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动乱中贺明政委的二、三事
发布时间：2013-01-17 12:4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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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氏家族
--郎万瑞（原北京军区65军政治部副主任）
在来势凶猛的文革大动乱中，一些坏人混在群众之中进行打砸抢抄抓，全国大乱，对各方面都有极大破坏。张家口是祖国的北大门，是北京联系内蒙、山西的枢纽，是我国北方的得要战略要地，因而也成了各种势力冲击的重点城市之一。不但来自北京、内蒙、和山西的人流络绎不绝，甚至石家庄、郑州、武汉的一些人员和组织也都蜂拥而至。中央军委令65军负责张家口“支左”，而65军党委分工贺明政委主管。在这场历经十年的大动乱中，实事证明，张家口所遭受的破坏和损失，要比华北其他城市小的多。这同贺明政委主管这一工作所付出的心血和发挥的才智是有重要关系的。他奉献的太多太多了。我只能述说一点自己的感受。
一、坚定的相信群众，敢于接触群众，耐心说服群众。在大动乱中，群众的过激行为是可想而知的，也是难以避免的。所以当时敢不敢面对和接触群众是第一大问题。贺明政委反复教育全军特别是当时的大批“支左”干部战士，要坚定的相信广大群众是能够理智的。一时间一些人员和组织昼夜不断来找部队，贺明政委教育干部“这是找上门来的群众工作，来找我们证明他们信任我们”。他自己以身作则，废寝忘食、日以继夜的给群众做工作。就是在一些人员和组织包围军部，声嘶力竭地呐喊要“抓军内一小撮走资派”时，也亲自面对、站在第一线去解释、去说服。许多次都被围攻、污辱、漫骂，甚至挥拳头，吐唾沫。贺明政委都是理智面对。事后他对“支左”干部说，“吐唾沫怕什么，洗一洗就完了，那只是极个别的行为。”相比之下，同样有的领导干部，见到此种情形，就坐上汽车带上全家逃出军部，跑到农场躲避起来。这种人自己吓破了胆，反而还说别人“左倾”。
二、保护了大批革命老干部。贺明政委坚定地认为，经过几十年革命和战争考验的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不能轻言“打倒”。有的是他亲自下令救了出来，保护起来，重新工作。有几件事是我亲眼所见和经办。历经长期战争考验的模范女干部梁景星，从193师转业到宣化邮电局任副局长，文革中遭受残酷折磨，用车轮战术昼夜批斗，把头发揪掉了大半，甚至把她头朝下倒着吊起来，拆磨的气息奄奄。当时193师郭锁政委给我打电话说该怎么办？我立即请示贺政委，政委明确指示，让193师想法救出来，这样把梁景星同志救了出来，后任了张家口市邮电局副局长。再就是当时赤城县的书记张宝恒同志也是昼夜批斗，折磨的不堪忍受。当时“支左”干部贾祥祜打电话问我如何处理，贺政委指示，由“支左”部队保护起来，文革后调任省民政厅长。再就是张家口建立革委会谁担任革委会的领导干部。当时贺政委下决心，派侦察连的人把王金山、王英俊从造反派扣压中解救出来，派车连夜送往北京学习班考查。我随政委去北京，政委连夜在军区开会。郑维山司令把天津第一书记解学恭同志接来军区，让我听解书记介绍王金山情况，谈了一整夜认为王金山同志是很有能力的好干部。第二天贺政委听完了我汇报，指示我，立即给军里打电话，并通报张家口地方群众组织。这样王金山同志在张家口就成了文革中第一个站出来工作的领导干部。继而王英俊等同志也陆续走上工作岗位。
三、心中有数，遇事有方。贺政委历来有亲自动手的优良作风。在文革期间主管65军“支左”工作中主事本随身带，开会听汇报、同群众谈话全都自己记录。上级要情况，给部队讲话大都不要机关临时搜集材料。而有的领导干部平时不了解情况，遇事不是哼哼哈哈，就是不着边际的乱说一通。在文革最紧要的时候，中央要张家口、唐山、石家庄和天津，由当地部队主管“支左”的领导带领两派进京谈判，以尽快解决派性问题，军里当时却把主管“支左”的贺明政委留在张家口主持工作，由另外两名领导赴京。在北京第一次会议上，让各地军队领导汇报情况，而且点名要张家口先谈，开始一位领导拿着机关写的材料念，由于自己对情况不清楚，事先对机关准备的材料也没有看。所以念起来前言不答后语，很快就让主持会的人制止了。让两位军的领导干部简要的说说张家口的情况和需要解决的问题。两人谁也说不出来，参加会的人全都着急，场面非常尴尬。最后只好让石家庄来的人先讲。第一次会后，军区领导很着急，军里去的两位领导也自觉不行，只好临阵换将。他们回部队，让贺明政委来京主持谈判。所谓谈判，实际就是在上边主持下，由各地驻军领导做各派的工作，平时不了解情况的人难当此任，在当时对张家口的两派群众真正能有的放矢的做工作，65军的干部只有贺明政委才能担此重任。
四、立的正、站的稳、不怕“鬼”。在文革大动乱中，各种人物都是一场大表演，对每个人也是一次大考验。野心家们迫不急待自进坟墓或被送上法庭。真正的马列主义者列加光辉灿烂。有的人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为了谋生存求解放，千辛万苦，枪林弹雨，流血牺牲在所不惜。而在文革大动乱中都变了样，官、权、名、利思想不澎涨。有的人受了派性的严重影响，也在部队中拉帮结派，他们自己不干正事，又怕别人把事干好立了头功。所以总是在旁边挑毛病找差子。在文革斗争中最热战点的问题就是“路线”问题。65军那几位拉派人物，手里挥舞着四顶大帽子总想往贺明政委头上扣。一是张家口形势糟透了；二是执行了错误路线；三是支一派压一派；四是65军拉山头，排挤外来干部。在郑维山任北京军区司令时，正值要召开“九大”。按照传统由65军全体党员选举，毫无疑问贺明政委当“九大”代表。然而那几位帮派人物给贺明政委编造了一个有不满郑维山言论的“罪名”，因而未能出席“九大”。到“华北会议”时，贺明政委因病未到会，反党集团“四人帮”大批郑维山在华北拉山头，同是军里那几位帮派人物，又把贺明政委挂在郑维山的山头上。贺明政委当时在张家口251医院住院，还组织几个人研究在未来战争中如何运用毛泽东事思想战胜敌人。当别人将“华北会议”上的消息告诉他时，他说：“中国不是有句著名的民言吗？——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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