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八年，鄂豫皖游击队改编成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四支队没有译电员，当时在整个支队选了我和关维前两人去武汉学习译电，我没有上过几天学，只是抓土豪时，让他们教过我算账，认得些字，当时还算个‘知识分子’呢。那个地方对外是一个八路军驻汉办事处，对内是中央武汉一个分局，周总理总管，王明在那负责，叶帅.董必武都在那。陈启文告诉我们说：“你们到了那要找黄包车，就是人拖的车拉你们去找，不然找不到。我们到了武汉就照领导交代的，找了个人力车把我们拉到了目的地。周恩来的秘书董小鹏，兼机要科科长，是我们的教员。郑维山当时也在那，他和我们住在一个楼，他住在楼上，我们住在楼下。我们都是土包子，没到过大城市，学习完回到住地，就知道敲门，因为是楼房，面积又大，怎么敲也敲不开，就是不知道按电铃。郑维山就告诉我们怎么开灯，怎么用抽水马桶等等，闹得笑话多着呢。有一天邓颖超和我谈话，问我几岁了？家里有几口人？什么文化程度……我说：“我不识字”，她听后疑惑的说：“不识字怎么来这学译电”我回答说：“我只读了三个月的私塾，就参加了队伍，到部队学了点。”就这样，在武汉我们学了一个多月，实践翻译了几次，学会了。

快过春节了，郑维山要回部队去，董小鹏对我们说：“你们也已经学好了，就回去吧。”于是派了个大汽车，拉着东西，还带了几个女学生，回到了黄安县。第二天，县政府的一个县长，是国民党，来接郑维山到县政府去住，郑维山就带着我一起去了。后来回到七里坪，领导按照上面规定，跟我讲了几条纪律：（1）密码不能给任何人看，不能自行改动；（2）要住在首长跟前，不能单独活动；（3）自己没有权发密码；（4）密码不能丢，随时准备火柴，万一遇到危险情况，烧掉密码。当时高敬亭是四支队的司令，他不让译电员和他住在一起，让我们和管电台的人住在一起，管电台的人是武汉派去的。高敬亭这种做法是不合规定的，我们报告了长江局，也没有回音。高敬亭为什么不让我们和他一起住，是因为当时他带了一批红25军和四方面军的干部，回四支队都准备当高级干部，包括他原来的公务员张体学。我们从武汉回来后，首先向全军传达国共合作的方针政策；中央反对王明左倾路线错误，强调过去“肃反”是错误的，打倒的人，处分撤掉，党员恢复党籍。传达后，除了高敬亭（他杀人杀的多了），的亲信，大家都很高兴，说以后再也不会被戴“帽子”了。因为大部分干部都被他戴过帽子，成分好的，如当过工人，雇工的干部可以不杀。高敬亭听了接受不了，就和郑维山闹矛盾，本来郑维山是派回来给他当政治委员的，郑维山住在一个祠堂里，他不要和郑维山住在一起，他也不到政治部来，抵触中央，防备中央，只要是从中央回来的人，他都怀疑。开始我没想到会怀疑我们，有一次到了安徽，过春节时，我和另一个小译电员闲得没事，就把译报纸翻过来画上棋盘走棋玩，正好高敬亭来送电报要我们发，进门看见我们在玩棋，掉头就走，回去告诉参谋长林维先，叫他让我们电台，译电员统统马上走，回长江局。电台的人和他解释，说：他们两个人就是没事在屋里玩个棋。他不信，认为我们被中央收买了，折腾了一个多礼拜，他真不发电报了。后来让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戴纪英做他的工作，他公开没有再和戴纪英吵，因戴纪英是高敬亭自己向中央要的人。好几天后，有个他信任的摇机员再和高解释，他这股气才消下去，不再赶我们走了，我们就继续开始工作。

后来部队出发到麻布，六安，牛波潼住了几天。有一天我给高敬亭送电报去，高瞪着我，没有理我，就是没骂我。我们在那里住着等八团东进，八团是河南周沟地下党组织的地下武装发展起来的一支队伍，编为四支队八团。红25军本身留下的人改为28军的部队编成7团和特务营。当八团到达，高敬亭却不走了，说他牙出血，他要养病，向中央请假，中央批准了他。戴纪英就自己带着部队东进，直到朝鲜。有天，有十几个小鬼子划个小划子，戴纪英带一个连在那埋伏，打死了七，八个鬼子，缴了几支枪，这是第一次打鬼子，还报告了蒋介石，得了嘉奖。我们一路行军很顺利，川贵的部队是军阀的部队，每人一杆大烟枪，四路纵队往后退，我们往前走，第七团的政委曹某某（原是高的警卫员），团长杨开智对延安去的干部就不满，说凡是和延安来的干部接触的人就不好领导了，他们把这个情况报林维先批准，写了个报告，发给高敬亭（这样做是不合法的），发这个报告，参谋长应该报告戴政委的，于是我们就把这个电报送给戴纪英看了，戴纪英是最高领导，送给他看这是我一个译电员的责任，高敬亭回了个电报说：“你们把营以上的干部抓紧，至于以后怎么搞，等部队回来再说。”我把这份电报也抄了一份给报送戴纪英。这一下惹祸了，戴看后稿子不退我，也不烧，夹在联共党史本里。有一天，曹某某和杨某某来向戴汇报工作，戴在谈话中间出去了，他们两就顺手翻在桌上的联共党史那本书，当时这是本新书，很少的，他们看见了那份抄报。以后可能就报告了高敬亭，我们部队后来撤退到东汤池，高住在西汤池，政治部住在新开岭。这就是后来的“新开岭事件”。

有一天，高敬亭到司令部林维先参谋长长的房子，（司令部和政治部没住在一个庄子）让他的警卫员罗运成把我骗去，说让我给他带路。我一回去，高敬亭在那等着我，我一进房间，他一句话也没问，就把马鞭子拿下抽我，因为是夏天，我就穿了个单褂子。一边抽一边问：“戴给了你多少钱？！”我说：“没给钱！就是司令部一月给我5元，包括铅笔，电报纸。”高说：“戴请你吃过几次饭？!”我说：“没有，一次也没有！”高说：“他没给钱 ？”反反复复就问这两句，边问边打。打完后就和林维先带着我到所有的警卫队，特务连，直属机关走了一圈，他这就是“杀鸡给猴看”向中央派来的人示威。这就到了下午四点多，走到政治部外面，他写了个条：纪英同志，江腾蛟是“托派”请你审查。正好八团政委，后勤部的老主任都在戴那里谈工作，那个老主任一看，把我打成这样（白衬衣都成了红色）就吓跑了。戴纪英问了我一下情况，他们两人说：“目的不是打你，是要把中央派的干部赶走，你是个导火线。”他们俩判断后决定，当晚赶快通知中央的干部撤出，派程启文（文工团团长）去通知中央派的团以上的干部晚上统统去八团驻地---东池塘汇合，戴纪英也带着警卫班的一半人走了。我就在警卫班里和剩下的半个班的人一起住，高敬亭让他们看住我。我知道戴纪英走了，就说要“小便”，看我的人就让我自己去（因为平时比较熟），我到了厕所后翻墙就跑了。不敢走大道，就从山上走，警卫班的人发现我跑了就在后面追我。追了一段路，他们就不追了。这下麻烦了，原本我还想他们追我，正好可以当我向导，我就绕到他们后面跟着，因为我不认识去东汤池的路。没办法，我只好自己瞎走，在山里转了一夜，天亮一看，还在原地方。又困又累，肚子也饿了，我就跑到路边的饭店里买了两个“狮子头”（就是炸花卷）吃了。这时高敬亭派去找戴纪英的一个政治部党委书记柒德庆看见我，就把我带回政治部找了个新开岭的老百姓家，把我软禁起来了。正好那个老百姓家有个女孩17.8岁，和我差不多年龄，在上海读书，日本人来了，她回家来了。她有书，我就每天在她家看书。     高敬亭又让柒德庆把戴纪英接回来说：“你告诉戴政委，我高敬亭不敢抓他。”戴听后说：“你抓好抓，放就不好放了。”中央派的干部跑了后都没回来，有去外县当县长，游击队司令，政委的，就是在地方党组织的部队分配工作了。

后来董必武到安徽巡视工作，何伟（后来任广州市委书记）到四支队去，看见高敬亭说：“恩来讲了，江腾蛟没有问题，不是什么‘托派’。”这样的话，我就在政治部待下来，安排我到民运科当科员。实际上还是搞了个新闻电台，从八团要个密码，有些事，戴纪英向中央发报就让我翻译。

有一天，戴纪英不在，我正在他办公室里屋睡觉，高敬亭来了，在屋里外面问：“有人没有？人不在家？”警卫员说：“有人，啥时回来不知道”高就坐在外屋等着，当时我一听是高敬亭来了，赶紧下床藏在戴的床帐后面。高敬亭不知啥时候知道了我没走，还在政治部发报，他就放了个风给他的警卫员说：“以后你不论在哪里见到江腾蛟就枪毙他。”他那里的报务员和我关系很好，听高这么一说，吓坏了，赶紧翻山跑来给我报信（他是中央派来的）叫我马上离开这里，说完他自己也跑了，再也没有回高敬亭那里。这一下问题就更紧张了，戴纪英让我赶紧走，我到哪去？一没钱，二不熟（报务员有钱）。戴纪英说：“一你回武汉，可是日本人正在围攻那，这不是路，想回回不去；二去安徽省委，你认识郭述申，让他安排个工作，可……也不行，安徽省委驻在部队边，你有枪，人家要把你抓起；”最后让我到程启文（战地文工团，他当团长，汪道涵当政委）那去当参谋。我当即就收拾行李出发，离开了高敬亭的地盘，去战地文工团报到，程启文听我说明情况后，说：“我们文工团有一支小的武装，这五十个人就你管吧（他俩还兼别的职务）”于是我就带着这五十几个人，后来地方党又送了一批人，有二.三百人，改成“江北游击先遣队”。七团团长林英俭要我把这部队带到游击纵队，编成了一个营“第一营”，我又当了参谋长。营里共有两个参谋长，一个是洋学生，写文字的。我是个作战侦查参谋，我出去就是执行战斗任务的。

                                                                                                                        江腾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