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9日贵报“天天副刊”发表了署名王冬玲的纪念文章，标题是“贺孔才——被历史遗忘的中华文化保护者”。我们看了这篇报导，心情万分激动，久久不能平静，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我们是贺先生的子女，感谢党和人民没有忘记，父亲40年后终于获得平反，他对祖国文物的贡献也被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作为贺孔才的后人，我们深感宽慰。父亲以博大的胸襟和非凡的气度，在北平解放初就将自己从太高祖开始历时两万余年珍藏的图书、文物共18000余件无偿捐献给国家，当时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然而在新社会他正欲展其所长，却蒙受了不白之冤，满怀委屈和失落，1951年12月17日一个静静的夜晚，于北海团城下跳水自尽，年仅48岁。

父亲祖籍河北省武强县北代村人，自幼嗜书法、篆刻，秉承祖训，攻古文辞，14岁（1917）考入京师公立四中（现四中），读了两年，17岁（1921）考上国立北京法政大学，21岁（1924）受聘于北京大学造型美术研究会任导师，成达学校国文教习，1926年举家迁至北平厂桥前铁匠营10号（徐世昌家族房产），历任北平市政府秘书、北平市古物评鉴委员会委员、中国大学秘书长、$2教授，河北省通志馆国史馆编纂文名籍甚。    

1921年父亲拜他祖父的入室弟子、当时名震一时的古文名家吴闿生为师，攻读文学，同门还有于省五、潘伯鹰、齐燕铭等人书法师从秦树声、篆刻师承齐白石，不久就达到“神似”的境界，齐白石曾为父亲印作题，期望很高，后博参吴昌硕、赵之谦法，承诸家之长，所作篆刻不受齐氏的束缚。后以先秦古玺为依归，隽逸错落。1923年辑自刻印成《武强贺培新印草》二册，亦名“迂轩印存”。北京图书馆20世纪80年代所出的“齐白石手批师生印集”中，所收齐白石老人的印谱大多来自父亲的捐赠，另外收录了父亲印500余方，所占比重也是齐门弟子中最多、最精的。

    抗日战争期间，父亲身居沦陷之北平，心系受难之中华，他是一位刚直不阿君子，肝胆相照的忠义人杰。汉奸殷汝耕约请父亲为他们做事，被拒绝。他经常与友人吟诗唱和，抒发爱国情怀，著有《岁寒集》。1934年父亲的故友，我党地下工作者齐燕铭在北平被捕，父亲闻讯后，立刻上下奔走，终于将他营救出狱。为了抗日国共合作，国民党派遣贺翊新（胞兄）、卜青茂来北平从事地下工作，父亲冒生命危险，为他们提供隐蔽住址，协助解决各种困难，做了不少工作。为了不使我们受日本教育体制的毒害，把我们姐弟三人送至甘肃读书，宁可忍受边疆的贫穷也要保持民族气节。

    经过8年的漫长等待，北平终于迎来了日寇的败亡。父亲满腔热情想投入报国者行列，但是他看到的是国民党接收大员的贪污腐化、国民党政权的腐朽堕落。他心灰意冷陷入了思想苦闷。他满怀失落把家搬到西海西河沿积水潭建造了藏书室，名“海西学堂”、“潭西书屋”。在此期间，国民党政权也想利用父亲的声望为他们工作。1946年3月国民党中央执委张励生委任父亲为北平市党部执行委员，父亲当即明确表示，我不是国民党员，拒绝接受任命，并写了辞呈，从委任到辞职照准只有20多天，他也根本没有参加任何活动。不久国共谈判开始，齐燕铭（中央政务院办公厅主任、文化部部长）随周恩来到重庆参加和平谈判，父亲闻讯立即给齐写信表达自己思想彷徨、爱国心切的心情，齐转告父亲找北平国共谈判办事处共产党代表徐冰（原名邢西萍），徐赠送了不少进步书籍，都是解放区印刷的，质地十分粗糙，有《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大众哲学》等等，他把新书藏在古书堆中，如饥似渴地在夜晚偷偷地看，并在字里行间写了不少心得体会，使他日益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历史事实。这也是他日后能迅速从爱国的旧知识分子转变为新中国的文化工作者的思想基础。

1949年，北平解放之初，侯一民（现为中央美院教授，当时是我党外围组织进步青年联盟成员），作为北平艺专地下党的负责人和文管会联络员经常与音乐家林里联系，商谈北平艺专接管，父亲通过朋友向侯表示希望参加革命或到革大学习，并希望将自己的全部收藏捐献给国家。侯很快将此消息告诉了林里，林带侯找到了文管会王冶秋。此后，王冶秋与父亲见了面，并实现了他所说的把自己珍藏的书籍和文物献给人民的心愿。

1949年5月，他革命热情很高，我们姐弟四人陆续参加了革命，他也参加了南下工作团并改名贺泳，取在革命大潮中洗尽铅华，再获新生之意。他所在的解放军四野南下工作团，负责武汉文教系统的接管工作。父亲任武汉市文教部接管顾问兼武汉大学接管组办公室主任，为新旧政权的顺利交接做了很多工作。回京后，被聘任为中央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办公室主任，政治上要求进步，积极靠近党组织，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为新中国初期的文物事业做了大量工作。肃反运动期间，出于对组织的诚实，父亲交代了1946年曾被国民党政权强行委任为北平市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的事情，显示了其为人的磊落胸襟。但是，有关部门却将父亲定为“国民党骨干分子”，勒令父亲进行登记。父亲说明理由拒绝登记，公安人员给了“一点压力”，这对于一心向往革命，渴望加入党组织的父亲来讲，是一种对人格的莫大侮辱。作为一个自尊心很强的知识分子，他无法排解自身的苦闷，只能用一死来洗清自己的冤屈，还历史一个清白。父亲死前给国家文物局领导和家人留下3封遗书。在他写给王冶秋（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的信中说：事情总会明白的，马列主义的党是调查研究、具体分析、实事求是的，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迟早会弄明白的……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他仍然充满了对党的热爱，并嘱咐我们继续为革命努力工作，其情感人，字里行间跳动着一个革命知识分子的高尚情怀。

    父亲死后，为世人留下了数以万册的古籍和数千件各类文物，他是为新中国捐赠私藏的第一人，也是捐赠最多的第一人，可以说是倾家捐国，除了化私为公的捐书义举外，他还留下了备受当时学界推崇的天游室文编《潭西书屋诗钞》、《说印》、《徐世昌年谱》、《岁寒集》等著作，他为世人留下了一世清名，树立起学习楷模。父亲生前在国家文物局享受小灶供给制待遇，家属生活不成问题。他去世后，我母亲及两个弟弟、一个妹妹（两周岁）四口全靠三个刚参加革命（供给制）的姐弟们省吃俭用来维持生活。为了生计，母亲不得不外出做临时工，生活相当艰难，而我们遭受的政治压力则更大。弟弟贺侃被从保密单位调离，亲朋好友怕受牵连不敢与我们来往。“文革”中母亲和小妹贺普被扫地出门遣返回乡。1970年才落实政策回京。

    1982至1988年我们五次写信给国家文物局要求为父亲平反，但他们始终以“理应进行登记，登记不一定就是反革命”、“贺对党的政策不理解”、“公安部定了调，我们无权修改”、“不属于冤假错案，不存在平反问题”等等所谓“理由”，拒绝为父亲平反。直到1990年平反工作才有了转机，在我们的努力下，1991年，父亲终获平反，沉冤四十载，终于得雪。

    母亲一辈子坎坷多难，中年丧夫，“文革”被扫地出门，支援边疆的儿子牺牲，汽车肇事撞断了腿，这些不幸，都没能使她丧失生活信心和勇气，坚强地挺过来了。在儿女们的精心照料下，生活得很好，享年89岁，无疾而终。父亲的6个儿女没有辜负他老人家的嘱托，要求进步，4个入了党，他们衷心拥护邓小平提出的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在以江泽民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为把我国建设成民主富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发挥自己的光和热。两位老人家，您们可以放心地长眠于九泉了。

                      ■文／贺孔才子女

                    贺昭　贺仁　贺凯（贺侃）

                    贺晖　贺伸　贺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