和今后工作任务》的报告，张维翰作了《政治部半年来工作总结》的报告，张郁光作了《介绍武汉之行》的报告。代表们分析了鲁西北和全国的政治、军事形势及面临的任务，对政治机构、干部配备、整军问题、统战工作、经济建设等问题，都作了酝酿和讨论。范筑先作了“良心抗战、责任抗战、守土抗战”的总结讲话。

    这次会议决定将“山东第六区游击司令部”改为“抗日游击总司令部”（文件仍沿用前者），并把政治部升格为与司令部平级。政治部主任张维翰、副主任姚第鸿、秘书长赵伊坪、组织科长张霖之、宣传科长管大同、民运科长成润。会后在聊城成立了政治干部学校，接着又把原有的军事教育团交给政治部接办，政干校向社会招生，教育团训练在职连排军官。政干校和教育团为鲁西北抗战训练了数千名军政干部，使抗日局面更加欣欣向荣。甚为各界瞩目。

    1938年春，日寇不断对鲁西北地区进行袭击，敌情恶化，馆陶县的封建民团和土匪队伍，尽管接受了改编，有时也打着抗日的旗号，但其本质是为了保护地主的利益，一些投机分子暗中与日寇勾结，乘机扩充自己的势力。1938年春，王来贤被编为皇协军第一旅，王金甲通过地主汉奸张向斗与皇协军崔培德勾结，被委任为皇协军第二旅司令，公开打起太阳旗，占据了馆陶县城。1938年5月，山东第六区抗日游击司令部发动对叛匪王金甲的讨伐，5月15日凌晨，十支队在张维翰率领下突击将北馆陶包围，攻进了城，十支队在城内抓捕到大汉奸张向斗，在他家中搜出日本太阳旗及日伪军信件等投敌铁证，张维翰立即命令将他处决。   
  

   1938年10月，日军攻占广州、武汉后，回师华北指向敌后战场，11月中旬，日军分三路进攻鲁西北。驻济南日军一一四师团派平田大队发动了对聊城的进攻，1938年11月15日下午4时，敌人完全占领了聊城。范筑先和僚属张郁光、赵培川、崔芳德、姚第鸿及守城军民700余人壮烈牺牲。范筑先的牺牲，给鲁西北的抗日斗争造成很大损失，也给鲁西北根据地带来了紧张局势。范筑先的队伍成分复杂，除少数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几个支队真正抗日，其他大部分是土匪、民团、会道门、国民党散兵组成，聊城失守后，或哗变或投敌，很快溃散。在这些支队作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有的被害，有的逃出。第四、八、三十二支队除共产党员徐宝山掌握的武装从第四支队拉出来外，其余全部溃散。第五、六、七、二十五支队编入十支队，坚持在馆陶、临清、邱县、堂邑等县的小块根据地内，成为共产党领导的唯一抗日队伍。

    聊城沦陷后，中共鲁西北特委召开会议，会议决定由张维翰来代理六区专员和游击司令，并以其名义发布告示，来安定民心。国民党顽固派沈鸿烈、李树春得到消息，十分恼火，立即命令王金祥率部约3000人在莘县北部突然袭击十支队的机枪营，经过激烈战斗，虽然给了王金祥部队以极大的杀伤，但机枪营也伤亡了80余人，受到很大损失，当时集中在馆陶、冠县一带的十支队处境很危险。中共鲁西北特委在北馆陶召开紧急会议。张霖之、徐运北、张维翰、王幼平、王化云等参加了会议。会上有的同志建议把十支队机枪营调到泰西大峰山去，张维翰在会上坚决表示：我们不能动摇在平原坚持游击战的决心，若组织上调走机枪营，我也坚决不走，可以借卫河与敌人周旋。特委经过反复讨论，决定机枪营及十支队仍留在冠、馆、邱一带，继续坚持抗日斗争。

    国民党顽固派为了扑灭抗日的火种，李树春、廖安邦也在张秋镇召开军事会议，部署吴连杰由临清往南，齐子修从清平、博平往西，王金祥集中主力往北，王来贤一路民军从十支队背后，四面出击，企图一举把十支队消灭，将共产党挤出鲁西北。会后，参加莘县张秋镇会议的一路民军参谋长刘冠千在路上被十支队俘获，张维翰与省委代表张霖之及袁仲贤、王幼平等十支队领导紧急磋商，一致认为，正是刘冠千在聊城不战而退，才使范筑先陷于死地，聊城失陷后，第一路军又是在他的煽动下，王来贤接受了国民党二十二旅旅长的委任，张维翰让警卫人员将他押送司令部军法处审讯，军法处长王润槐夜审刘冠千，从刘冠千的口供中了解了国民党妄图围歼十支队的阴谋。当晚，张维翰下令处死了刘冠千。

    范筑先牺牲后，鲁西北抗战局面发生了混乱和分化，中共中央对这种情况及时采取了应变措施，11月24日，由毛泽东等签署的《中共中央对范筑先部工作的指示》明确指出，“应用一切办法团结与巩固其部队，实际帮助范区作战”，为此，决定派八路军主力部队前往范区，迅速促成以十支队为基础，团结其他部队，组成纵队，成为鲁西北抗战及团结范部之核心。根据中共中央指示，1938年12月，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在太行山组织了八路军129师先遣队，先遣纵队司令员李聚奎，政委肖永智，政治部主任王幼平，参谋长王波，开赴馆陶、冠县一带。

    1939年1月，在馆陶县七区万善召开军事会议，张霖之、张维翰、李聚奎、王幼平等参加了会议。会议商讨了建立“先纵”和“筑纵”的问题。1月14日，根据八路军总部命令，第十支队改为筑先纵队，司令员张维翰，参谋长胡超伦，政治部主任袁仲贤，副主任巩固，下辖6个团，约7000余人。筑先纵队在名义上不公开打出八路军的旗号（7月6日，根据八路军总部命令，筑先纵队正式明确由129师指挥）。先遣纵队和筑先纵队的成立，加强了鲁西北的抗日武装力量，使鲁西北抗日武装力量发生了根本变化，标志着共产党八路军在鲁西北公开抗战的开始。

    郝国藩的四大队虽然名义上是县抗日人民自卫团，但没有抗日的任何行动，始终驻扎河西八区一带。聊城失守后，馆陶县形势紧张，这时国民党第四区专员袁聘之曾派人来争取改编他们，日军和伪军也写信拉拢他们，共产党派的一些政工干部竭力引导他们到八路军一方，内部斗争很激烈。在抗日自卫团的领导层里，成分很复杂，有以王傅（副团长）为首的正统派认为国民党是正统，主张投靠国民党,有以李尚达（副团长）为首的地主阶级的投降派想投靠日军，以郝国藩（团长）为首的少数人同意接受八路军的改编，大多数的地主、士绅因个人利益关系，既不愿意投降日寇，也不愿意让八路军改编，只想保存实力，保护自己的利益。

    1939年1月，八路军先遣纵队工作团来到房儿寨，提出要改编抗日人民自卫团为筑先纵队，要求三天之内作答复。在抗日人民自卫团团部由郝国藩主持召开了六、八区有影响的人物、地主、士绅参加的会议。八区的上层人物如张维藩、李尚达、王老怡等，自卫团的中层领导人如孙建功、王希林等也参加了会议。 张维藩在六、八区而且在馆陶县都是一个有影响的人物，他二哥张维玺是国民政府陆军中将, 他的五弟张维翰是筑先抗日纵队司令员，抗日人民自卫团副团长王博是他的妹夫,他同意改编为筑先纵队独立团，在会上，郝国藩、张维藩明确地表了态, 孙建功、王希林等自卫团的政工、军事中层领导人也纷纷发言赞成归“筑纵”改编，大势所趋，在场的一些想投靠国民党和日军的地主、士绅和他们的代表也都同意接受筑先纵队的改编。

    郝国藩派李振声、秦善扬到北馆陶找到筑先纵队司令部，要求张维翰派人来，马上改编抗日人民自卫团。1939年2月，中共馆陶县委将县游击队、县青年抗日挺进队合并并入馆陶县抗日人民自卫团，将其正式改编为“筑先纵队独立团”，团长郝国藩，副团长李尚达、张文桢，政治部主任孙建功，参谋长罗玉璞，政治部副主任阎兆亨。下辖两个营，每个营三个连，同时筑先纵队政治部也派政工干部宁仲魁等人到独立团担任连队指导员、政工干事等职，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和党的领导。这时部队里的中共党组织也公开了，团有政治部，营有教导员，连有指导员，积极地在部队里发展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独立团成立后，另一个抗日人民自卫团的副团长王傅被解职，回家当了两面派政权的村长。

    1939年1月，日军集中了两个半师团3万多人对临清、馆陶、冠县等地区进行了疯狂的大“扫荡”。1939年2月17日，县城北馆陶第二次沦陷。1939年2月19日，馆陶县的日伪军突袭占领了南馆陶，大汉奸张向斗的儿子为报杀父之仇，勾结日伪军于2月21日（农历正月初三）拂晓，带领日伪军300多人直扑南彦寺村，包围了张家大院，扬言“要杀尽张维翰全家，为父报仇”。“筑纵”的敌工人员在事发前三个小时得到敌人消息，张维翰派人赶去南彦寺村送信，张家闻讯后，全家三十多口人，连夜逃出南馆陶，在“筑纵”的接应下渡过卫河，21日凌晨到达冠县。此时，日伪军冲入南彦寺村张家大院，疯狂地进行打、砸、抢，随后到处纵火，整个张家大院被烧成一片废墟。张家数十口人逃到冠县，因馆陶县日伪军不断四处“扫荡”，汉奸特务们又在追杀张维翰，全家人的生活无着且处境十分危险，为了逃出险境，被迫离开家乡。1939年2月底，张维清、张维衡、张维藩带着家眷们北上天津，避居在天津长沙路张维玺家中，生活得以安定下来。

    武汉失守后，日军回师华北，先后以数万之众对冀南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扫荡”，1939年至1940年两年间，日伪军对根据地的进攻和“扫荡”达10次之多，冀南全部县城被日伪军占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八路军和根据地广大军民展开了艰苦的反“扫荡”斗争。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1940年4月，筑先纵队与一二九师先遣纵队合并，合编为一二九师新八旅，旅长张维翰，政委肖永智，副旅长王近山，政治部主任王幼平，参谋长高厚良。新八旅的建立，扩大和加强了根据地的抗日武装力量，为打击日伪军对冀南根据地实施的“分割”、“囚笼”政策和开展平原游击战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1940年7月，张维翰满怀对敌仇恨和家乡人民的嘱托，离开了鲁西北，率领八路军新八旅转移到冀南开展抗日游击战，转战于平汉路东、邢台、大名及卫河以西广大地区，为保障太行山与平原的通道进行了长期的艰苦斗争，先后参加了临西战役和举世闻名的“百团大战”，在冀南秋季攻势的一个半月的连续战斗中，创下连克肥乡、鸡泽等六个县的战绩。粉碎了日伪军的疯狂“扫荡”和封锁，保卫和扩大了抗日根据地，成为一支威震敌胆的抗日劲旅。

    1942年，新八旅与冀南三分区合并，由张维翰任分区司令员，孔庆德任副司令员、王幼平任副政委。1943年10月，在敌后环境愈加残酷的形势下，党中央决定抽调大批干部到延安学习，张维翰由冀南三分区到达延安，通过考试，进入中央党校二部16支队学习。1945年8月，在延安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筹委会委员。抗战胜利后，张维翰因病留在延安一段时间，1946年年底离开延安回到冀南，1947年3月，任冀南军区九分区司令员（此时冀南军区已将三分区改为九分区，原三分区的部队已被编入第二野战军南下）。张维翰将县大队改编成立三个团，为了提高军事素质，张维翰带病亲自组织军事训练，迅速增强了部队战斗力。后因形势需要，部队改编成解放军第十四纵队向南开拔，张维翰没有随军南下，1949年8月被任命为邯郸军分区司令员。

    1951年，全国正在开展“镇反”运动，一日，张维翰姐夫王傅从外地到邯郸来看望张维翰，张因事外出，走前曾交代军分区政治部对王傅的历史情况进行审查，——王傅曾带领馆陶县抗日人民自卫团参加抗战，后改编为“筑先纵队独立团”，王傅被解职，回家后被选任为两面政权的村长，1942年，日伪军“大扫荡”，王傅逃亡他乡。经审查，如果王傅政治历史没有问题，可以放其回家。岂料却因此事，张维翰被扣上包庇历史反革命分子的罪名，受到“党内撤销职务、行政降两级”的处分。

    1952年，张维翰去北京上访，向总政干部部提出申诉。1953年，中央军委选派张维翰去广州任军体校副校长。后军体校撤销，军委成立国防体育协会，张调任国防体协陆上运动部部长。1955年授大校军衔。1958年11月，国防体协并入国家体委，张维翰从部队转业到国家体委任陆上运动司司长，1963年7月离职休养。1965年“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1969年11月，下放到山西长治屯留县国家体委“五七”干校参加劳动，因张体弱多病，离开干校到邯郸党校休养，患癌症后，由于病情加重，回京在北京军区总医院住院治疗，终因医治无效，于1979年10月11日逝世，终年73岁，安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1979年10月27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追悼会，追悼会由国家体委副主任荣高棠主持，副主任徐寅生致悼词，王任重、宋任穷、王猛和国家体委工作人员、张维翰的家属以及各地的老同事、老战友前来参加追悼会。邓小平、徐向前、刘伯承、陈锡联、王任重、陈再道、李达、万里、刘子厚、段君毅等送了花圈。1979年11月1日，人民日报刊登“张维翰同志追悼会在京举行”的报道。                                                                
  

                                                                           三

    1925年，张维玺任国民军第二师第四旅旅长，驻军绥远期间，张维衡从山东老家赶来，经张维玺介绍在张家口任烟酒局局长。1928年，张维玺驻军西安，张维衡到西安后被委任长安县县长。张维衡任长安县长期间，陕西渭河草滩渡桥梁年久失修，毁坏严重，不仅行走不便还很危险，但因修建工程难，耗资大，当地有权势的士绅百般阻挠，不能进行，张维衡派人去找省长宋哲元说明情况，宋派一连的士兵前去维持治安，得以顺利完工。因使两岸的交通无阻，做了一件利民的好事，民众于县府门前建了一座功德碑。之后，陕西省政府颁发给张维衡革命奖章，予以表彰。1933年，五年任职期满，张维衡转赴张家口赤城县当县长，三年后离职回山东老家闲居。1943年,张维衡在开封时，曾任伪河南省政府人事科长，抗战胜利后，因汉奸罪被判入狱三年。1948年，张维衡出狱后，赶去天津与长子张培良等家人团聚。                                                                               

    1944年10月，张维玺逝世后，王仲瑛带着子女们居住在天津长沙路（张维玺故居）。1946年4月张培温返回徐州原部队，一直跟随部队驻扎在外地，很少和家里联系。张培仁、张培恕、张培敏、张佩环，都在学校上学，全家人主要依靠过去的积蓄和典当、出卖家中物品等维持生活。1946年，张维玺妾张玉兰改嫁，经协商，王仲瑛同意将天津重庆道余下的一处房产分给了她。

    1945年4月14日，张锦帷在开封病逝，终年78岁。同年张维清病逝。1947-1948年间，居住在河南开封的张维衡、张维藩及他们的家眷陆续返回天津住在长沙路，在天津，张家数十口人的生活重担又压在了王仲瑛身上，如今家里已没有经济来源，不久就把所有的积蓄耗尽，为了能有经济收入养活全家，王仲瑛将庭院及部分房屋租赁给同乡王庆戌开办煤栈，勉强地把这个家支撑下来。

    1949年,天津解放后，煤栈清账停业。1949年8月,张维藩向法院起诉，要求出卖和分割天津长沙路的房产，声称该房产为张维玺和张维衡、张维藩的共有财产，并递交订立的字据作为凭证，王仲瑛申辩没听张维玺说过更没见过这个字据,不同意分家出卖房产。王仲瑛出身贫农家庭没文化，不懂法律，当时王仲瑛的长子张培温在外杳无音信，家里的子女又都是在校学生，没有人能够帮助王仲瑛打官司和辩护。鉴于家庭关系破裂，又因张维玺逝世多年，无法证明字据的真伪，经法院调解，1949年10月，王仲瑛将长沙路张家的最后一处房产变卖，财物被分割，张家人四散离去。

    1949年11月，王仲瑛及子女搬出了长沙路故居在外租房居住。1952年，张维衡由天津回老家务农，1964年4月5日在寿山寺家中病逝，终年70岁。张维藩下落不明。1955年，因女儿张佩环和女婿冯士昌到辽宁鞍山工作，他们的孩子需人照料，王仲瑛由天津移居鞍山。1980年7月18日在鞍山病逝，终年84岁。

   附录：馆陶张氏家谱
  
    家谱上记载，张锦帷的祖父是“先”字辈，共有兄弟四人， 排名为：法先、配先、好先、奉先。长子法先，育有四子是“克”字辈，排名为：克均、克信、克明、克恭。次子克信育有二子是“锦”字辈，排名为：锦声、锦帷。
                     
    张锦帷，字安然，是张氏家族的十四世祖，生于清同治四年（1867年）正月二十三日吉时，卒于民国34年（1945年）4月14日。
                                                                  
    张锦帷育有五子二女，五子属“维”字辈，是张氏家族的十五世祖，长子维清、次子维玺、三子维衡、四子维藩、五子维翰，因家谱中只记男性，故女性的名字不在其上。
                       
    家谱中“维”字下一辈男性属“培”字辈，女性按“佩”字排名。       

    张维清无子女。
               
    张维玺之子排名为：温、仁、恕、敏，女排名为：环、荆。
   
    张维衡之子排名为：良、恭、俭、明、杰、曾、廷，女排名为：琴、恩、鑫。
   
    张维藩之子排名为：礼、信、忠、惠、谦，女排名为：玉、梅、贞。

    张维翰的子女大都不按家谱上排名，长子“胜利”、次子“援朝”，长女“张捷”，依次为：佩贤、佩云、（胡）卡里、张珂、张英、雁鸿。

 
                                                                                       2019年8月写于青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