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 女 缅 怀】

                         我   心   中   的   母   亲

                                             尚 尔 贵

我母亲路素艳（曾用名路淑媛），1916年9月17日出生在荒地镇路家岭屯一个雇农家庭里。由尚家屯向西走4华里，是大郑福屯，再向西走3华里，上了一个丘坡，有一个小村屯，就是路家岭屯。路家岭屯处于大平原中的坡地上，猫眼河的一个分支，从屯前坡下蜿蜒流过，土地较为贫瘠。我姥爷路永洪有点残疾，由于能力不强，家中贫穷，甚或房无一间，地无一垄。在我的记忆中，直到上世纪50年代，还住在2间又破又矮、又黑又脏的西偏房里。我姥家还有三个舅舅，一家六口人，靠我姥爷在绥中城里给大户人家挑水，挣点儿微薄收入，生活困难程度可想而之。

我母亲是家中的老大，出生以后，在风餐露宿中艰难长大。母亲既聪明伶俐，又传统贤惠。看着富人家的孩子读书，她甚至不敢有幻想，只有在家里帮助我姥姥路魏氏干家务活的份。1933年，刚刚长到17岁，就嫁到尚家。姥爷没有能耐，养活不了六口人，放她自己寻一条生路去吧。

母亲当然知道，我父亲的家庭也困难。遵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母亲只能心甘情愿地嫁到尚家。从此，母亲和父亲开始了艰难的相守，一辈子相濡以沫，相夫教子，辛辛苦苦为着家庭。我从一小开始，直到母亲逝世，陪伴了她老人家44年。我所看到的母亲，在她身上，具备了中国劳动妇女的所有美德，她勤劳朴素，聪明贤惠，干净利索、尊老爱幼。她一生和蔼可亲，无私奉献，总在关心着别人，唯独没有自己。

母亲嫁到尚家之初，父亲是又外出艰难打工，又无奈回家养病；又四处隐藏躲抓劳工，又残酷被私商撵回家。风雨飘摇，颠沛流离，没有一点儿安生。母亲承担了全部家务活，不仅辛苦劳碌，还提心吊胆，担心着父亲。解放后，父亲参加了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家中的活和事，养老哺幼，喂猪赶鸡，打垄种菜，全部压在母亲身上。母亲的弱小身躯，看上去经不起风吹雨打，却总是坚强地挺立着。

母亲的每一天，都是在披星戴月中度过的。她既要干家务活，扶持子女，又要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下田干农活。此外，还要纺线、织布，再染上颜色和图案，用来做衣服和被子，农闲时就编草帽卖钱补贴家用。侍弄自家的园田，种土豆、种黄瓜、种白菜，往往是起早贪黑。我多次看到，母亲浇后院园田里的土豆、黄瓜、白菜，都是吃完晚饭后，挑水去浇。那时没有提水井，要到大门口外的大土井里提水。一个往返，要走150多米远。晚上天黑，没人看见，母亲就光着脚挑水。一担水只能浇一条垄，浇一次园子，得挑50多担水用2个多小时，累得筋疲力尽。我年纪幼小，无能为力，只能喃喃着，“妈妈，不要浇了。”再长大一点儿，我让父亲给我买了一付小水桶，开始帮母亲干活。

世界上最伟大的是母爱，母爱重如山。母亲最操心挨累的是侍弄孩子。我们姐弟四人，让母亲操透了心，挨尽了累。还不光是我们姐弟四个，母亲生了九个孩子，另有五个夭折了，第一个孩子生下来就死了。姐姐是母亲23岁时生的第2个孩子。母亲晚上挑水浇园子，我姐姐老大，叫我姐姐抱着弟弟。屋里黑咕隆咚的，姐姐害怕不敢呆，只好坐在厨房的通道上。夜间冷风习习，小孩子受了阴风，第二天就发高烧治不好，眼睁睁地死掉了。我比姐姐小9岁。在我和姐姐之间，还有3个孩子，都夭折了。

我出生时，父亲已经33岁了。孩子一个一个夭折，把父亲母亲吓怕了。我又长得弱小，加上母亲缺乏营养，没有奶水，能够把我喂活，实在是太不容易了。每天做早饭，母亲在大锅里放上一个高粱米布袋，给我煮成高粱米饭，这是倾全家所能，最高的待遇了。母亲一口一口地将米饭嚼碎，用一个布袋子挤出饭浆再熬成糊，称作“奶布子”，我就是吃“奶布子”长大的。刚出生时，为了能给我喂一点儿奶，母亲就找到我三爷尚世成家，找到我二爷杨景桥家，请求正在哺乳的我三奶、二奶为我做点儿哺乳。我三奶、二奶人心眼儿好，可怜我们母子俩，就从自己的孩子口中夺食，为我挤出一份奶水。就是这样，母亲一天两次抱着我，到我三奶、二奶家去喂奶。冬天北风呼啸，夏天阴雨连绵，几个月的时间，一次也不能耽误。母亲的艰辛，何其乃尔；三奶、二奶的恩情，永世不忘。我长大以后，多次拜望过老人家三奶、二奶；我是孙儿辈，她们却把我当亲儿子一样看待。我与之争奶的我的小叔尚德义，与我一往情深，把我视为亲手足。我回乡参加生产队劳动以后，他总是帮助我，耪地他接地头，割高粱他接垄头，散大堆他挑大头。

由于我先天不足，后天营养不良，从出生以后，隔三差五就得病。母亲怕把我再扔壕沟去，抱着我四处求医，给我起小名叫“栓头”。直到2岁多了，我还不会走路，坐在炕上，用手拄炕，一颠一颠地挪动。我就是这样，吃着母亲嚼的布子，吮着乳母的奶水，纠缠着疾病，慢慢地长大的。我能活了下来，父亲、母亲花了多大的心血啊。

这还没完。我的幼年，真是历经多次磨难。两岁半的时候，夏天老式窗户向上开着。母亲在厨房里做饭，没有留神我站在窗台上，正向院子里张望着。小孩子不知道危险，手没有扶稳，一拄哧溜就头朝下向窗外石台阶上栽了下去。我三叔正在石台阶上刷牙，看见我栽了下去，急忙扔掉牙刷，用双手去接。谢天谢地，万幸没有从1米多高的窗户上头扎地摔下去。真要是摔下去了，后果不堪设想，我的历史将会改写。

生拉硬拽的把我拉扯大了，我还有了两个弟弟尔友、尔亮，又碰上了60年代初的三年困难时期。一家子6口人，大人定量三两八钱五，小孩子更少，人人吃不饱。我陪着母亲捡白菜叶子、磨地瓜秧子、匝苞米芯子。母亲总是把玉米菜馅饼子、玉米粥让给我们吃，她自己吃瓜菜代，艰难度过那段困难时期。1964年秋季，我要上高中了。母亲买了5尺蓝卡其布，用手针给我做了一件有四个兜的学生服。我就是穿着母亲手针做的学生服上的高中。

母亲盼望着我们长大，盼望着我们成人，把她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我们身上。她身教重于言教，时时用自己的传统美德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我们从母亲身上学习到了很多优良品德，艰苦奋斗，敬业奉献。1964年姐姐吉林大学毕业，分配在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工作，以后升为研究员、高级工程师。1976年4月，我在公社当上了管委会副主任；1985年9月，选为镇长，3年后又当上镇党委书记。我二弟弟当了工人，以后调为镇农业技术推广站副站长。三弟弟当了解放军，为部队首长开车。母亲看到她的孩子们都长大成人了，心里很高兴，比吃什么都甜蜜。但是，在她的眼里，我们总是孩子。她从来没有多少话，更没有谆谆教导。我在家乡当上负责干部后，她没有一丝一毫的个人愿望，只是对我很少很轻地说一句话，“好好干事”。这一句话，是母亲对我的唯一要求，在我的心中分量很重。“好好干事”，就是要把人民的事情干好；“好好干事”，就是要当好人民的勤务员。我在自己的岗位上，一刻也不敢懈怠，总是在认真地工作着。人们不知道，这是因为母亲对我有教导。

母亲孝敬公婆，热爱妯娌，和睦邻里是出了名的。我们家大家庭分家以后，母亲每年春节都要认真筹备，做一桌比过年还好的酒菜，请我爷爷、奶奶和我两位叔叔吃饭。那个时期，经济困难物资匮乏，买粮要粮票，买肉要肉票，买油要油票。张罗一桌好酒菜，让母亲掏尽了心思、熬费了时光。在父亲的引领下，在母亲的操持下，一大家人其乐融融，尽享天伦之乐。

母亲把自己全部的爱，都给了孩子，也给了自己的丈夫。在她和父亲共同生活的41年时间里，她绝不让父亲为了家中的事分心。解放后，她知道父亲工作的重要，让父亲实实在在地把全部精力都扑在了工作上。父亲得病以后，她精心照料，给父亲掏弄偏方。有一个偏方，药引子需要人手指甲，母亲就走东家进西家，还拿剪刀到田间请干活的人剪指甲，回家后洗净晒干再磨成粉当药引子。

1972年10月，父亲的病情加重了。10月9日，父亲住进绥中县人民医院。从这时开始，父亲住院治疗一百天，母亲陪护了一百天，一时一刻也不离开。母亲没有文化，在医院里陪护病人，困难可想而知。我当时在县教改组工作，刚刚参加工作两、三年，白天要上班，早晚才能照顾父亲。姐姐在沈阳工作，离家很远，两个弟弟还小。母亲虽然身体不好，也承担了主要护理任务。父亲在母亲的护理下，情绪稳定，治疗顺利。在父亲最后的十几天里，母亲熬得筋疲力尽，几乎累倒。让她休息休息，她绝不肯，一步也不愿意离开父亲。有时候两人手拉着手，小声地说着话。父亲的最后离去，是平静的、安详的。

父亲离去以后，母亲就和我们姐弟生活在一起。在沈阳，她陪伴着我姐姐，把外孙女张明杰、外孙子张明浩带大。在绥中，她陪伴着我，把大孙女尚红宇、二孙女尚红光、孙子尚祖智带大。在老家，她陪伴着我二弟，把大孙子尚振宇、孙女尚宏岩带大。有时到兴城我小弟家，她也要看看孙女尚宏伟。带孩子很累，她却很高兴，这都是自己的家，带的都是自己的孙子、孙女啊。她做的都是付出，为家庭撑起一片蓝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