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贝掌门人贾国龙秘密发家史,20岁辍学,50岁开400家店
贾国龙,于1967年出生于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临河区。
这片土地既有广袤草原,又有连绵阴山,还有平坦的河套平原。
在西北这块“塞上江南”的沃土上长大的贾国龙,从小就被父母寄予厚望——考大学改变命运。
1986年9月,复读一年的贾国龙终于考上了大连水产学院。
从没见过大海、没吃过海鲜的他在大连大开眼界。
大学期间,他已展现出商业头脑,每逢寒暑假回家,他都从大连购买“大重九”香烟贩卖到巴彦淖尔,一趟能赚几百块钱的差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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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初,贾国龙因神经衰弱退学。
七八十年代的大学生毕业出来就是干部身份,国家还分配工作,可谓前途无限。
但贾国龙的这条路就此中断。
退学后,家人拿出5500元资助他做生意。
他跑到石家庄购进小商品,卖回内蒙古,从中赚取数倍甚至10倍的差价。
短短几个月,21岁的贾国龙成功晋升为“万元户”。
手握“巨额”创业资本的贾国龙考虑下一步怎么走。
他去过很多大城市,看到商场里大部分都是餐饮店,于是认准了餐饮这个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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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他在临河东郊开了一家“黄土坡风味小吃店”,正式进军餐饮业。
贾国龙把大城市的餐饮服务水平带到家乡小城,聘请专业厨师,推出地道的风味小吃店,开业没多久生意就爆火。
1993年10月,贾国龙注册成立西贝餐饮有限责任公司,开始向餐饮连锁集团发展。
然而,临河毕竟是西北的一座小城,已经满足不了贾国龙的胃口,他要把品牌带到繁华大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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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怀抱,贾国龙也被朋友召唤至千里之外的深圳——改革开放的最前沿阵地。
朋友想转让给他一家豪华海鲜酒楼,贾国龙激动万分:“我从没想到能一步到位做那么好的酒楼。”
他从家乡的内蒙古大饭店,花重金聘请几名海鲜厨师到深圳的酒楼担任大厨,提供“西北海鲜”的风味。
他原以为这是个奇招,能让南方人体验不一样的海鲜做法。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
酒楼开业9个月,亏损100多万元,实在经营不下去了才关门闭业。
广东人吃海鲜很挑剔,土生土长的西北人哪知道这些。
贾国龙花100万元买了一个教训。
临撤退前,他给深圳一家海鲜酒楼的老板送了6万块钱,留下6个人拜师学艺。
这些厨师后来成为贾国龙在临河、包头等地做海鲜的人才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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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贾国龙再次抓住时机,向大城市餐饮进军。
既然广东的海鲜生意难做,那就北上。
他承包了北京金翠宫海鲜大酒楼,欲在北京餐饮界闯出一片天。
可是,酒楼开业4个月还是生意惨淡,贾国龙又亏损了100多万元。
两次在海鲜酒楼上栽了大跟头,贾国龙用事实证明:身为西北人而且不懂厨艺的他,命里注定与海鲜无缘,需要立即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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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国龙将金翠宫海鲜大酒楼改成金翠宫莜面美食村,专门卖蒙古菜。
他花了10万元请德德玛做代言人,在北京各大报社和电视台打广告,“莜面村”在北京几乎无人不知。
就这样,贾国龙依靠西北特色菜,剑走偏锋以“乡土风”闯入北京餐饮市场,成为一匹行业黑马。
那时候如果有人选择在西贝宴请朋友,开场白通常是:“走,带你去吃家没吃过的馆子。”
到2002年底,西贝莜面村在北京的营业额已达1亿元左右。
贾国龙再接再厉,在北京开设更多分店,又在深圳、天津、石家庄、上海等地开设分店,西贝的名气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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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西贝在北京十年后,依然有很多人把莜(yóu)面念成筱(xiǎo)面,也不知道莜面是什么。
爱折腾的贾国龙开始给自己的招牌改名称,改定位。
从2010年起,西贝的招牌名称在4年时间里换了4次,从最初的“西贝莜面村”,到“西贝西北民间菜”、“西贝西北菜”、“西贝烹羊专家”,最后又回到了“西贝莜面村”。
2013年,西贝莜面村受邀参加“中国美食走进联合国”活动,成为中国美食走向世界的代表。
2015年,西贝再次受邀参加“中国非遗美食走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活动,贾国龙携西贝第二次走进联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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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贝的发展历程中,2012年爆火全网的《舌尖上的中国1》成为了西贝的“贵人”。
在这一美食纪录片中,陕西绥德“黄老汉”的黄馍馍一夜爆红全国。
西贝抓住机会签约黄老汉,推出了西贝的黄馍馍产品,大大提升了品牌知名度。
之后,西贝又趁热打铁,在2014年签约了《舌尖上的中国2》中的陕西榆林“张爷爷”传人,推出了空心挂面。
这两波操作直接将西贝品牌与《舌尖上的中国》绑定,迎来了泼天的富贵和流量,大大助力了在全国范围的开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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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国龙有一个外号——“夜总会老板”。
这个外号的由来与西贝的股权设计有关。
西贝一直都没有上市,贾国龙曾表示要把福利让给员工。
因此,他创立了“裁判制”:一个店选出一个裁判,职位仅低于店长,观察店员表现并进行打分。
获得两个A+的店员可以获得一张开店牌照,拥有牌照就可以自己开店盈利。
这一招十分奏效,店员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经常每周工作7天还主动加班。
其中最著名的例子是李凤兰,她从一个分店内负责管理歌队的人,成长为西部地区的总负责人,年收入近千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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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春节的一场疫情打破了贾国龙的“折腾”计划,让他的餐饮帝国险些倾塌。
当时西贝集团把仓补满,准备在春节期间大赚一笔,后因疫情原因餐饮店都歇业了。
贾国龙每个月要发给员工工资2亿多,他手里的余钱只够3个月,所以那些天他焦虑恐慌,寝食难安。
幸好中国控制住了疫情蔓延,到下半年餐饮生意逐步恢复。
经此一役,贾国龙对资本市场的态度发生了转变。
2018年海底捞上市时,有人问贾国龙西贝是否会上市,他斩钉截铁回应道:“西贝永远不上市,把利分给奋斗者!”
但面对疫情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贾国龙收回了之前的话:“疫情对我有很大触动,其实自身的力量还是有限的。如果想有大的发展,还得要用资本的力量。”
西贝集团开始启动上市融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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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9月,一场突如其来的危机席卷了西贝。
9月10日,知名企业家罗永浩在社交平台发文吐槽:“好久没吃西贝了,今天下飞机跟同事吃了一顿,发现几乎全都是预制菜,还那么贵,实在是太恶心了。希望国家尽早推动立法,强制饭馆注明是否用了预制菜。”
9月10日晚间,西贝回应称:不存在“几乎全是预制菜”的情况。
9月11日晚,西贝创始人贾国龙明确要起诉罗永浩,说他的言论损害了西贝品牌。
罗永浩立刻回应说“好,来吧”。
9月12日,罗永浩10万元悬赏,征集能证明西贝用预制菜的证据。
西贝宣布全国370家门店厨房可以开放参观,并推出“罗永浩菜单”。
事件迅速发酵,多位网友在社交媒体评论称,西贝的危机处理堪称“教科书级反面案例”。
贾国龙之所以强硬回击,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一是双方对“预制菜”的定义存在根本分歧。
罗永浩是从消费者体验出发,认为口感不佳、像是预先制作再加热的菜品就属预制;而贾国龙则严格依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的标准,认为由中央厨房配送、门店再加工的食材不属于预制菜范畴。
二是贾国龙认为罗永浩的批评方式超出了正常消费者范畴。
他强调西贝有畅通的投诉补偿机制,但罗永浩用餐时并未当场提出异议,反而事后在拥有巨大影响力的社交媒体平台发声,这对西贝品牌造成了严重伤害。
本可通过透明沟通化解的矛盾,最终演变为企业与消费者的直接对立。
贾国龙宣称“100%无预制菜”并表示将起诉对方,同时曝光消费者菜单信息。
这些强硬举措非但未化解危机,反而因表述绝对化、法律手段激进及涉嫌侵犯隐私,将企业推向消费者对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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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爆发后,西贝日营业额暴跌百万。
这不是舆论战,而是真金白银的打脸。
分析人士指出,西贝的公关困境本质是管理问题的外化。
贾国龙强势的管理风格导致企业内部形成“报喜不报忧”的文化,高管与员工为规避问责往往迎合领导决策。
例如在预制菜声明前,基层团队可能因恐惧责任而隐瞒真实情况;开放厨房计划亦未经过充分调研,导致执行时暴露后厨管理漏洞。
这种脱离一线的管理模式,使得企业难以准确把握自身运营状况。
胖东来CEO于东来曾发声支持西贝:“任何事没有完美……感谢西贝、海底捞等品牌企业可以让我找到相对放心可口吃饭的地方!”
但随后于东来将个人账号设置为私密,这一操作也让围观网友乐此不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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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国龙曾评价自己是个“乱动”的人。
过去很多年,在行业中,他收获了“折腾王”的称号。
从2020年的“哭穷”事件,到后来的“涨价门”和“715”工作制言论,贾国龙常常因为自己的表达欲,让自己和西贝卷入风波。
2020年,贾国龙公开痛诉餐饮企业的难处,称西贝的账面资金撑不过三个月。
这些数字引发激烈讨论,西贝上了热搜,并为西贝带来了实际的帮助。
但随后西贝被爆出“涨价门”,一份土豆牛肉条价格上升至80元。
面对质疑,贾国龙“认怂”,称当时涨价不对,“所有涨价的外卖、堂食菜品价格恢复到2020年1月26日门店停业前的标准。”
而后“715”事件再度将西贝推向风口浪尖。
2020年9月,贾国龙在社交媒体上谈论加班现象,表示西贝的员工是“715工作制”,即每周工作7天,每天工作15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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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19年底,“西贝莜面村”在全国有近400家门店,年营业额超过60亿元,成为西北菜的杰出代表。
2025年,西贝还在美国洛杉矶开了海外首店,国际化战略已经开启。
但贾国龙面临的挑战依然巨大。
他希望在2028年退休,但西贝的接班问题尚未解决。
2024年1月,贾国龙称,西贝预计于2026年-2027年上市,到时营收要做到200亿元的体量。
但在2023年,西贝的营收体量为62亿元,想要实现这一目标,至少需要33%的年复合增长率,在当前餐饮环境下几乎难以完成。
西贝所推行的中央厨房这类标准化模式,可以帮助餐饮品牌快速实现标准化与扩张,但如今陷入“半预制”或“全预制”的争议,也让西贝如鲠在喉。
但贾国龙的视野还不止于此。
他有一个宏伟的愿景,希望西贝能开到5000家店,全国每一个城市都有西贝,甚至全球一些主要城市都有西贝。
这位从内蒙古临河走出来的餐饮大亨,依然在不断地“折腾”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