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门问学记 王天根
发布时间：2011-11-12 17:49:56
发布人：
孝行天下
龚门问学记
王天根
今天上网看博客，突然看见龚书铎先生去世讣告，一下子就懵了。记得去年冬天我乘着去北师大参加史学理论会议的机会到医院去看了先生，与先生聊了半个小时，先生怕我们说话的声音影响别人睡觉，便说等他好些的时候，我可再来。而此情此景，恍如昨日，而眼前的事实如此残酷，不禁痛哭失声。
先生是著名的学者，对我这个父母皆不识字的农家子弟有教育之恩，不仅是学术还有处世的尺度。我是1998年在广西师范大学读研究生时见到龚先生的。读龚先生的文章早在1994年或更早，那时候自己还是二十岁刚刚出头的小伙子。有一次在芜湖陶塘公园附近购书一册，好像主要是中华书局关于中华文化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之类的书籍。里面收有龚先生关于文化史方面的文章。回自己任教的路上乘公交车，在拥挤不堪的人缝里便想将来要是考研究生，就考龚先生的，因为自己也喜欢儒家文化之类的研究。那实际上是一个乡下任教的中学英语老师对研究中国文化史学的渴望，有些遥不可及。后来没有想到真考上了龚先生的博士生。
龚先生在我在广西师范大学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去那儿主持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我乘答辩空隙的休息机会向先生表达自己要考他的博士生这一愿望。晚上在唐凌教授的安排下与先生在宾馆谈了半个多小时。龚先生问了硕士论文准备研究哪些内容，我说想研究章太炎的伦理思想。龚先生说国内章太炎研究代表性人物是复旦大学的姜义华教授，并谈论一些文化史学研究要注意的问题。虽是研究生但自己还是能感觉到龚先生对前沿动态的熟悉。不太象一些老教授，自己只是写自己的，不太注意别人研究什么东西。龚先生第二天与师大的一些师生座谈，谈到史学能否假设的问题，并谈到史学研究要刻苦努力，印象中提及刘家和先生良好的治学风气。记得钟文典师也在旁听座谈。
自己虽然起初想考博士研究生，后来与某个师范大学签约后，加上父亲去世的打击，对人生功名之类看淡了许多，虽然报了名，但想放弃。后来朱从兵老师再三做工作。自己实在不想去，便说去北京的路费都没有，不想去考了。朱老师说考上考不上都要试试，没有钱的话从他那儿拿。何况北京也从来没有去过，顺便看看故宫、长城之类的。这些话果然有诱惑力，我便去北师大参加考试，后来成绩出来了，上线，最终读的是委培。其中曲直不想说了。开学的时候，来北太平庄开始跟随龚师三年的求学生涯。
龚先生给我们开中国近现代文化史学、中国近现代史学方面的课程。龚先生喜欢抽烟，上课的时候亦基本不断火。就教学内容而言，听前几届的学生说龚先生上课就是上课，很少提及别的。到我们的时候情况变了。我们这一届7人，主要是郑师渠老师、史革新老师的研究生，其中与我同龄的卢毅、常书红跟郑老师做博士论文的。而曾光光、张登德和我是同门，三个都是龚先生的研究生。课前的时候，大家聊天，大家偶然相互挖苦，同门的常书红、卢毅等虽然天根同学长天根同学短之类的打趣我，但内心深处总觉得我们三个虽是同龄人但我应该是他们的师叔，因郑老师也是龚先生的学生。先生虽然严肃但很少动怒，但我们学生在骨子深处是怕他的。先生有如黄兴涛师兄所说的无威而怒的仪表。每天上课基本上早到半小时，主要是去信拿报纸，我们则主要见面聊天，大家都说一些近期新闻，有时候也谈一些趣事，诸如常来自山西太原，什么住窑洞啊，她家的苹果、大枣香甜之类，我也喜欢说。谈得热火朝天的时候，龚先生亦加入进来，说说他的一些看法，偶然有他早年的经历，诸如下放养猪之类的。多数场合先生都在烟雾缭绕中回忆。隔着烟雾看，这时便觉得先生慈祥了许多。
读博士学位的时候，最头痛的是博士论文的选题。我的想法是继续做章太炎的伦理思想，先生让我将硕士论文及其评议书交来，看看这一题目的写作空间。自己很是高兴，认为这大概是先生让我继续做章太炎的后续研究，我这三年的博士生生涯就轻松了，因为章太炎的材料毕竟读了不少。没有想到再次问先生的时候，他说最好重新选题。对我而言，愁云乍起，自己遂跟先生说想做近代翻译机构或翻译史学方面的研究，但先生说那大多是描述，很难写出思想的深度。这可把我愁坏了，又换了几个题目，先生都说先要好好读书，大概是不同意的婉转说法。这真是巨大的压力，没有想到博士生研究这么难，连选题都难找，有时候晚上苦闷的睡不着，睡着了也在梦里苦苦地找选题，白天便想自己大不概来读这个博士，自己找压力。有一次，半夜惊醒，毫无睡意，乃面对窗口打发时光。当时我们是住在13栋604室，很高的，是顶楼。向下俯视夜幕下学院路，灯火散落在树荫的婆娑之中，不时地有出租车象夜猫子静悄悄地掠过，一分钟有多少辆？为了打发漫漫冬夜，便数出租车，好像高峰期有六十多。这可惜是自己找不到博士论文题目的无聊之举，于事无补啊。苦恼中后来打电话与钟文典老师，钟老师意思要充分尊重龚先生的意见。自己在校园散步的时候，亦想博士论文选题，思考线索，记得上课时候，先生曾提过魏源的《诗古微》之类还没有多少人做，是研究的薄弱环节，还有一个选题即严复可从翻译比较的层面去解读。我后来想想我原是学英语专业的，可以研究严复，后来研究中我发现了《天演论》不同版本的一些差别，并试图就此对进化论传播时间与维新思潮进行研究。便把想法跟龚先生说了。龚先生点头首肯。便着手博士论文的准备工作，上课前空隙便经常与先生商讨，并介绍天津南开大学有一严复校对的《天演论》稿本的消息，先生说我应该去查查。自己口头上答应，但觉得为一本书专门走一趟，值得吗？后先生多次问我去了没有？这才匆匆踏上南下的行程。后果有收获，找到严复校勘本《天演论》，经研究，撰成文章，后发表在《史学史研究》上并参加博士生京师杯论文赛，获得一等奖。但博士论文集中做《天演论》版本校勘并从中剖析思想，自己也没有什么把握。就跟先生说严复社会学思想研究很少，材料很多，自己改做《严复社会学思想研究》，先生有点失望，但旋同意。
开题的时候，自己陈述的时候提及要探讨严复译著过程中呈现其思想在世界范围内的意义。记得有老师说严复译著比照本身就有难度，而上升到世界的高度，难度更大了，做得了？陆续有老师提意见，先生没有说什么，但先生最终说“让他试试吧”。
接下来就是博士论文写作状态。其时为了谋生，自己常常到一些民办高校上课，是打工的另一种形式吧。但对博士论文丝毫不敢懈怠，课余时间基本上在研究。为了对严复译著有准确的把握，每天清晨便到学校的林荫道下大声地朗诵《论自由》、《天演论》等英文原著。论文共有四章，后来可能材料积累多了，第一章一下笔不能自持，便有十多万字。论说思路上，将严复与李鸿章幕府联系在一起，试图在社会与思想之间解读严复的翻译，并注意严复译著的社会语境。其中引用《忘山庐日记》中对严复论著的看法。日记有几大本，严复与孙氏的交往只有一些，但在日记的字里行间，心中暗暗叫苦。偶有一天到图书馆翻书，看到港台某家出版社出版了严复与交往的史料全文摘录，心中窃喜，真是上天为我准备的，于是论文就引用这一史料汇编。第一章交了十多天，没有想到龚先生将我叫到他家里取论文回去修改，看到论文的头十几页上面密密麻麻的龚氏字体，心中颇惭愧，自己十几页码的论文可能有一万多字，而龚先生的批注就有4千多字，更重要的是每个注解都做了查对，并依据史料说我下的结论。面对先生说的过于索隐或穿凿附会的地方，我霎时大汗淋漓。更让我难堪的事是，龚先生指着日记，说你写东西核对了没有，我说核对了。龚先生说你看看，他便开始数数，1、2、3、4、5、6……龚先生一直数到81个字，“你看看怎么回事，怎么会丢掉81个字？”先生数的时候，汗水再次涌出来，惭愧地想找条地缝。最后承认自己看得是港台的史料汇编，但偷懒没有核对日记原本。先生说，若有第一手材料的，当然是首选。没有的，才退而求其次，即使图方便也要核对史料的原始出处，何况港台部分书社仅仅需二三个人就能成立，其出版的材料审校功夫可想而知。回到宿舍校对，才发现港台的那家出版社的史料汇编与日记原本比，遽然漏印整整一行字。这次教训终身难忘。
博士论文的写作过程中非常辛苦，也特别艰难，这可能跟自己读英语有关系。就写作而言，论文中部分句子表达不畅，就如译文那样生硬。先生说了多次，有一次甚至拿出桐城派著作中关于文法表述的相关段落，给我一个一个字的解释。如此苦心，学生唯有更加刻苦。我的博士论文最终答辩约二十万字，而四易其稿，字数近80万字，先生不厌其烦地仔细批阅。答辩的时候可能自己对论文过于自信，竟然反驳了个别答辩委员质询，气氛有些冷场。当同门三个答辩全部结束的时候，龚先生自己表示对我有三句话要说，指出我所谓在史料考证中见思想脉络的说法，显然有夸大之处，他专门打电话就我的论文与有关专家交换意见，有关学者认为我的考证功力有待长进。先生顺便提及为人处事，对我的自负予以批评，希望我毕业后在研究上继续探索。语调轻缓却不乏严厉。
毕业后因种种原因，我后调离了广西师范大学，到安徽大学任教，专业也改换到新闻。先生对我换专业显然有些失望，但终究没有说什么。他强调我第一年要将大学讲台站稳，备课最紧要。上课得心应手了，再谈科研。我自己则表达了希望一个人写一套系列本的中国近代报刊史丛书。先生说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有相当基础，主要是在解读框架上的多层次性，而报刊史现存的问题是一些著作将一个个报刊变成创刊、发行或终刊等名词解释之类串联，没有很好地揭示近代报刊与社会活生生的血肉关联。我既然到了新闻系，就好好在这方面努力。同时换专业要注意自己的知识结构的调整，要注意新闻专业的特点，不能拿历史系的那一套应付学新闻史的学生。
与同门相比，我的幸运之处就是龚先生后来数次到安徽大学讲学，作为学生的我每次都被学校指派陪先生走一些地方，诸如黄山、九华山、歙县等地，这样有了更多的与先生独处的机会，也收获了诸多的合影。记得一次在九华山的一条人迹罕至的风景道聊天，先生说这儿的空气太好了，他要抽支烟。可能在家师母对先生抽烟严格限制，很少见师母在时先生抽烟，而我们学生知道先生的爱好，往往夹着包看先生，乘师母不在的时候，迅速地从包中抽出两条好烟并帮先生藏好。看着眼前先生在这偏远的地方惬意地的腾云驾雾并若有所思的样子。我不禁笑了。说先生就在这儿多待几天。先生说此地是世外桃源，回北京就有接不完的电话，更有看不完的书稿，是真正的心累。接着问我读了哪些书，研究有何进展，我都一一汇报。我们也常常聊北京史学界的一些情况。先生对那些一味指望以新视角或方法生产近代公共空间的做法，不以为然。他说这些只是流行一阵子，最终被淘汰。他说现在盛行的所谓庙会研究，有些人做是可以的，但进村找庙若成就中国史学研究传统，则有问题。中国史学研究的重心应当是白寿彝先生倡导的政治为核心。这些也是我后来研究报刊以政论报为主体的重要原委。
记得先生说这些的时候，是2003年的10月份。时隔八年，我的报刊史系列出版了第一、二卷，第一卷有先生为我作序，第二卷的时候先生就病了，第三卷也完成等待刊行，而先生突然与我阴阳两隔。先生您走了，此时此地，学生只能在伦敦向着中国的地方与您垂泪示别。学生心情的悲凉，一如伦敦异国他乡漫漫的长夜。时光或许会带走了一切，可带不了我对先生您深切的怀念。先生您放心，您对我在学术上的栽培，学生不才，但刻苦用功会做到的。您在我的人生路上是重要路标，而现在您去天堂了，一路走好，学生在人间会踏踏实实地为人处世。永远缅怀您给学生的点滴。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