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心中永远的怀念—陈老总
发布时间：2012-02-19 18:0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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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k
父亲心中永远的怀念—陈老总
罗 愤 此文登于2010年8月1日上海《文汇报》
父亲叫罗维道，他实在记不清他是那一年出生的了，所以他的准确年龄我们也搞不清，总之在93岁到95岁之间。但他清楚地记得，一九二九年二月，七，八十个红军来到了我们村，领着穷人打土豪，分田地，分粮食，杀地主，闹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爷爷受够了地主的剥削和压迫，早已秘密加入了共产党，红军来后他勇敢地站了出来，和地主作斗争，被村民选上当了村苏维埃的土地委员，负责把地主的地分给穷人。虽然红军只住了几天，但我父亲感到他们是好人，是为穷人翻身过好日子的军队，和他们在一起有饭吃，有肉吃，所以他瞒着家人参加了红军，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当时他才13岁。
父亲参加的这支队伍叫万泰游击队，是江西军区所属的地方部队。他二月份参军，四月就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零年参加了攻打吉安的战斗。当时游击队里大部分人没有枪，只有梭镖[也叫红缨枪]，父亲是举着梭镖打进吉安城的，在这次战斗中他缴获了两支步枪，受到了全连军人大会上的表扬。后来在一九三二年二月，他从共青团转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三零年的反AB团运动中，许多党团员被当成反革命份子抓起来了，无辜被杀的每天几十个。父亲因为是团员，也被抓了，被捆了起来。正好陈毅同志路过时看到了，他指着父亲问捆他的人：“他还是个孩子，字也识不了几个，怎么就成AB团的了？”当时父亲才十四岁，人长得又瘦又矮。就这样，陈老总救了父亲一命。
一九三一年，他被调到当时担任江西军区司令员的陈老总的警卫队去工作。他还只是个15岁的孩子，许多事都做不好。他记得有一次陈老总的衣服脏了，要他去洗，他想自己的衣服从来没洗干净过，首长的衣服怎么洗啊？当时没有肥皂，别人怎么洗的他也搞不清楚。这时他看到有人在烧草木灰，他就用草木灰来洗，过的时候上游有人在小便，他也没注意，过了两下就算洗好了，把衣服抱了回来。干了后等陈老总穿上衣服，他突然觉得味道不对，就问怎么这件衣服有臭味，吓得父亲不敢做声。在陈老总身边只呆了两个多月，父亲就被调回万泰游击队了。
前几次反围剿中央红军打了胜仗，缴获了许多武器。陈老总要父亲所在的这个营运送2挺重机枪、5、6挺轻机枪和十几万发子弹到湘赣去给肖克，让他们送到后就马上返回中央苏区，谁知武器运到后他们就被留下了，不让他们回去了。这样在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主力红军北上长征，父亲他们被迫留在湘赣边打起了游击战，坚持了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在远离党的领导，被迫与人民群众隔绝的环境中，缺衣少食的过着“白毛女”的日子，女同志连短裤都没有，用稻草围着下身，实在饥饿难奈时他们吃过野猪大便！不时有饿死的战友倒下。可恨的是不断地有人叛变，省委书记陈洪时，军区参谋长周杰，政治部主任旷光民，保卫部部长刘发云，省少共书记王用济等都先后投敌了。他们的变节使游击队的处境更加危险和艰难。一九三五年六月召开的棋盘山会议确立了谭余保同志在湘赣边游击区的领导地位，新成立的省委开始发挥指挥和指导作用。父亲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当选为省委委员。
父亲第二次直接接触陈老总是在一九三七年下半年。当时为了抗击日本侵略者，党中央决定第二次和国民党合作，共同抗日。第一次上山来传达中央指示的特派员被不明真相的谭余保杀了，第二次被派来的是陈老总，他只带来两个警卫和一个国民党副官，坐着轿子上的山。谭余保一看就叫人把他绑了起来，捆在一棵大树下。陈老总临危不惧，苦口婆心地反复给谭余保做工作，宣传国共合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强调民族矛盾已经上升到阶级矛盾之上，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宗旨需要共产党做出让步，为了祖国和民族的最大利益，团结所有的力量，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陈老总要谭余保服从中央的部署，尽快带部队下山，改编为新四军北上抗日。由于长期脱离党组织，得不到党中央的直接领导，被反动派隔绝在大山中，对国际国内形势又一点都不了解，加上反动派的造谣污蔑，叛徒们的挑拨离间，谭余保为了保存实力，变得十分多疑，也错杀了一些好同志。
当时父亲是二大队大队长兼政委，有天当他路过陈老总身边时，陈老总大叫：“罗维道！”父亲吓得直摆手，可是谭余保也听见了，他马上问父亲：“你认识他吗？怎么认识的？他是不是叛徒？”父亲说：“他是军区司令员，我们都听过他的报告，谁不认识他？我刚当兵时在他的警卫队里干过两个月，他怎么会不认识我？现在他是不是叛徒我不知道，但一般要是有人叛变，国民党的报纸上一定会登，何况是这么大的官，报纸上肯定要大登特登。最近的报纸上没看到过这类文章。”谭余保听了觉得有道理，就决定暂时不杀陈老总。这时交通员龚铁自告奋勇要下山去打听消息。当时大家都为他捏了一把汗，因为如果这是一场骗局的话，龚铁此去是凶多吉少。好在龚铁非常顺利地在吉安城中找到了曾山，拿到了中央文件，谭余保这才相信了陈老总，马上亲自给陈老总松绑，并一再表示对不起。然后立刻派人送陈老总下山去吉安。谭余保也很快就集合部队下山了，部队从吉安坐船到樟树，再乘国民党运马的火车车皮站着到了上饶附近的玉山，然后翻过山到了皖南屯溪的岩寺。南方八省的十八个根据地的游击健儿们在经历了难以想象的艰苦卓绝的生死考验后，终于踏上了北上抗日之路，从此父亲就跟随陈老总杀向了抗日的战场。
在玉山时，有一次国民党第52师师长请新四军干部吃饭，陈老总带着营以上干部去了，父亲也在其中。他们准备了一桌很丰盛的酒席，有十八九个菜，父亲说是从来没见到过的那么好的酒菜。在互相介绍时，敌52师师长说：“今天，我们欢送新四军到敌后去抗战，他们过去是土匪部队—红军……。”他话没说完，陈老总噌地一下站起来大声说：“什么土匪啊？我们是堂堂正正的国民革命军新四军，是光明正大的新四军，过去是工农红军。我们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共同抗日。什么土匪啊？不吃了！”说完把桌子一掀，一桌酒菜全翻到地上了。敌52师师长十分狼狈，忙拉住陈老总赔礼道歉，一再说：“长官，我讲错了，我讲错了，对不起啊！”拼命承认错误，拉住不让新四军的人走，然后又重新弄了一桌酒菜。
一九三八年十月底的一天，日本鬼子开始了第一次大扫荡，他们分八路向尚未立住脚跟的新四军各部进攻。上海地下党刚介绍来了一批大学生，有复旦、同济、交大等大学的，几十个人，部队正在组织他们开会，搞入伍教育。父亲当时任老二团二营教导员，那天下午四五点钟他回来汇报工作，看到几十个大学生正在开会，文工团员们正在排戏，大家都在忙着，陈老总还没开始给大学生讲话，这时外面突然响起了枪声，原来是出来扫荡的鬼子回丹阳路过茅山，遇到二营五连的哨兵，打起来了。枪声一响，四面八方的枪声都响起来了，鬼子可能都会向茅山集中过来，形势一下严峻起来。新来的大学生没见过这种阵势，有的是第一次见到真枪实弹，吓坏了，父亲说组织他们向山上转移时，他们一下全乱了，争先恐后地跑，东西扔得漫山遍野，鬼子越来越近，父亲指挥二营在后面阻击。这时父亲突然发现忙于工作的陈老总还没撤，急得拉着他就往外跑，陈老总边走边向父亲了解情况，并对作战部署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然后父亲一把把他推上了山，让他快走，在警卫人员的保护下，戴着礼帽的陈老总安全转移了，父亲这才放下心，带着部队继续顽强抵抗。
二营大多数是红军战士、老兵，打仗勇敢，英勇顽强，面对穷凶极恶的鬼子，毫不畏惧，连着打退了敌人的两次进攻。父亲说这一仗主要是二营的2个连打的。这2个连每个连有七八挺轻机枪，一盘子弹有50发，都是外国造的，捡国民党的。那时美国、苏联都支持中国抗日，给了不少武器，全被国民党武装了自己的军队，新四军和八路军一点没分到。国民党军队怕日本鬼子，一见到鬼子，把枪、炮等武器往塘里一扔，换上老百姓衣裳就逃跑了。新四军听老百姓说了后就去塘里捞，捡到了不少好武器。这一仗打死30多个鬼子，一个活的没剩下，我方也伤亡了几十个，还缴获了鬼子不少武器、弹药、马匹等。后来当陈老总骑着缴获鬼子的马去皖南军部开会时，还送了一匹马和一把日本战刀给国民党第三战区副总指挥兼第二游击区总指挥冷欣，冷欣直接就去向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要来钱奖给了新四军。事后战士们从山上捡到许多学生的东西，归还给了他们。陈老总认为这次是父亲救了他，所以在一九三八年的十一月五日送给父亲一张照片，后面还题了字。
这张照片是在岩寺集中整训时拍的，部队领到了新四军的服装，其实就是国民党军队的军装，大家脱下红军服时都哭了，舍不得。马上换上白狗子的衣服心里都不好受，不愿穿。陈老总就给大家做工作，说为了国家，为了中华民族，我们要做白皮红心的英雄。虽然穿着国民党军队的服装，拿着中央政府的给养（其实也没拿几个月），但我们是共产党的军队，是为人民谋幸福的军队，是要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的军队，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永远是为劳苦大众服务的红军。所以父亲他们很快调整好自己的情绪，换上了新的军装。后来他们都到镇上唯一的一家照相馆去拍了照，父亲和陈老总还拍了一张合影，可惜过长江时随文件箱一起掉下了江，丢失了。
新四军的党代会要召开了，父亲被选为党代表，可是陈老总找他谈话，叫他不要去皖南开会，安心留在部队带兵打仗，并说会帮他请假的，可见当时父亲是陈老总的爱将之一。一九四七年二月，父亲在山东莱芜吐丝口战役中右手负伤，后感染到整条胳膊红肿发炎，昏睡了几天几夜。当时父亲是隐蔽在鲁南的贾村，那是半山腰上的一个小村庄，医疗和营养的条件都极差。医生对母亲说，要做好截肢和救不活的准备。陈老总获悉后立即指示战地医院的院长李振湘（南京军区第一任卫生部长）来给父亲治疗，并让谢云辉转交了8个鸡蛋给父亲补养身体。父亲伤好后，在陈老总的指挥下，又参加了许多战役，打了不少胜仗，直到解放了大上海。
解放后父亲被调到空军工作，在组建空军上海基地的过程中，得到了陈老总的直接领导和大力支持，这几年是解放以来父亲永生难忘的黄金岁月，是他工作最顺手、精神最愉快、心情最开朗、工作效率最高的时期。他代表空军向市里要什么给什么，要房给房、要地给地、要机场给机场，要医院给医院。陈老总一路开绿灯地支持他的工作，使空军上海基地非常顺利地在上海安了家。大到机场的改造，小到苏联飞行员的短裤，陈老总都要操心。当他知道父亲得了腰子病时，马上吩咐潘汉年副市长设法从香港进口链霉素给父亲治病，并不断派人到华东医院来看望父亲。父亲病好后有一次去陈老总住处汇报工作，陈老总一看到他就说：“你到楼上去一下，有两个人见见。”父亲上楼一看，原来是陈老总的父母，他就和他们攀谈起来。后来父亲多次对我们说：“陈老总的父母一般人是见不到的，他主动要我上楼去见他们，说明他对我的信任。”说时父亲脸上露出了自豪和怀恋的神情。
一九六四年，父亲带着十几个飞行员在江西丰城搞社教时，母亲打电话给他，说陈老总到了福州，问罗维道到哪儿去了。陈老总知道父亲是去搞社教后，说不用叫他回来了，安心搞社教吧。可是父亲知道后坐不住了，连夜向分团长刘俊秀请假，准了三天假后马上就赶回福州了。到家后立即和母亲一起去看陈老总，还想请陈老总到家来吃饭，可是陈老总的时间早安排完了，他没想到父亲还是赶回福州来了，为的是多见他一面。张茜阿姨见到我母亲也十分亲热，拉着母亲的手就往楼上带，还送了手帕和巧克力。虽然这次没能当成东道主，总算还是见到了陈老总，父亲带着既高兴又遗憾的心情回丰城去了。他万万没想到，这就是他和陈老总的最后一面，不久后
文化大革命中许许多多前辈都离我们而去了，每当听到噩耗时父亲都会难过，都会感叹一番。听到陈老总去世的消息时我没在家，但我想象得到父亲的难过是超出常人的，他几个星期都沉浸在悲哀中茶饭不思，一遍遍地回忆陈老总的音容笑貌，回忆他每次去北京出差都要去陈老总家，陈老总在京时总会让秘书乘专车来接他进中南海，从北门或西门进去，经过怀仁堂。陈老总家隔壁住的是邓小平。陈老总不在京时父亲也要打电话问候他的家人，陈老总是他在北京最亲的亲人。母亲去世后，我陪在父亲身边的时间多了起来，他的话匣子也逐渐打开了，以前从来不说的话题也对我开放了，包括他和母亲的相知相恋，但我听到他说的最多的还是陈老总。后来离我们而去的前辈越来越多，父亲每听到一次噩耗还是会难过，还是要感叹。而我渐渐发现了父亲——这个虔诚而又固执的老人，对一般人的评价标准就是：对陈老总好的就是好人，哪怕他和父亲本人有过过节。在父亲的心中，陈老总永远是他的楷模，他的良师益友。
父亲老了，他那高大伟岸的身躯已经开始弯曲，他那思维敏捷的头脑也有点糊涂了，许多往事开始淡忘，但一提到陈老总，他那肃然起敬的眼神，那无限思念的表情，无不透露出他对陈老总的敬仰和怀念。我理解他的这份情怀，这是生死与共的战友之情，这是配合默契的上下级之情，这是战火中久经考验的生死之情，这更是情同手足的兄弟之情。父亲永远怀念他心中的偶像——陈老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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