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叶声表哥回忆录中

关于涉及父母亲戚之间

的有关片段摘录

赖叶声是母亲的大侄子，也就是大舅舅的大儿子，比母亲小九岁，很多我们不曾知道的历史事情他都曾经经历，退休后，表哥有时间把这些经历用笔一一记录下来，写成长达44万字的回忆录，这里把其中涉及父亲李官定母亲赖瑞丰的相关内容摘录下来，转发给家人，留作纪念。今年三月十二日，亲爱的父亲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三十年了，这里把表哥回忆录中的有关父母的回忆片段摘录打印出来分享，以表达我们心中深切的怀念之情。

    摘录的回忆录中，凡涉及父母相关内容的地方，我全部把它修改为楷体加粗字，便于查看。

这里也对叶声哥对历史的回忆记录帮助我们了解那些不为我们所知的历史深表感谢。

                         二零一一年四月于四川广元

这是1966年夏，由组织安排爸爸到北戴河疗养期间，在北戴河海滨留影。2009年制作纪念相册时没有收集到该照片，后来在山西老家看见这张照片，带回重新制作补录。

         这是1984年7月，赖叶声表哥来广元宝轮

       院煤矿看望母亲时的合影留念。

赖叶声表哥回忆录中

关于涉及我们父母亲戚之间

的有关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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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父亲赖世平

    我父亲的命运比母亲更为悲惨。他年青时也追求进步，但又误入歧途，以致后半生不明不白地在劳改营中生活二十余年直到病故。当三个儿子接到通知到劳改营地为他料理后事时，才知他并未判刑，也没有戴帽（地、富、反、坏），属于人民。在抗战初期，他支持母亲奔赴延安，但又不愿同行。他帮助过不少革命人士，但因顾及家中老小，总不能跨出投身革命的一步。在家庭生活中也常与母亲发生争吵，生活也不幸福。我与父亲相处只有一九四三年至一九五O年这七年，到最后见到他已是一九七五年春，他来重庆探亲，在我这里住了一个星期。正当他满怀希望申请到我这里落户时，不幸于一九七五年秋突发心脏病去世。享年六十六岁。

    与母亲不同，父亲于一九O九年出生在劳动人民家庭。我家祖藉广东，先辈是清初“湖广填四川”时迁来的移民，当然不会是富贵人家。祖父早年操刀杀猪贩肉，由于聪明好学，也识字读书，后来在罗江县慧觉场上开了一间小茶馆，当然不可能发财。到我一九四八年出逃返回老家时，家中也只有半间铺面，经营小杂货，由二爸管理，很不景气。爷爷已年近七十高龄，仍在赶场天到牲口市上当经纪人。另外也租了两亩田，二爸还要下田耕耘，收点谷子作为家中口粮。祖父对父亲的教育抓的很紧，因父亲从小学习努力，成绩优秀，在故乡被称为神童。祖父尽全力供他在罗江完成初中教育。一九二八年，父亲考上成都大学高中部，与在成都读书的米庆云、谢曼秋等组织“罗江同学旅省同学会”，米庆云为同学会主席。

    这批青年学子，一方面在会刊上发表反对地方贪官土豪的言论，另一方面又创办《新罗江评论》，大力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此时许多同学先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但并没有与共产党有组织上的联系。他们错误认为中国革命应以农民为主力军，并积极筹建有别于共产党的“中国社会劳动党”（后改称“新列宁主义党”。）但他们与共产党无组织联系，更不是托派，只是一群充满幻想的热血青年。我父亲与米庆云、邓虎章、谢曼秋等均是该党的成员。在抗日战争初期，邓虎章、谢曼秋都经母亲介绍而去了延安，并成了真正的共产党员。

    一九三三年，在该党主要成员的领导下，在罗江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抗粮抗捐斗争，参加人数多达万人。他们贴标语，呼口号发表演说，派代表与当局谈判，群众在愤怒之下，包围县政府，捣毁征收局，火烧了闰王帐本，迫使县长徐丙先宣布免征。此事极大地震怒了军阀田颂尧，他下令逮捕了领导此次运动的米庆云、赵凡饮、赖世平和《新罗江评论》主编邓虎章等。当时我父亲已回到罗江，任罗江中学教务主任。父亲被军阀关押一年多于一九三四年八月出狱。

    就因这一问题，父亲解放后被关押审查达七年之久，直到中央一九五七年四月三十日对该组织作出合符实际的结论。认为该组织在理论、纲领和行动诸方面的均与“托派”不同，而且与托派无组织联系。该党主要领导成员当时仅为二十岁左右的青年，多数成员出身贫寒，求学不易。大都不满军阀统治，又受当时成都封建派别风起云涌之影响，幻想改造现实。纯系自发性的组织，应在“托派”问题上予以平反，并给有关在押人员以适当处理。这样我父亲在一九五七年七月获释。但由于与母亲离婚，在成都无落户之处，要求劳改部门安排工作。劳改部门也只好按刑满就业的规格安排他在劳改系统就业。

而对此不明真象的母亲和我们这些子女，一直认为他曾被判刑劳改十年（当年曾在新罗路居民区宣布），提前释放，刑满就业于劳改部门。这一错误结论影响母亲和子女长达二十余年之久。直到他一九七五年病故，康定新都桥农场通知子女前去料理后事时，才正式告知我们他并未被判刑，未被戴帽，属于人民。可惜这一结论来得太晚了！

父亲对子女管教之事很少过问，一切均由母亲作主。母亲对我们的管教也比较民主，从不限制孩子们的兴趣爱好，也很尊重孩子们的人格。但若犯了特大的过失，也是要挨打的。虽然这样，孩子们还是亲近母亲。当父母间发生争吵，孩子们都站在母亲一边。父亲对子女不打不骂，甚至高声训斥也很少，但孩子们并不亲近他。可是父亲对他自己的弟妹们，的确尽到了一个长兄应尽的责任。其弟赖瑞绥，由于不好读书，留在家中照料老父母。大妹赖瑞雪、二妹赖瑞兰，父亲均把她们从老家接出来，使她们完成中学学业，并先后为她们完婚。

小妹赖瑞丰，一九四六年后基本上住在我家，父亲供她读当时在成都西门外茶店子的成县女中读书，这是成都有名的女子中学。幺姑在学校住读，只有星期日才回来，一直到一九四九年中学毕业。除四姑赖瑞兰落户重庆外，三姑、幺姑均落户成都。三姑一直与我家来往密切，解放后任小学教员直至七十年代末退休。幺姑在母亲帮助下解放前夕加入中国民主同盟，解放后参加公安部门工作，一九五一年与南下干部李官定结婚，一九五八年调至广元宝轮院煤矿工作，八十年代离休。

       上图是爸妈于解放初期在成都的工作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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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亲戚们

    解放前，特别是一九四四年住守经街时，我家亲戚众多，有的常年居住我家，一九四六年后，常住我家的亲戚很少，但亲戚之间的来往仍多。其实父亲方面的亲戚只有游三姑一家，幺姑是由父亲供其读成县女中，星期日才回来，最多的是母亲方面的亲戚。严格说来母亲只有大姨妈一家与我们最亲，但实际上与大姨妈一家的来往远不如与大姨爹堂弟妹一家来往多。大姨爹赵淞是川大数学系教授，其堂弟七表叔、九表叔、十表叔、幺表叔及堂妹赵二姨、赵三姨、赵四姨均与我家来往密切、胜过大姨妈一家。这中间的原因主要是九表叔赵子溥是中共地下党员，而赵二姨、赵三姨又是追求进步的青年，故与母亲谈得拢，经常来往并常住我家。解放后由于母亲工作忙，亲戚之间来往大大减少。除有时母亲带我们去看望大姨爹、大姨妈外、赵家其余姐妹几年从未见过面。只知七表叔被劳改、九表叔任四川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赵二姨在四川音乐学院教书，赵三姨参加工作后嫁给一老红军，后来到南充去了。只有七表叔的女儿赵世瑛，因与我同是七中的同学，她与我同岁小几天，但比我低一学年，在学校中我们还是常见面。后来她参加了七中的航空模型小组，我是组长，相互间更为熟悉。

真正一直保持联系的是父亲大妹和小妹，即三姑母一家和幺姑母一家。三姑母是小学教师，三姑爹是教育厅的留用人员，收入微薄，四子一女，艰难度日。但无论在我家处于顺境或逆境时，三姑母始终对我们十分关怀，经济上不可能有多大帮助，但感情上总是问长问短，关怀备至。五十年代她们与母亲及弟妹们之间联系不多，但我是常去她们家的。

      上图是爸妈于解放初期在成都的工作留影

 幺姑解放后参加工作，分配在公安部门，后与成都市西城区公安分局副局长李官定结婚，李是山西人，南下干部，十分聪明正直。由于父亲关系的影响，李不久被调至铜车埂派出所任所长。这时幺姑把在罗江老家的婆婆也接到身旁。因有婆婆在幺姑处这一原因，我初中时常到铜车埂看望幺姑和婆婆，每次去他们总要为我改善伙食。幺姑两口开始是供给制，无力对我照顾，但改为薪金制后，多少对我有些帮助，特别是上高中时和考上大学时，为此我仍要感激一生。“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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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图是爸妈于解放初期在成都的工作留影

七、告别成都   

    一九五五年八月中旬以后，高考录取通知书开始放发。首先是北京的大学“北大”、“清华”等通知都送到了，但没有一人被“北航”录取，后来方知“北航”当年没有在成都地区招生。我的好友唐天同、汤朝贵都考上了清华大学，我班考上“清华”的同学多达十人以上。为祝贺唐天同、汤朝贵二位好友考上清华大学，经母亲同意，在我家为他二人杀鸡请客，以表祝贺。他二人来了，也请了戴见心，他没有来。不久我也收到了“西南师范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戴见心也收到“云南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这次是戴见心请我到一小酒店，切了五毛钱烧腊，打了二两白酒，半斤甜酒，二人痛饮话别。那年月中学伙食费一月才四元五角，戴见心能花上一元左右来办招待是一般同学都办不到的。我上高中后一月的零花钱是五毛钱，而我的弟妹一月只有三毛零用钱。因为考上大学，要多一些开销，母亲当月多给我一元零用钱，供照像等额外开支。

    除了与好朋友话别外，也要与航空模型组的朋友们话别。母亲也同意为航模组朋友在家中办一次招待，杀鸡请客。我邀请了卢胜义、贾季鸥、赵世瑛、吴嘉琳四人，并约好先到杜甫草堂一游，中午回我家聚餐。当天只有卢胜义早早来到，我二人同游杜甫草堂，直到我们游玩草堂返家的途中才与赶来的贾季鸥相遇。返回家中，赵世瑛和吴嘉琳一直没有来。卢胜义、贾季鸥为我祝贺，并约定今后要保持通讯联系。在这次同游“杜甫草堂”后，我内心已认定卢胜义为我的女友，这也算是我的初恋吧。

    收到录取通知后，还要向成都的亲戚告别。解放后亲戚间来往很少，我只有与幺姑来往最多，因为婆婆当时住在幺姑处，而且幺姑对我总有这样那样的关照。一是送我一支老式旧怀表，这是我日夜盼望的最珍贵的礼品。从高一至高三服务三年，高考后它也就罢工了，但幺姑的情义我深深感激。另外是送我一双旧回力球鞋，这也是我从上初中就盼望而不可得的。虽是旧的球鞋，质量相当好，不但伴我穿过高中时期，而且伴我度过大学四年，球鞋布面已多次缝补，鞋底磨损却很少，真是高质量产品。更不用说每次去幺姑家，她总要为我加餐，让我“打牙祭”，走时还要给我香皂、肥皂之类生活必需品。当听说我考上大学，幺姑立即带我上街买了一丈三尺阴丹兰布，又带我到成衣店量体加工，为我缝制一套新学生装。这对我来说简直是无比珍贵的礼物，因为当年母亲工资虽然已有四十多元，但要供养一家七口，除了解决吃饭外，要添置衣服是非常困难的，我平日除了白衬衣兰下装，还没有一套正规学生装。幺姑的情义我将终生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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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美好的大学初期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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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就是个人可供支配的零用钱也较之中学大大增加，中学时我每月只有五毛钱零用，包括作业本费、看电影费在内，实在贫穷得很。现在每月有五元零用，固定开支为邮票、信封、信签5毛，作业本、笔记本、习题纸4毛、肥皂一毛，看学生场电影等每月平均一元左右，故每月可结余三元作为购物用费。当时一件夏天的的汗衫仅一元，白衬衣3元左右一件，兰布长裤也3元左右一条，只有皮鞋贵一点，最便宜也要八元一双。我早想买一双皮鞋，（大姨妈送我的旧皮鞋为尖头鞋，不适用），但这个梦想在大学一直没能实现，只有幺姑送给我的一双球鞋春、秋、冬天穿，夏天一般是穿草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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