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高老爷子谈起过去的往事，心里挺沉重的。老人今年87岁了，人老体衰，行动不便，口齿不清。经历过枪林弹雨的他，对生活没什么奢求，只希望能平安度过晚年。
　　抗日战争爆发后，年仅十几岁的他路见不平，打死了残害百姓的日本军人。日寇对他恨之入骨，曾贴布告悬赏捉拿他。高增加入国民党的队伍后，在前线，在主战场冲锋陷阵，杀日寇无数。因其右手天生六指，被弟兄们尊称为“六指英雄”。老人记得在山西等地曾经与日军多次交火，国军的队伍死伤惨重。他所在的队伍一次次整编。
　　解放战争时期，高增在19兵团，在攻打太原时受伤。开国大典前夕，他拖着伤残的躯体回到北平。因无处居住，暂住在一个看菜地的老农的窝棚里。也就是在那个窝棚里，他的行李、证明信全丢了。没有人为他安排工作，他当了农民，而后成为木匠。
　　文革期间，因他曾经在国民党部队服役过，被冠以“国民党特务”，几乎被整死。他的家人备受歧视，他的子女一直生活在“特务子女”的阴影中。
　　2005年，当胡锦涛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的讲话中肯定了国民党部队在主战场的作用时，老人嚎啕大哭。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老人落泪。那时的高老已经81岁了，那时的他，住了几十年的私宅刚刚被强拆，居无定所。　　
　　我是生于六十年代的。我们这一代从小受的教育就是抗战时期国民党不抵抗。
　　数十年来，高增从未为自己因何加入国军和在国军队伍中的所作所为辩解过---或许，他深知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辩解也没用！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老人的内心承受了多少委屈、痛苦，终于等到了共和国主席的那句令他老泪纵横的话！
　　然而，“清理阶级队伍”时，能够查出高增曾经“当过国民党兵”，在共和国主席肯定了抗战时期国军的作用后，无人理睬他。我曾经问过老人：要不要找找相关部门，为自己讨个说法？老人含着泪对我摇手：那么多人死了，连名字都没留下，我能活着回来就不容易......。

    我是含着泪写的这篇短文。2005年老人第一次跟我讲起他在国军队伍的事情时，跟我提过部队的编号，如今我忘记了。前些天见到老人，老人聊起在战场上的事情，显得很激动。当问起部队的编号，老人沉吟了良久，说：时间太长了，部队整编过……。

    是啊，半个多世纪以前老人所在的部队一次次整编过，六十年的时间里，又必须强迫自己不能提，不能碰，不能摸的伤痛。或许，老人需要时间慢慢回想。

    高老爷子的长子A，确切说是老人的养子，是一位烈士的遗腹子。当年，A的父亲告别了身怀有孕的妻子，奔赴了抗美援朝的前线，没能活着回来。得知丈夫牺牲后，A的母亲痛不欲生。几年以后，在众人的极力劝说下，A二十多岁的母亲带着年幼的与高增组成了家庭。可怜的A从没有见过自己的生身父亲，也不知生父葬于何处，他和他的母亲从没有享受过烈士子女、烈属应享受的待遇。倒是因为养父被冠以“国民党特务”，A在上学、参军、就业等方面都受到严重影响，A当了十多年的农民，在转为工人后，于九十年代中期失业了。A在内心对母亲，对养父有一种埋怨，与养父的关系一直不睦。

    老人的次子B，确切说是老人唯一的亲生儿子，因为高老的原因，在上学、就业时同样受到影响。八十年代初严打期间，二十余岁的B因为见义勇为，救了一位素不相识的女子，尽管B自己负了伤，仍抓住了一个团伙的成员，为捣毁那个团伙立了大功。为此B受到表彰，还与当时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胡锦涛一同在人民大会堂开过会。谁料，那个团伙中的成员之一竟是后来任B单位领导的亲戚，刑满后带人到B的单位找B“算账”，B因为自卫，连同帮他解围的一位同事被单位的那位领导以违纪处理，失去了工作，不得已走上了自谋职业的道路。在B不满五十岁的时候，被查出患有尿毒症终末期，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只能靠透析维持生命。

    老人十多岁就离开亲人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数十年来一直受到不公正待遇；八十一岁的时候，又失去了唯一的住房；八十三岁时，唯一的亲生儿子又身患重疾......

      老人的经历太坎坷了。写到此，我又泪流满面。

 

寻找和关爱抗战老兵，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需要时间，需要耐心，需要精力和经费等等。像高增老人这样生活在首都北京的老兵，数十年来都未曾被发现、被认可，因各种原因流落于偏远地区的老兵，境况又会如何呢？
     2005年胡锦涛主席在《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的讲话中肯定了国民党部队在抗日主战场中的作用，高增老人竟像个受了委屈的孩子嚎啕大哭！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老人落泪。那时，81岁的高老居住了半个多世纪的唯一的私宅刚刚被强征强拆――说是“危房改造”，却被告知没有回迁，没有经济适用房指标，补偿款还不及当时同地区商品房价格的五分之一！高增和老伴在丧失了劳动能力之后居无定所，却不曾落泪，而胡主席的讲话令81岁的高老痛哭失声！老人心中的屈辱与不屈可见一斑！
    那时，老人第一次向我提起他十几岁路见不平打死了日本军人，为逃避日本人的抓捕参加了国民党部队，随队伍跟日本鬼子打仗，讲起了那些在战场上死了的弟兄（老人向我提起过部队的番号，可惜，我忘了）。在那之前，我只知道高老因当过国民党兵而被冠以“国民党特务”，在特定的历史年代几乎被整死。而高老在抗战结束后随诸多战友投靠共军，在攻打太原时负伤之事却无人问津！按老人的说法，怹出生于腊月，一降生就是一岁，过了年就是两岁了。老人说他当国民党兵时虚岁不到十九，由此推断实际年龄是十七岁左右，也就是1941-1942年，是抗战最艰难的时期，不是打内战时期。
      我曾向一位友人谈起高老的事情。那位热心友人联系的几家国际媒体给我打电话，希望采访高老。我婉言拒绝了。那是我一直后悔的事情。说实在的，那时的我心里有些怕。我怕万一帮不了高老什么忙，反倒因为国外媒体的介入，给高老的晚年再添麻烦！
    如今的高老更加苍老，记忆力远不如2005年。从其支离破碎的回忆中，我仍能串起当年那个英俊、武功高强的“帅哥”的身影。而高老讲到他赤手空拳打死日本军人时，脸上露出的是自豪又略带顽皮的笑。当我把宁波志愿者寄来的抗战胜利纪念章呈给高老时，病中的他精神状态一下子好了许多；当我把纪念章别在老人胸前时，老人眼中噙着的泪，令我终生难忘！
      还原历史一个本来的面目，才能对得起先烈，对得起忍辱负重的老兵，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子孙！
      愿所有像高老一样被遗忘的老兵在其有生之年都能够被找到，被关爱！
      愿更多有良知的人加入到关爱老兵的志愿者行列

 

      在支付机票款的最后一刻，我决定推迟赴美的日期，先去看望高增老人。因为，我怕自己的拖延会留下无法弥补的遗憾：老兵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高老也如是。他从去年九月到现在，已经四次因肺部感染不得不输液了。

    到了高增老人所在的养老院，我说了几句特意学来的山西话，把高老逗乐了。聊天就此开始。尽管高老的记忆仍是支离破碎的，但此次交谈，还是有些收获。

    高老说，当年他凭着一身的武功打死日本军人后，为了不被日本人抓到，农历8月16在北平广安门外的双合盛（卖啤酒的）门前当了国民党兵，是步兵。那时，虚岁不到十九。

    高老说，他随队伍一路打到山西，到了山西的时候，天气已经冷了。队伍在临汾的一所学校驻过，到了洪洞就跟日本人打仗。在临汾、孝义、汾阳等地也跟日本人打过仗。

    我试图让高老多说出一些地名。高老说，在山西的时候就没消停过，打过的仗太多了，去过的地方太多了，记不清了。有时候在山里打完就走，换个地方又打，根本不知道那是在什么地方。

    我又问高老能不能想起部队的番号。老人摇摇头说，那时候，队伍伤亡大，老整编。他当三连连长的时候，有一回跟日本人打了一场恶战，遍地都是死尸，全连只剩下16个人。这16个人当中，有他和副连长杨彪。说到这儿，高老的眼角涌出了泪水。

    高老说，日本投降以后，他和几个弟兄一商量，回家吧。可回到北平时间不长，又被抓走打仗去了。

    内战时期，高增和弟兄们在太原的双塔寺投诚。我问，是整个队伍都投诚了吗？老人摇头说，不是。投诚后，高增被编入了十九兵团64军，是杨得志的队伍。他在攻打太原时负伤，在牛村（音）的后方医院住院治疗过。在开国大典前夕回到北平。因为没有地方住，高增住在一个看菜地的老农的窝棚里。就是在那个窝棚，他的证明信、照片、包袱、行李全丢了。高增当了农民，而后成为木匠。

    清理阶级队伍时，高老因为当过国民党兵几乎被整死，家人也备受歧视。说到此，老人叹了一口气。

    高增老人属鼠，北平人，生于腊月二十一。依高老的说法，一降生就是一岁，过了农历年就两岁了。 1942年是马年，属鼠的人虚岁19。高老说他入伍时虚岁不到19,而民国三十年即1941年农历8月16（阳历10月6日），正是晋绥军大肆招兵的时候，兵源由山东河北补充壮丁约十万。由此推断高老入伍的那个秋天是1941年。从时间段上看，老人的记忆是正确的。

    我从《中华民国史》查到，1941年11月11日（农历9月27），山西日军陷东龙门。而东龙门位于临汾洪洞县。高老说的到了洪洞就跟日本人打的那场战斗，在时间地点上是与《中华民国史》吻合的。

   《中华民国史》还记载1942年5月28日（农历4月14），日军大举扫荡晋中。《阎锡山大传》中提到1942年2月中旬日军集中五六万人由乡宁至孝义，向晋西进攻，同年4月在孝义、在汾阳国军与日军激战……这些也与高老说的在孝义等地跟日本人打仗的地点与时间段吻合。高老还说，在孝义的时候，骑兵也跟日本人打。

    那么，高增老人所在的国民党部队，到底是哪支呢？

    我试图查找1941年冬天在东龙门作战的国军资料，没能找到。我在《洪洞县志资料》看到这样的描述：“我地下*员…组织群众到日军司令部申诉说理,博得了包括某些日伪人员在内的人民群众的同情和支持,给日军的政策一沉重打击”（见《洪洞县志资料》第六辑）。我哑然！如果“那位”组织群众到日本去“申诉说理”，又当如何？

    依高老在太原双塔寺投诚编入19兵团64军这一线索，我从《决战太原－解放战争档案》查到：64 军是1949年4月参加太原战役的。当时阎锡山把他的43军军部和东南区指挥部设置在双塔寺。除原暂编第49师和迫击炮师以外，又新增加了第70师和第73师各一部，共计5000多人驻守。然而我还是无法判断高老是属于哪个部队的。

    我开始查找43军及其他几个军的整编史。我晕！第二战区除司令长没有更换过外，集团军司令更换过，从军长到师长（我能查到的级别）多次进行更换；部队不断地在扩编、改编、裁减、改变隶属关系，有的番号取消后又恢复。如：73师原隶属于35军（第7集团军），傅作义兼师长，1936年改隶第33军，师长刘奉滨；1937年回归35军；1939年改隶第7集团军直辖；1940年以73师为基础组成23军（第6集团军）；1943年73师改隶34军，席安仁任师长；内战时期，73师曾被全歼，又重新组建……。再如：1941年原第201旅扩编为暂编第43师，师长刘谦，属34军（第7集团军）；1943年改隶第43军，师长高雄（属第8集团军）；1946年43军隶属太原绥靖公署，暂编第43师被裁减…….这样的例子在第二战区有很多很多。

    难怪高增老人记不清自己的部队番号！高老参军打日本已经是七十年前的事，入伍后队伍多次整编，他只记得自己是三连的连长。一个一直在前线冲锋陷阵的士兵、低级军官，一切行动唯有服从命令。或许他根本不知道高层的决断。因众所周知的原因，那段从军抗战经历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成了高增不能提不能摸不能碰不能触的痛。或许，高老真的再也想不起来自己部队的番号了。

    高老曾提到“郭大麻子”在新保安自杀。我查阅历史资料才知，原来“郭大麻子”郭景云竟是35军的军长！高老与35军或者与郭景云有过什么缘分吗？我不得而知。高老还提到了几个地名：于民口（音）、二道河（音）、土木村（音）。这些地方对高老来说，有什么特别意义吗？我不得而知！

    高增老人已经87岁，口齿不清，有些糊涂了，记忆力远不如2005年。有时候，我挺后悔的：如果2005年高老第一次跟我讲他的抗战经历时，我多用点心，或许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多想唤起高增老人更多的记忆！多想帮高增老人找到副连长杨彪和其他出生入死的弟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