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名字叫李官定，1923年12月2日（农历十月二十五日）出生于山西省岢岚县西豹峪一个穷苦农民家庭。西豹峪是黄土高原上一个贫穷的小山村，这里山大沟深，自然条件非常恶劣糟糕，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完全不宜居，现在在全国扶贫脱困活动开展的情况下，这里的村民基本上已经整体搬迁了。

在那个贫穷落后的年代，爷爷虽然努力辛勤的劳作，也只能勉强维持一家人的基本生活，但是，就是在这及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爷爷还是咬紧牙关坚持送爸爸去读书识字。爸爸自幼天资聪慧，聪明好学，学习成绩在学校一直名列前茅。爸爸在离休之后曾经撰写自传回忆录，刚刚动笔不久写得还不多，可能只有稿纸的30页左右，仅仅只是把爸爸参加八路军之前的一些事情写了出来，后来因病住院直到去世，没能把回忆录写完。在爸爸的回忆录仅有的一部分，我看见有这样的回忆：爸爸小学毕业的时候，当时县里举行统一考试，爸爸也参加了这次统考，爸爸取得全县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这一段回忆录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我是家里的二儿子，1976年初应征入伍，在部队我申请入党的时候，曾经向爸爸了解过他的简历，依稀记得，爸爸是1939年初参加八路军，因为当时爸爸也算是有文化的人，加上爸爸聪明伶俐脑瓜灵活，到部队就分配到晋绥军区司令部当通讯员，不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又提拔为干部，任过军区政治部干事。具体的经历因为那些往来的书信没有保管下来，也只记得这么一点点。

1949年，为响应党中央号召和执行毛主席朱总司令解放全中国的命令，爸爸所在大部队一路南下，边走边打，辗转到了四川。被国民党军队占领的成都市迎来了解放军的队伍，成都市解放了。随后，为稳定巩固地方政权，很多军队干部转业到地方工作，爸爸也就是这时转业分配到四川省公安厅工作，先后在成都市公安局西城区分局任副局长，后来在几个派出所任所长职务。1950年到1955年这个阶段的事情由于我还没有出生根本就不可能知道，只能凭借家里保存的老照片和我的大表哥赖叶声的回忆录可以得知一星半点。     

1958年的什么时间，那时我三岁左右，爸爸被调到四川省绵阳无线电（305厂，现在的长虹电视机厂的前身）厂工作，任保卫科科长。1959年底左右，爸爸又被调到四川省广旺矿务局所属广元县宝轮院煤矿工作，任劳动工资科科长。

爸爸的工作之所以发生那么大的变故，这一切的原因都是因为爸妈的婚姻关系所引起的。这些情况爸妈从来没有对我们说起过，我是2011年从我大舅舅的大儿子也就是我的大表哥赖叶声的回忆录里面得知的。

我妈妈名字叫赖瑞丰，在家里兄妹中排行老幺。我妈妈在成都高中读书期间，受到她的大嫂也就是我的大舅妈的影响，加入中国民主同盟进步组织，为迎接成都解放做了很多积极的工作。因此，在1984年，妈妈已经退休七年后经组织派人调查核实，为妈妈落实政策，转为离休干部。

妈妈参加工作之后，先后在成都市公安局的几个派出所工作过，后来随爸爸一起调动工作到绵阳无线电厂、宝轮院煤矿工作。

妈妈兄妹五人，上面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即我的大舅舅二舅舅，三姨四姨（四川话称呼“姨”为”嬢嬢niang niang”，大表哥赖叶声称呼我妈妈为“幺姑”或者“幺嬢”）。就是因为我大舅舅所谓的历史问题，莫名其妙的被弄去劳改，爸爸就因为与妈妈结婚被大舅舅的问题无辜牵连。后来，大舅舅因病去世，大表哥他们去奔丧处理后事才得知，大舅舅所谓的历史问题早已经平反，也早就在当地就业，并不是什么劳改犯。

【大表哥赖叶声回忆录关于他父亲我大舅舅的情况以及涉及我爸爸妈妈有关情况的回忆摘录（摘录中关于涉及我爸爸妈妈的相关内容为红字）：

... ...

三、父亲赖世平

  我父亲的命运比母亲更为悲惨。他年青时也追求进步，但又误入歧途，以致后半生不明不白地在劳改营中生活二十余年直到病故。当三个儿子接到通知到劳改营地为他料理后事时，才知他并未判刑，也没有戴帽（地、富、反、坏），属于人民。在抗战初期，他支持母亲奔赴延安，但又不愿同行。他帮助过不少革命人士，但因顾及家中老小，总不能跨出投身革命的一步。在家庭生活中也常与母亲发生争吵，生活也不幸福... ...

        就因这一问题，父亲解放后被关押审查达七年之久，直到中央一九五七年四月三十日对该组织作出合符实际的结论。认为该组织在理论、纲领和行动诸方面的均与“托派”不同，而且与托派无组织联系。该党主要领导成员当时仅为二十岁左右的青年，多数成员出身贫寒，求学不易。大都不满军阀统治，又受当时成都封建派别风起云涌之影响，幻想改造现实。纯系自发性的组织，应在“托派”问题上予以平反，并给有关在押人员以适当处理。这样我父亲在一九五七年七月获释。但由于与母亲离婚，在成都无落户之处，要求劳改部门安排工作。劳改部门也只好按刑满就业的规格安排他在劳改系统就业。

        而对此不明真象的母亲和我们这些子女，一直认为他曾被判刑劳改十年（当年曾在新罗路居民区宣布），提前释放，刑满就业于劳改部门。这一错误结论影响母亲和子女长达二十余年之久。直到他一九七五年病故，康定新都桥农场通知子女前去料理后事时，才正式告知我们他并未被判刑，未被戴帽，属于人民。可惜这一结论来得太晚了！

    ... ...小妹赖瑞丰（这是以大舅舅的口吻在叙事），一九四六年后基本上住在我家，父亲供她读当时在成都西门外茶店子的成县女中读书，这是成都有名的女子中学。幺姑（这是大表哥对母亲的称呼）在学校住读，只有星期日才回来，一直到一九四九年中学毕业。除四姑赖瑞兰落户重庆外，三姑、幺姑均落户成都。三姑一直与我家来往密切，解放后任小学教员直至七十年代末退休。幺姑在母亲帮助下解放前夕加入中国民主同盟，解放后参加公安部门工作，一九五一年（应该是一九五二年底左右）与南下干部李官定结婚，一九五八年调至广元宝轮院煤矿工作，八十年代初离休。

... ...

七、亲戚们

        解放前，特别是一九四四年住守经街时，我家亲戚众多，有的常年居住我家，一九四六年后，常住我家的亲戚很少，但亲戚之间的来往仍多。其实父亲方面的亲戚只有游三姑一家，幺姑是由父亲供其读成县女中，星期日才回来。

... ...

        真正一直保持联系的是父亲大妹和小妹，即三姑母一家和幺姑母一家。

    ... ...

幺姑解放后参加工作，分配在公安部门，后与成都市西城区公安分局副局长李官定结婚，李是山西人，南下干部，十分聪明正直。由于父亲关系的影响，李不久被调至铜车埂派出所任所长。这时幺姑把在罗江老家的婆婆也接到身旁。因有婆婆在幺姑处这一原因，我初中时常到铜车埂看望幺姑和婆婆，每次去他们总要为我改善伙食。幺姑两口开始是供给制，无力对我照顾，但改为薪金制后，多少对我有些帮助，特别是上高中时和考上大学时，为此我仍要感激一生。“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 ...       

因此，从以上大表哥所写的回忆录中关于我父母亲的回忆片段以及近期与大表哥微信联系表哥的回忆可以看出，爸爸在解放初期就担任了一定职务的领导，仅仅因为与妈妈的婚姻关系，无端受到大舅舅所谓的历史问题的牵连，一而再再而三的被降职外调，直到最后到宝轮院煤矿工作至离职休养。

尽管如此，可以从仅有的已知资料得知，爸爸是一位十分聪明正直能干的对党和国家极其忠诚的好干部，即使受到无辜牵连，仍然体现出一个入党多年的老共产党员坚强的信念，对于自己遭受到的不公遭遇，从来没有在子女面前流露抱怨过，仍然教育我们要热爱祖国热爱共产党。记得后来听妈妈说过，在60年代初国家遭遇困难的时期，爸爸主动申请把自己的干部职级降了两级，从十六级降为十八级（干部级别最低为二十三级），这在当时，是需要极大的勇气要克服很大的艰难困苦的，因为当时家里上有我的爷爷奶奶和外婆需要供养，家里还有四个孩子(以前还有一个弟弟老四，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因病去世)要抚养，那时的物资生活条件本来就很差，加上不多的工资收入又减少了一大截，爸爸妈妈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就是在这样困难的处境之中，爸爸依然充满了革命的乐观主义和奉献精神，从来没有在我们面前有一点的抱怨和后悔。工作上是那么的出色，在公安系统工作，深受领导和同事们的信任和尊重，到了企业上，工作发生变化，也毫无怨言的把工作干得有声有色井井有条。我记得在文革中，宝轮院煤矿有一次在一个地方发现有人书写了反动标语，尽管当时爸爸担任工资科科长没有在保卫科工作，出于对爸爸的信任和工作需要，领导还是安排爸爸负责出面调查处理此事。

因为历史的原因，爸爸的学历虽然不高，但是爸爸的逻辑思维能力极强，凡事都思考的非常缜密细致，这和爸爸的聪明才智以及爱学习是密不可分的。平时，我们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向爸爸请教，爸爸总是能够给予我们满意的解答。从爸爸那里，我总觉得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知识宝库。爸爸写得一手好字，这是很多人公认的，现在还能从爸爸的回忆录、书信、照片上的标记看到爸爸的手迹。我们小时候，爸爸就给我们订阅了《中国少年报》和其他少儿书刊，他自己则是《科学实验》、《科学画报》等科普期刊的忠实读者。那些年的《参考消息》可不是随便哪个人都能够订阅的，而是要一定职级的领导才能订阅，而爸爸则是长期订阅，积极关心国家和世界上的新闻大事。爸爸在绵阳无线电厂工作的时候，买了一台该厂生产的海燕牌台式收音机，应该说在当时也是一件非常时髦和算是有点奢侈的家用电器了。自从家里有了这台收音机之后，爸爸经常收听新闻节目和一些家乡电台的广播以及一些科技前沿的科普知识。我们正是受到爸爸的影响，我现在也是经常收听电台的广播节目。

爸爸的工作能力非常强，这他与生俱来的聪慧和努力学习密不可分。记得爸爸在宝轮院煤矿当劳动改造劳动工资科科长的时候，为了熟悉全矿一千多名干部职工，爸爸设计了一种表格，分别把各单位各部门的人员按照部门、单位和人员姓氏造册，每个人的基本情况一目了然，这样，在那个没有计算机的年代，一件工作量比较大又繁琐的任务，被爸爸轻松解决，通过这样的表格，能够很容易的知道哪个人姓甚名谁年龄籍贯工作单位，反正只要需要，哪怕说出一点点需要查找的人的信息，通过这样的表格，都能非常方便的找到需要查找的人。从现在的科技发达的情况下来看，这种表格的功能相当于现在的电脑和网络的搜索引擎，非常方便。爸爸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对这么大一个单位一千多干部和工人全部认识并且能够熟知他们的基本情况。

还有一个事情也让我印象十分深刻，那个时候，通讯不发达，交通不便，爸爸又经常出差，为了出行便利，爸爸自己把经常需要以及可能需要出行地方的火车时刻表及公交班车的时刻表自己画出来，这些表格上面，某地到某地的里程、车次、各种票价等内容一目了然清晰可见，我那时十来岁没有出过门，但是，拿到这些表格能够轻松知道去哪里该怎样走？坐什么车？多少钱？很是方便。

爸爸对待一起工作的同事以及对待周围邻居，极为谦逊和蔼可亲，遇到谁家有困难，总是及时的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这是我们记事之后所耳闻目睹的。我记得大约是上世纪1973、4年的一天，同爸爸以前在绵阳无线电厂工作过的干部和工人一行十来个人一起来到家里，他们是支援三线建设调到广元这边建厂过来工作的，他们过来不久就到家里来看望爸爸。其实，爸爸在绵阳无线电厂工作的时间并不长，前后就是一年左右，时隔十多年，这些曾经的同事仍然念念不忘爸爸在绵阳和他们朝夕相处同甘共苦的日子，有些人爸爸都记不得名字了，但是他们还是清晰的回忆起爸爸对他们的关心和帮助，深深地感谢曾经的老领导的关爱。从这件事可以折射出爸爸的人格魅力。在本单位，那些同事不论是工人干部还是领导，对爸爸都是非常敬重，尊称“老革命”。在宝轮院煤矿，有很多军队转业干部担任各级领导职务，这些人来自全国各地，我记得就有福建的一个老红军，山西的两个“三八式”（指1938年左右参加革命的老干部），还有山东、陕西、河南、江苏、安徽、河北、湖北、湖南等地的老干部，当然，这些人当中，资历最老的就是老红军和三八式，爸爸就是三八式之一。但是，爸爸从不居功自傲倚老卖老（资格），谦逊待人。在家里，爸爸曾经有一个珍藏的小布袋，里面有十多枚爸爸在部队荣获的奖章和纪念章，我也曾经好几次拿出来看过。非常遗憾的是，在后来好几次的搬家之后，这些奖章和纪念章被遗失了，现在才知道它的珍贵。当然，我在妈妈去世之后，整理编辑家里的老照片的时候也说过，即使这些物质的东西没有了，爸爸妈妈的革命精神依然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依然会激励鞭策我们。

记忆中，印象很深的事情就是文化大革命中，很多老干部都受到冲击。一段时间以来，那些造反派成天好像打了鸡血一样，非常的亢奋，十分热衷于抓人出来批斗，以体现自己的左派“革命者”的战斗性，那段时间几乎天天都有被抓出来批斗的人，但是，好像爸爸没有受到多大的影响。不知道在办公室有没有这方面的事情，因为，以前毕竟爸爸因为家庭大舅舅关系的原因被降职，在大范围是没有听到看到爸爸受冲击被批斗的情况，有些人还调侃说爸爸的名字取得好。

其实，在文革中，曾经还是有一些人企图批斗爸爸找他麻烦的。我知道有这样一件事，因为爸爸是劳动工资科科长，职工的工资调整都要经过工资科，其中有些人就认为自己工资低没有涨工资是爸爸在利用职权在故意整他们。爸爸作为一个入党多年的老党员老干部，在工作上是极为讲原则的，这么大一个单位那么多的干部职工，若是哪个就能够随随便便的涨工资，不然岂不乱套了？面对那些无理取闹的少数人，尽管他们想借用文化大革命那个混乱的局面，组织起来起哄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被爸爸有理有据的一一化解。 一次，我和几个小伙伴一起在矿区办公室附近玩，听到那边闹哄哄的，一个跑到前面的小伙伴喊我说，他们在你爸爸那里闹呢。我们几个到那边一看，一间小小的办公室，居然挤满了人，这些人都气势汹汹的围着爸爸大喊大叫，质问爸爸为什么不给他们涨工资？但是，爸爸仍然大义凛然，耐心细致的给这些人解释政策规定，从事技术工种的按照技术评定等级调整工作，普通工种的一般根据参加工作年限和工作表现比如是否评为劳模和先进工作者的条件。我知道的当时单位就只有两个技术等级达到八级的工人，这两人的孩子我们都是同学小伙伴呢，他们一个是原国民党军队里修飞机的，另外一个是八级钳工，这是工人里最高级别的（工人实行八级工资制，一级最低，八级最高）。爸爸从事劳动工资工作也好几年了，由于爸爸对每个职工的工作单位工作性质技术状况工作年限情况都非常熟悉，加之平时非常注重学习，那些劳动工资相关的政策文件都烂熟于心，根本用不着翻文件，爸爸就把相关的政策规定文件精神哪个文件哪个条款讲给这些人听。有些人在一边还不相信这些政策规定，旁边的工资科办事员就立即找出政策文件规定，印证爸爸给他们的解答，使得那些人的闹腾无果而终。凭着爸爸多年来以对党和国家的忠诚、严谨、正派、坚持原则、勇于奉献的工作作风和平易近人的为人风格，使得那些造反派没有把柄和理由来整爸爸，因为没有人能够支持他们的胡作非为。

1966年夏天，正当文化大革命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组织上安排爸爸到北戴河疗养了一个多月，也可以看出党组织和领导对爸爸这样一位老革命的认可和关心和爱护。

我们从小接受到爸爸传统的教育，要求我们一定要学做正派的、积极上进的人。文革中，学校停课，我们本来正是读书学习的大好年华，却成天无所事事，爸爸把这些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尽管学校没有上课了，爸爸还是敦促我们自己不要把书本丢了，还是要我们坚持自己学习，只是可惜我们没有在那个大好年华里多学习一点知识。

记得曾经有一次，我打球把脚扭伤了，回来在家里揉药酒，刚好隔壁邻居大妈突发疾病，我当时也不知道，后来，大妈的儿子赶回来把大妈背到医院及时抢救才没有出大问题，我也是听到外面人声吵杂出门查看才知道隔壁发生了什么事。爸爸后来知道我当时在家而没有去帮助送病人，对我非常生气，责怪我为什么不去帮助救人于危难？而爸爸责怪我的时候也不知道我是因为脚被扭伤，后来，明白了情况才没有继续批评我。从这些小事情可以看出，从爸爸妈妈身上言传身教我们耳濡目染所感受到的最根本的就是四个字，大爱、善良。

记得好像是1970 年代末还是1980年，国家实行老干部离职休养的制度，爸爸成为第一批离休干部。

因为以前家庭条件和生活环境差，爸爸的身体历来不好，早就查处患有风湿性心脏病，在爸爸离休之前两年，爸爸就经常因病住院治疗。1981年初，我从部队退伍回到宝轮院煤矿，刚回来不久，爸爸就病重住院，当时的医疗条件非常差，爸爸的病根本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三月初，爸爸自己也感到不久于人世，一天，他专门把党委书记和矿长找去，对他们谈了自己的想法，他没有对自己和家庭向党组织和单位提什么要求，而是对矿山的未来发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谈到自己的后事，只是谈了“一切从简”，充分体现出一个老共产党员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的高风亮节和伟大情操。我当时站在病房门口，听到爸爸那些话，眼泪止不住的哗哗的流。后来，爸爸在我单独在跟前的时候对我说，你还是在部队锻炼过回来的，不能那样经不起任何事。但是，面对这样和自己亲爱的父亲生离死别的情景又有谁能够控制住自己的感情？

1981年3月12日晚，爸爸经历了多年的疾病折磨，走完了自己58岁的人生道路。爸爸的一生，是不平凡的一生、是受尽磨难的一生，但也是为党为革命奋斗的一生。到爸爸去世时，党龄就有四十多年。爸爸在其革命生涯中，尽管受到不公待遇，但是，爸爸没有任何的怨言，仍然是义无反顾的为党的事业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的努力工作，忠实的履行了自己的入党誓言，体现一名共产党员的铮铮铁骨和对党的赤胆忠心。

因为爸爸自青年时期就离家在外，没能陪伴照顾到爷爷奶奶，这一点，爸爸也深感歉疚，因此，爸爸病重期间，向组织上提出的唯一涉及个人的要求就是，自己去世后请把自己的骨灰送到老家，葬到爷爷奶奶的墓地脚下，以这样的方式来了却自己的心愿尽到自己的孝道。爸爸的遗体火化后，单位安排组织部门的负责人和家属一起，把爸爸的骨灰护送到山西省岢岚县西豹峪老家，埋葬在了爷爷奶奶的墓地旁边，这样，一位从这里走出去的年轻人，走遍了祖国很多地方经过了多年的拼搏努力为党为国家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的老共产党员，最终落叶归根。

爸爸虽然离开我们近四十年了，但是，爸爸的革命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我们兄妹三人没有辜负爸爸的教育和期望，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都做到了恪尽职守尽职履责努力工作，为各自单位的建设和发展        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爸爸的孙辈们个个也是很出色，在各自单位工作中崭露头角深受好评。爸爸已有的两个重孙辈，大的一个以优异成绩考取绵阳市重点中学高中，小的一个现在还在幼儿园，也极其聪明伶俐可爱。爸爸的后辈人的成长进步可以告慰爸爸的英灵。

                                     李  平

                               2019年11月于海南 博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