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星期三还在电话里跟玛琍谈起戴廷斌的病情。杨大姐告知，戴指导是胃癌晚期，已经难有治愈的奇迹出现。这消息让我心里沉甸甸的。但是，怎么也想不到三天之后，老戴便离他钟爱的人们和排球而去，走得那样急……
     68岁的人，本来还能再做很多事情，直到生命的最后一两年，甚至最后几个月，他还在奔走忙碌，为了中国的男排──那是很多人都看不出有多大希望的项目，为了赵蕊蕊和冯坤──那是很多人都认为难以康复的女排伤号。老戴要尽一份心，出一份力。他不去想什么奇迹，只是闷头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

 
    第一次见戴指导，是25年前在上海衡山宾馆。中国队在万体馆参加上海国际男排邀请赛，赛前准备会在戴指导房间里举行。当时的领队孙志安，助理教练容植聪，都是排球圈里的大好人。队员们有坐在床沿上的，也有坐在地板上的。会议结束前，戴指导问我：“记者有什么要讲的吗？”那时，我当记者只有几个月，还是第一次出差采访，赶忙摇头说“没有，没有”。（直到1995年我随男排到日本参加世界杯赛，主教练沈富麟在准备会后向我提出同样的问题，一下子让我回想起自己初出茅庐时的情景。）

 
    1982年这次采访，我跟着男排一路同行，从上海打到南京，多少了解了男排，也多少了解了戴指导。更多的则是直接从一位国家队主教练那里学到了排球的ABC。回到北京后，有一次男排在训练局里训练后，戴指导招呼队员们在球网前站成两排拍照，那完全是应我的要求，因为只有我一名记者，手里拿着一部老式的亚西卡相机。

 
    那一年，男排经过调整，开始备战新德里亚运会和世界锦标赛。当时的队员有八一队的陈刚、王铁山、侯晓非，福建的汪嘉伟、徐真、郭明，江苏的曹平、邸安和、薛永业，北京的潘利军，队长是辽宁的胡进和上海的沈富麟。队伍整体实力不错，队员个人特点突出，可惜强攻的火力欠缺，最终没能在世界大赛上有所突破，这也成了戴廷斌后来辞职的原因。在那个时代，主教练辞职的做法很难被人理解和接受。

 
    第二次见戴指导，是10年前，在排管中心副主任高沈阳的办公室里。排球联赛改革起步不久，排球运动管理中心也成立不久，已经不再带队的老戴专做技术调研，应约接受我的采访。像当年一样，只要是关于排球的，问什么都可以，他不紧不忙地述说着自己的看法，从发球到攻防，逐一道来。

 
    男排跳发球是戴指导带队时徐真开始练的，但此时戴指导很不满意的正是中国男排球员的跳发球。他说，高质量的跳发球成了欧美强队比赛中争取主动的有效手段，可在中国的联赛中使用跳发球次数和发球力度明显落后于潮流。即便像河南队谢国臣、辽宁队李铁鸣等发球有特点的球员，球速也不过每小时90公里，而世界优秀球员的跳发球球速可达每小时110公里以上。

 
    戴指导认为，后排进攻在世界排坛已经完成了从尝试到战术形成的过程，强劲的远网扣杀丰富了进攻，促进了防守，为排球比赛在高快结合之上增添了前后排结合。中国运动员的身体条件并非打不了后排进攻，实战中命中率也不算低，却不敢大胆坚持，仅是偶一为之。女排队员的后排扣球徒有其表，杀伤力很有限。

 
    今天看来，老戴提出的问题依然是提高中国排球实力的重要环节。

 
    第三次见戴指导，是几个月前，在排管中心办公楼门前相遇。高高的，瘦瘦的，走路从来都是慢慢的，稳稳的，还是那么热情，那么平和，哪像是年近古稀，更不像病患在身。真的，一点儿都看不出来。谁知竟已时日无多！

 
    北大学子喊出“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源自中国男排击败韩国队的一场比赛。那时，我正在北大上学，大家为男排骄傲，却无人留意设计和指挥这场胜仗的主帅戴廷斌。现代排球多种快攻技术和战术组合所经历的发展过程中，戴指导功不可没，绝对值得立上一座碑石。

 
    爱兵如子的戴廷斌生性好静，训练中从来不高声呵斥，却喜欢队员们活跃，甚至顽皮。当年麾下那一帮调皮鬼，后来大多当过甲级队主教练，“沈富麟就属于敢对着墙根撒尿的那种，鬼机灵”，言语间透着老戴的一种慈爱。

 
    我深知，男排上不去，老戴心不甘！

 
    我深信，九泉之下，老戴还惦记着男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