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我们上高三，那一年学校开始分文理科分班。高三一共六个班，分出一个文科班，我们成了一零一中历史上第一个文科班。学校安排连树声老师给我们上语文课，并当我们的班主任。他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那时候大学没有硕士、博士，本科毕业已是最高学历。北师大钟敬文教授一直想调他过去，一零一中不放。那时连老师已有多年的教学经验，后来他是北京市高级教师、第一批中学的语文特级教师。能受教于连老师，是我们的幸运。连老师虽然只教了我们一年，但是成为我们终身的最好的老师。

连老师给我们上的语文课非常精彩，讲《蝶恋花》等诗歌，让我们听得如痴如醉。因为老师认真讲评，我们都喜欢上了作文课，培养了提起笔就思绪澎湃，保持终身的写作情趣。更喜欢早点名，每天早上20分钟，每次连老师总是给我们海阔天空的讲各方面的知识。那一年连老师才32岁，他优雅的谈吐，渊博的知识，给我们诠释了老师的意义；身体力行，示范了“学高为人师，身正为人范”的榜样。老师在我们面前总是和颜悦色，温文尔雅。从不训斥我们，没有批评过谁，甚至连督促学习的说教也没有，只是用他自己的博学多闻来感动我们，教我们在知识的海洋里寻找乐趣，培养起我们热爱学习的自觉性。

在连老师教导下，我们那个班，学习、劳动、文娱、体育样样都好，连老师让我们组织各种活动，学生生活丰富多彩。杨世荣唱歌，张保秋、王渭演二人转李立德、陈小树和我在学校乐队，我吹黑管，后来能在北大礼堂学校管弦乐队办的音乐会上独奏波尔卡。班上的足球队我是守门员，和二道孙春生配合默契，难忘自己扑点球的情景，还算出反应时间是0.15秒。那时天天下午踢足球，成为全是三级运动员的球队。最难忘的是高考前，大家胸有成竹，为让我们放松，组织去游园。记得高考是星期一开始，前两天的星期六，连老师和学校党总支副书记马力老师一起带我们去了颐和园，畅游一天。最后在昆明湖中划船时，突然下了一阵暴雨，大家都淋湿透了。好在没一个人感冒，都好好的，隔了一天去人大参加高考。还有一个星期天，我们这个毕业班的女同学，一早结伴去男宿舍抱被子，拆了去自流井洗了，晒干又缝起来，傍晚偷偷送回男宿舍。这样的故事太多了，现在说给参加高考压力山大的高三学生听，好像天方夜谭吧。

再说高考语文的作文。复习时，语文老师们在六个班的学生作文里，选了一些当范文公布。连老师把我记一次劳动的作文选上公布了。巧的是那年高考的作文题就是记一次劳动。那时的教育方针，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大家都经常参加劳动，所以会出这样的题目。我那篇作文写的是记一次在农村的劳动，去的是河北省清苑县谢庄，那是我初中北京31中、高中101中的同学王士昌的家。初高中的寒暑假我经常去他家。那年暑假在生产队参加给棉花打杈的劳动。棉花长到齐腰高的时候，就要把那些分杈打掉，这样主杈上的棉铃才能长得住，长得好。活很简单，文章也没有什么故事，我只是如实写了一次劳动的真切体会，被连老师选中。高考考作文时，一看是这题，心里美滋滋的，不动脑筋不费力气，把那篇文章复述出来就好了。听说现在学生的作文，尽写些虚的，所谓和主流思潮的假大空的东西，这样的训练很让人担心。

我因为记性不好，中学的历史学得不怎么好。高三上学期的所有课程的成绩，我都是5分，唯独历史是4分。有一次课堂上历史老师问隋代大运河几段的名字，我就是记不住通济渠、永济渠，没答上来，现在也记不住这两条渠谁在南，谁在北。给大学生上历史课时自我调侃，学历史不靠记性靠悟性。

当年考大学肯定是很仰仗俄语和作文的成绩。发榜时老通宝佟伯文留在学校里，看到我的录取通知书，给我发了个明信片，告诉我北大录取的消息，还说：“你真行，说考哪就考哪”。我哪有那本事啊，我就是命好，托连老师、魏普才老师的福才考上的。

高三那年我在文科班当学习委员。期末考试时，考一门，间隔二三天再考一门，其他课继续上，并不停。如何安排复习有点复杂。101中学生是全都住校的，早晚自习在内，大家在一起学习的时间比较多，老师辅导复习要协调安排。我就提出“科代表挂帅”的办法，就是在那门课考试前的那两三天里，复习和其他课学习的时间安排，由该课的课代表负责，联系教师来的时间，安排大家一起复习的时间。那时候什么都讲挂帅，如钢元帅挂帅、粮元帅挂帅，还不像后来林彪时那么讲政治挂帅，所以这样业务挂帅，没有人扣要政治正确的帽子指责我，连老师更不干涉，放手锻炼我们。记得三角考试前，课代表安排了一个晚上的时间集体复习，先请教三角的魏普才老师下午来，在黑板上出了满满一黑板的题，晚自习时大家一起做。到快下课时魏老师来了，看到所有同学把所有题都做了，非常感动，说：“同学们可以休息了！”

101中同学入学的成绩就比较好，老师教学水平也比较高，大家又用功，所以普遍学习成绩比较好。包括文娱比赛体育比赛在内，各方面在北京的中学里都名列前茅，和四中、八中有一拼。不仅毕业考成绩好，高考成绩也好，50个同学48个考上大学，两个落选的同学其实学习都不错，是因为家庭成分问题没被录取。有意思的是我们这个文科班的同学，还有不少考上了医科和理工科大学。比如马博华、武伯光考上了北京医学院，王渭考上了北大物理系，冯夏森、赵宝柱考上了北京钢院。大家的数理化都不错，好像考北大的，也可以考清华。

连老师对我们这个班情有独钟，毕业以后60年中，老师一直关怀着我们所有学生，很多同学和老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999年12月31日，20世纪的最后一天，我们班10来个同学是和连老师一起过的除夕。那天大家一起深情回忆了当年我们在求学时的许多事情，诉说感激不尽的师恩。在和连老师、师母一起吃饭的饭桌上，我问了一个问题：谁还记得连老师当年上课时和我们说的话，要说原话。我讲了一大堆：从苏联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到“遗忘是保护本能”，说我们正处在“青春年代黄金期”。还有一个丽字，从美丽、壮丽、艳丽数十几个，最后到妖丽，嘱我们要积累词汇。我还能背连老师上语文课时要求背四页的杜鹏程的《在和平的日子里》：“在建设工地，人们总是忙得团团转。日以继夜的劳动，24小时不断的机器吼叫声……有崇高的献身精神，也有眼泪和死亡。”点点滴滴，往事过去了四十年，大家记忆犹新。听我们这样聊，师母高兴的搂着连老师说：“你真是我的好老伴！”

而后我们又在连老师90岁寿辰时去为他做寿。张老师喜欢画花，在两位老师80多岁时，我把他俩请到西安来观看2011年的花博会。2013年还曾请两位老师来西安，在大唐西市艺术馆举办两位老师书画的联袂展，给师大历史系学生做报告，讲做老师要爱学生，连老师还送了师者，非贤不居的墨宝。

2016年在纪念汪篯先生百年诞辰时我写的纪念文章里说到，我一生读书，上的都是名校，遇到很多好的老师，对我影响最大的两位老师是汪篯先生和连树声老师。汪先生年仅50岁就不幸离世了，而和连老师的关系一直延续至今。

我上北大后，写东西有长句子的毛病。可能是受俄语定语副句Что былабы的影响，四五十个字中间打不了标点。去请教连老师，他告诉我拉近主语和谓语的距离，一句话就解决了问题，帮我把文章写得简洁明快些。我在2012年出版的《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和2017年出版的《珍稀墓志百品》两书中，连老师为我写了对一共六百方墓志书法的评论，那些日子我多次去老师家，老师耳提面命，耐心教我怎么辨识书法的优劣。还为我《珍稀墓志百品》一书题签。师生情谊这样维持了60年。马博华说我是连老师最得意的门生。

连老师是北师大中文系毕业的语文老师，可是他竟有多部俄语和英语的译著，而且都是大部头的学术著作，比如英国泰勒的《原始文化》、《人类学》，苏联克拉耶夫斯基等的《苏联口头文学概论》，合译高尔基和契切罗夫等的《苏联民间文学论文集》、俄国李福清的《东干民间故事情节比较研究》，所以他又是个知名的翻译家。最有意思的是东干这本书。东干人是原住陕西、甘肃等地的回民，左宗棠时西去，落脚在今吉尔吉斯和哈萨克斯坦，被称为东干人。如今他们的名字都俄语化了，汉字也不认识了，但还说着一口地道的陕西土话，结婚时还穿长袍马褂。《东干民间故事情节比较研究》是一本奇书，原文是用俄文字母录陕西音写的，光会俄语还翻译不了。张老师是陕西人，一定是连老师用俄语的发音念出来，张老师帮助辨识中文意思合译出来的。

连老师这样八九十岁时还有译著出版了不时送给我们，让我们非常佩服，这是示范，又是鞭策。同学们当年就传说连老师的俄语是背了三本俄语语法书学会的，那是怎样的毅力啊！我也把那三本书买了，可是一句也没背下来。

连老师最让我们敬佩的是他的尊师之道。中国民俗学的泰斗钟敬文先生是连老师的老师，在101中连老师小小的工作室里，墙上挂着连老师参加的中国民俗学大会的照片，是有毛泽东的合影。可是在1957年，钟先生和他研究室里所有的人都被打成右派。右派是敌我矛盾，那时候讲究政治立场，大家趋避不及。但是连老师和以前一样，按约定的每星期的某一天，还是去钟先生家里，帮钟先生做事。我们看到连老师自己80岁以后，还在整理钟先生的文稿，先后助编钟敬文先生主编的《中国新文艺大系·1976-1982年间文学集》，助编《钟敬文学术自选集》，编纂《钟敬文文集·民俗卷》，参加编写钟敬文先生主编的《民俗学概论》。他自己也有许多书要写要翻译，连将自己的《教育如诗》这样的美文编为《连树声文集》出版的事都顾不上，总是把钟先生的事情放在前面。

在做人做事上，连老师都是我们终生的老师。4天前94岁的连树声老师走了，永远的离开了我们。我们永远怀念他，我们永远的连老师。

2020年3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