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胡先生是在北大读研究生的时候。那时，邓广铭先生是系主任，他邀请了许多史学名家到北大历史系讲学，有些是担任一两门课程，要连续半年到一年的时间，有的则是短时的讲座。当时胡先生还有漆侠先生、蔡美彪先生的课，我都去听了。胡先生深厚的理论素养，和他对封建社会本质的深入透彻的分析，给同学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课间休息时，我还向胡先生请教过关于地主阶级的地位和作用问题，胡先生作了耐心回答。我来河北师院历史系报到的时候，全校教师正在大饭厅开会，苑书义先生和胡先生一起热情地接待了我。胡先生一见面就说：“咱们好像在哪里见过。”我说：“我在北大听过您的课，是您的学生。”

　　我一来师院就深深感受到了胡先生对青年人的关心和爱护。他常询问我们的家属调动和工作安排情况，在工作上、业务上经常给予指导。他说，有人讲到大学先要过教学关，对科研却不太重视，这样不行，科研必须坚持不懈。如果停上几年不搞，怕是捡不起来了。我把自己的两篇习作拿给胡先生看，一篇是《北京大学学报》1981年第6期发表的《元代的学田》，一篇是《元史论丛》第二辑发表的《试论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之争》，胡先生给予热情鼓励。他说，一出手就能在北大学报和《元史论丛》上发表文章，很不错，希望能继续努力，坚持下去。

　　1984年以后，胡先生调到了省社科院工作，但仍然是师院历史系兼职教授，一直为历史系培养研究生，在工作上、业务上仍和胡先生保持着密切联系。胡先生是最不愿意求人办事的，他从不因个人私事找领导帮助，或托人走后门。但有时为了我们这些晚辈，他却可以破例去求人帮助，让我非常感激。

　　胡先生对他教过的学生也是倍加关心和爱护，在老师们面前，总是讲他们的长处。宁志新教授、王力平教授是他第一届研究生。宁志新年轻时支边到新疆，没能读大学，不是科班出身，但胡先生还是很看重他的才气，很有个人见解。也常夸王力平学习踏实，很细致，文笔很好。夸李燕捷聪明，基础好，学得扎实。李燕捷在《中国史研究》发了一篇文章，胡先生看了非常高兴。他说，我们年纪大了，发不发文章无所谓，看到学生发文章，比自己发文章还高兴。

　　胡先生，还有漆侠先生、张恒寿先生、王树民先生等老一辈史学家都先后故去了。他们都是在史学界有重大影响的著名学者。张国刚教授在胡先生70华诞庆祝会上的发言很精彩。他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我国发展的几个阶段，认为像郭沫若、翦伯赞等老一辈史学家，应该是我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像胡先生等解放后成长起来的史学家，应该是我国第二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第一代史学家相比，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更系统，理解更深入，掌握和运用也更成熟。

　　我们应该以胡先生为榜样，为我国史学事业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尽我们最大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