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07月24日 06:16:20

　　1982年9月，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习仲勋(左二)与于素梅亲切握手

　　■本报记者 张宏伟

　　1997年9月，于素梅终于打定主意，在自家门口开办“于素梅脚病修治部”。对她来说，从一个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全国劳动模范到个体户，思想观念的转变亦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或许从于素梅的经历可以看出，“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是一个多么漫长而痛苦的过程，而改革开放的前二十年可能仅仅为此起了个头。

　　1997年9月8日，在西安市南郊陕西师范大学门口，一家普通的修脚部热热闹闹开业了，场面再通俗不过：花篮簇拥下，店主人致辞向来宾表达谢意，几位官员鼓掌祝贺。那一年社会上风行浴足店、洗脚屋，年轻人对此熟视无睹;但对于上了年纪的人来说，却因为商号中的“于素梅”三个字，引得不少议论。

　　上世纪八十年代，于素梅的名字在西安可谓尽人皆知，一提起这个名字，前面必冠以“全国劳动模范”、“党的十二大主席团成员”或者“三八红旗手”等头衔，尽管她不过是浴池的一名修脚工。唯一与众不同的是，她坚持了20年时间，共修脚十多万人次，并因此共获得市级以上表彰或荣誉称号54项之多。

　　198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作为主席团成员，37岁的于素梅端坐在主席台第一排，先后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这是共和国自建立以来颁给劳动者的最高待遇，也是于素梅人生的顶点。在这个行列里，排列着一系列在共和国历史上闪闪发光的名字：时传祥、王进喜……

　　而15年后，在摆个烟摊都会被称作“老板”的1997年，于素梅最终开起个体小店。

　　于素梅开店?你绝对搞错了!

　　(直到现在，当年的工友仍然不相信于素梅会开店当个体户)

　　于素梅的修脚工生涯，是从位于西安市北郊的大众浴池开始的。

　　今年6月14日，记者来到大众浴池所在的自强东路，这是最接近20年前西安市面貌的街道，不是很宽的街道两边都是平房或者低矮楼房，每间店面并不大，可门牌号都标示得清清楚楚。一路问来，终于在童家巷口找到了大众浴池的旧址，但已被夷为平地等待开发。

　　53岁的汤小马正在巷口，跨坐在新买的电动摩托车上招徕乘客。这一天是他上街“拉座”的第一天，他是于素梅当年的工友、大众浴池的锅炉工。

　　听到记者说于素梅开个体店，汤小马立即打断，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于素梅开店?你绝对搞错了!你说谁开店我都信，但你要说于素梅开店干个体，打死我我都不相信的。那个修脚店我也知道，绝对是于素梅过世后，儿女们借母亲的名才开起来的。”

　　汤师傅依稀记得，1973年他进大众浴池当锅炉工，那时于素梅和一个老师傅就在修脚室给顾客修脚。那时的大众浴池和旅社在一起，从早到晚都有顾客来，光服务员就有50多个。因为西起红庙坡、东到胡家庙，南到火车道、北到红旗厂，那么大范围只有这么一个浴池。

　　在计划经济年代，洗澡理发都是福利。每个单位都按月发放澡票、理发票，买澡票是大池两毛，修脚要自费买票，无论什么大小毛病，都是六毛钱全管。于素梅一直在修脚室干，即使后来担任浴池党支部书记也一样。

　　当年在烧锅炉之余，汤师傅也常去修脚室看修脚，半年时间也学会了修脚的基本功，但他“根本看不上修脚的活”，在单位他的工资是43.5元，比于素梅还高6块钱。

　　30多年后的2005年，大众浴池也遭遇改造拆迁，所有职工回家待岗，每月领取230元的生活补贴。汤小马买了辆电动自行车，运气好的话一天也能挣上三四十块零花钱，“不管怎么样也觉得总比给人修脚更自在”。

　　向党请求当“人民的修脚工”

　　(26岁的于素梅主动要求学习修脚，让家人“闹心”了很久，支持的只有她的老革命父亲)

　　于素梅于1945年出生在革命圣地延安。父亲于中是1937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当时在延安负责边区后勤工作，于素梅的启蒙教育始于陕甘宁边区第一保育院。那是名副其实的“革命摇篮”，共和国许多高级干部子女的童年都是在那里度过的。

　　1963年，于素梅在西安市七中上到高二，响应支援农村建设的号召，肄业参加了农建14师145团(大荔县许庄农场)，成为一名军垦战士。在农场表现良好，被任命为政治班长，此间还被评为学习“毛选”积极分子。1964年，年轻的大学助教陈桂林下基层锻炼，在大荔农场两个优秀的年轻人碰出了爱情的火花，3年后结婚，大儿子陈磊次年出生。

　　1971年冬，年轻的母亲于素梅被调回西安，安排在大众浴池女部当服务员。

　　当时浴池的修脚室只有一个老师傅。在那个排队成为日常习惯的年代里，尽管老师傅刀不离手忙个不停，还是有不少人在等着。于素梅后来在她的一篇思想汇报里提到，有一次她见一名女工不好意思让男同志帮她修脚，就自己用手撕肉垫，弄得鲜血直冒;还有一次一位老太太想自己修剪嵌在肉里的鹰嘴指甲，可弯不下腰，连脚都扳不到跟前。于是，她主动向浴池支部提出当修脚工的要求，得到了党支部的支持。

　　当年于素梅的师傅之一、特一级修脚师高西童说，于素梅是西安市第一代女修脚工。

　　在传统观念里，人的职业被分为三六九等的，而“上九流，下九流，理发修脚流外流”。可26岁的于素梅却主动要求学习修脚，让家人“闹心”了很久，家里十个人中有8个反对，支持的只有她的老革命父亲。

　　陈桂林现在还记得妻子最初当修脚工的情景。那时他已是大学讲师，住在师大的一间小平房里，有一天于素梅回到家挽起袖子准备做饭，陈桂林随口问了句：“你给人家修了脚的手洗干净了没有?”于素梅一听眼泪就下来了。

　　陈桂林马上意识到自己犯了错误，赶紧向爱人解释道歉。在那个年代，尽管传统看不起修脚工，但革命的目的就是要破除剥削阶级的旧传统、旧观念，朴素的阶级感情让他感到自己的狭隘。实际上他早已接受了现实，并在妻子最初学徒的日子，曾多次将自己的脚贡献出来当“实验品”。

　　1973年6月，于素梅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入党前与组织的谈话中她表示，要当一辈子人民的修脚工。

　　誓当一辈子人民的修脚工

　　(每次外出开会、作报告，她随身总带着修脚工具，时刻不敢忘了自己是一名人民的修脚工)

　　在西安市雁塔区档案馆，于素梅简历、总结、入党申请书等手稿已被收入名人档案。在她1978年一篇篇手稿里，隐隐约约能够看出，于素梅那几年的工作经历和思想轨迹。

　　当时到浴池修脚的顾客，大多都是翻砂工、搬运工，他们经常都是穿着胶靴或者球鞋干活，这些工人的脚大多都是水脚并患有脚气病，即使洗上几遍也是臭味难掩，这种脚很光滑，时常拿不稳，很容易“逛刀”伤着病人或者自己。师傅曾语重心长地说：“干修脚就是为人民服务，如果咱思想上有病，就修不好群众的脚病。”

　　那个年代，毛主席语录指引着前进的方向。《毛主席语录》第148页说：“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于素梅牢记着这段语录，于是就有了成百上千次试验得出的各类药方。

　　脚瘊是一种常见病，却又分为刺瘊、开花瘊、马瘊、粉瘊和连宗瘊等多个类型，只有认准瘊子种类才可以对症下药。在手术过程中，尽管事先注射了麻药，但在挖治脚瘊的时候，病人仍然会痛得失声冒汗，而且这种病往往会复发。为了减少患者痛苦，于素梅和师傅一起四处向同行学习，到医院药房向中医请教，花费了半年时间，通过300多次的试验，终于摸索到各类有效药方，药物治疗率逐步提高。

　　66岁的高西童师傅回忆说，1972年他在中心浴池负责培训。9月，中心浴池在大同园浴池设修脚培训点，西安各个浴池的修脚工集中在这里培训，于素梅就是其中之一。当初开班时，他曾说于素梅的手小指头短，不适合做修脚工，可于素梅硬是用细心和认真，弥补了先天的不足，“连宗瘊”(可传染性瘊子)的名称就是从于素梅开始叫起来的。

　　修脚不单是技术活，而且也需要消耗很大体力。每天修脚室都排满了顾客，患者坐在椅子或者沙发上，修脚工只能坐着小凳子，时常累得连腰都直不起来。于素梅患有严重的风湿性心脏病，靠着年轻硬是挺了过来。

　　1975年，组织上任命她为大众浴池的党支部书记，那时的书记就是单位的一把手。在此前后还当选为省总工会委员、西安市妇联常委等职务，社会兼职多了，外出开会也多了，时常一连几天都不能去修脚室，周围的议论让她不安。

　　为了实践自己当一辈子人民的修脚工的誓言，她于1976年5月向市委写报告，请求免去书记职务。每次外出开会、作报告，她随身总带着修脚工具，时刻不敢忘了自己是一名人民的修脚工。

　　1978年和1979年，于素梅两次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

　　人活着不能只为了钱

　　(于素梅的思想汇报里，开始提及“致富”这个字眼)

　　1984年，组织上将于素梅调到小寨浴池，继续担任修脚工。

　　1989年，在一次与学生座谈中，有学生说：你当修脚工出了名、有了利、当了官，当然你说修脚工无上光荣，如果没有这些你会怎么做呢?

　　于素梅回答：党和人民确实给了我很高的评价，也确实有了点名气。但说到利，恐怕没有有些人所说的那样发了财，至于当官就更谈不上。实际上，我还是我，一个普普通通的修脚工，工作28年，每月工资114元。说当官，过去曾经有过，不久我就主动辞去了这个官，不是我没有能力，而是我要坚持在第一线，当好修脚工。当官是为人民服务，当修脚工也是为人民服务，如果斤斤计较，既当不好工人也当不好官，更当不了好官。

　　又有人问她：你当修脚工成了全国劳模，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

　　于素梅回答说：当一名好修脚工，确实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和代价，也和病魔苦战了多年，然而我得到了什么呢?应该说，作为一个真正的人，我理解和得到了人生的价值。

　　1984年开始给于素梅当学徒的车小丽回忆说，于师傅调到小寨浴池时已经是名人，几乎所有看脚病的顾客都是冲着于师傅去的，经常忙得没有吃饭时间。1989年前后，他们那一茬劳模已有当局长或者经理的，也有去工会当官的，可于师傅还在修脚。

　　上世纪80年代末，浴池开始有了奖金，忙一个月下来，于师傅拿10元，自己也能拿到8元，那时修脚的收费标准是每次1.2元。

　　这个时候，于素梅在她的思想汇报里亦提到“致富”两个字，但她的理解是：党的政策是鼓励勤劳致富，但必须是勤劳致富，而不能靠不正当的手段或者损害群众的利益致富。

　　她又写道：“人活着需要钱，但人活着不能只为了钱。人活在世上，总得给后人留下一些有价值的东西，这不是可以用金钱来衡量的。”

　　劳模就该受穷?

　　(或许预感到自己很快就不久于人世，她告诉儿女说，一定要用“于素梅”注册一个商标)

　　1996年2月10日，《陕西工人报》头版头条的大标题是《于素梅哪里去了?》，这篇报道的起因是一名河南脚病患者慕名来西安治脚病，却找不到这位著名的全国劳模。

　　实际上，此时的于素梅已经歇业回家3年多。

　　1992年11月，地处小寨十字的小寨浴池因拆迁歇业，包括于素梅在内的约90名职工，全部被安置到吉祥商厦当营业员，但吉祥商厦尚未竣工，所以只好回家待岗。于素梅因为患有严重的风湿性心脏病，于是在1995年年满50岁时办理了退休手续。

　　老纺院的马广彦教授是于素梅的老顾客，他至今还记得于素梅家就在师大东区东七排的小平房。小寨浴池拆迁后，他便成了于素梅家的常客，每当患者来了，家也就成了修脚室。

　　于素梅去世后，马教授的脚病就由于素梅的女儿陈艳继续诊治。

　　1989年，陈艳大专毕业被分配到小寨商厦当售货员，通过自学又拿到了会计专业的本科文凭，1997年9月停薪留职跟母亲一起创办于素梅修脚部。

　　陈艳说，母亲自小寨浴池歇业后，身体就跟垮了一样，原来的病一下子都犯了。但她还是没有放下以前的患者，只要有人找到家里，她依旧会强打精神为客人修脚。这个期间，母亲还身兼雁塔区政协常委，她也曾向区领导提出，给她一个门面房，让她为集体创收，也好把这门手艺继续传下去，但始终没有一个确切的答复。

　　此时的于素梅一家人的生活虽然谈不上窘迫，但也实在不宽裕，房改、看病都需要自己掏钱，甚至连丈夫评职称也得自费出书。

　　这期间，母亲的思想有了很大的变化，也曾经想到自己干，但同时也有不少顾虑：全国劳模是集体的荣誉，咱又一直吃的是国家的饭，办的又是病退手续，现在干个体合不合适?

　　曾经也有人想聘请母亲去足疗店，但母亲总觉得那种豪华装修，不是修脚的地方。

　　就这么犹豫了很久，终于在1997年下定决心自起炉灶。

　　1996年到1997年间，正是足疗、浴足店挺红火的两年，起初几乎每天都有一家店开业，到后来几乎每天都要倒闭一家。

　　而于素梅的身体这时一天不如一天，原本1.55米的个头130多斤体重，此时不足100斤。

　　周围亲戚朋友当中没有一个生意人，一切都需要自己去跑，好在工商税务一听于素梅要开店，全都给予了方便。店址就选在师大门口，图的就是离家近。几乎没有怎么装修，只是买了沙发和盆子，一个50平方米的店就开张了。最初的一月几乎就没有什么生意，有时候一天的营业额只有10元钱。

　　陈艳记得，一次闲暇时，母亲坐在店里竹藤圈椅里感慨道：现在总有人下岗，他们怎么就不能改变一下思想?饭都吃不上了，还要什么面子不面子?咱这是靠自己的手艺和劳动吃饭嘛!

　　但此时母亲的内心依然还很矛盾，听到“全国劳模都开始给自己挣钱了”的议论后，她也为自己抱不平：劳模就应该呆在家里不工作?劳模就该受苦受穷吗?

　　1997年“三八”妇女节前，关于于素梅修脚干个体的报道，让于素梅一家看到了希望。之后的一个多月，闻讯而来的脚病患者挤满了小屋子，甚至客人们自己抢了盆子，坐在大街上就泡起了脚。

　　此时的于素梅或许知道了她名字的价值，或许也预感到自己已不久于人世，她告诉儿女说，等她去世之后，一定要用“于素梅”注册一个商标。

　　20年前著名的全国劳动模范的名字，如今真的成了一个高雅显赫的商标。

　　来源： 华商网-华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