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农历4月12日（公历5月14日）是父亲尹濬川教授诞辰100周年纪念日。父亲在他的一生中，为党和人民的医疗事业奉献出了自己全部的精力、智慧和汗水，他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父亲从小就心怀慈悲之心，喜欢助人为乐。当他看到被疾病折磨得痛苦不堪的病人时，当他知道我们中国人被外国列强称为东亚病夫时，便立志将来要当一名医生，用自己的医术解除病人的痛苦，用自己的努力帮助国人甩掉东亚病夫的帽子。

父亲从小就热爱学习，肯于钻研。当他高中毕业以后，毅然报考了北平医科大学（即现在的北京大学医学院）。大学毕业以后，为了继续深造，他不畏艰险，漂洋过海来到鲁迅先生曾经学医的仙台帝国大学医学部继续学习。这种不断求学的精神为他一生的医学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父亲毅然放弃了学业，回到祖国，投身到全民抗战的洪流中去。在此期间，他先后在北平、天津、石家庄等地工作。无论是在医院，还是在诊所，他都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实现着自己“为病人解除病痛”的理想，用他精湛的医术给患者带来光明。

1949年全国解放以后，父亲以眼科专家的身份调入北京铁路总医院，并担任眼科主任。在这个岗位上，他倾注了自己毕生的心血和智慧。他带领眼科全体医护人员夜以继日地工作着；他亲自为科室选购医疗器材，以提高医院的医疗水平；他带头值夜班并担任主刀。即便是在家休息，每当深更半夜医院来了急诊病人时，他也会不顾疲劳，蹬上自行车到手术室，在第一时间为病人做手术。

在五六十年代，白内障是致盲的主要眼科疾病之一。为了攻克这一难关，父亲带领全科同志率先开展了白内障复明手术，并大胆采用了当时较为先进的半导体冷冻技术，从而为国家节约了大量购买干冰的资金。记得当时有个老太太经父亲治疗后重见光明，当这位老人看到了自己只闻其声、未曾谋面的小孙子后，定要与父亲合影留念（见生平照片）。其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文革期间，铁路总医院为了执行毛主席的“6.26”指示，由大夫护士组成医疗队到基层去。当时他们奔赴的目的地是较为艰苦的西南边远地区。父亲当时虽已年过六旬，却仍积极报名参加。在那艰苦的日日夜夜里，他不顾年事已高，坚持为铁路工人送医送药。从他的回忆录中得知，有一次为了给一个急诊病人及时手术，父亲深夜驱车走在崎岖的山路上，车子险些掉下山去。但是为了病人，为了把党的温暖送到建设者中去，他义无反顾地坚持在第一线，从未想过退却。

父亲的医德是一流的。在他的一生医疗生涯中，不要说收取红包，即便是病人的感谢信，他也要全部归功于党的领导和全体同志的努力。他始终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把病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作为科主任和教授，他曾亲自为病人发药换药，其敬业精神是有口皆碑的。

父亲的一生，不但坚持不懈、精益求精地钻研业务，还矢志不渝地追求共产主义理想。经过不断努力，他终于在古稀之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政治夙愿。退休后，他以共产党员的身份担任海淀区政协委员，继续发挥自己的余热。

为了更多地学习和运用国外先进医疗技术，他孜孜不倦地学习外语。除了精通日语以外，他先后学习了英语、德语、俄语等国语言，并翻译了大量外文资料。只可惜这些资料都发表在医院学刊上，或者用于自己的业务讲座上，很少投去公开发行的医学学术期刊上发表，见诸医学杂志的并不多。

在科室里，他坚持民主作风，注意调动全体同志的积极性。他在科室里定期开展学术交流，注重培养年轻人的工作能力。在他的培养下，科室里年轻同志成长很快，有些人后来还成了国内较有影响的眼科方面的专家教授。

在生活上，他从不追求奢华。作为一名高级知识分子，他没有为个人利益向组织伸过手。在他晚年的时候，别人都住进了温暖舒适的楼房，他却依然居住在没有暖气的平房里。为了过冬，他不得不自己生火取暖。尽管如此，他依然没有怨言。“不给别人添麻烦”，这是他做人的准则。

我作为他的女儿，有幸继承父业。如今也成为了一名眼科医生。但是和父亲相比较，我还差得很远。如今我已退休在家，但我仍希望继承和发扬父亲的精神，尽自己的能力发挥余热。在我有生之年，也要像父亲一样，以治病救人为己任，以病人的利益为第一生命，把自己的毕生精力贡献给党和人民的医疗事业。

父亲走了，但他的精神将永远陪伴在我的身边。准确地说，他的精神就是我生命的一部分。他永远激励着我不断向前，不断努力。我们作为父亲的后人，有责任有义务把父亲的优秀品质发扬光大，永远继承和发扬老一辈科学家的光荣传统，把人民的医疗事业做得更好。相信父亲在天之灵，看到祖国一日千里的发展和后人的努力，也会感到欣慰的。因为他们的毕生努力见到了成效。

父亲，您在天堂还好吗？

（注：作者 尹君瑞，尹濬川之女儿，时年6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