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蒋天枢不幸去世时,与蒋同为清华研究院毕业生的著名学者姜亮夫曾发来一份与众不同的唁电,开头即云:义宁陈寅恪先生全集是您收集、编纂、考订,是我们同学中最大的成就者。
把整理陈寅恪文集视为蒋天枢一生最重要的成就,在局外人看来,或许感觉未免看低了蒋天枢的学术水平,不过,从《陈寅恪文集》出版后,“陈寅恪热”迄今不衰的情况看,对蒋天枢来说,却是当之无愧的。
蒋天枢(1903-1988),字秉南。1927年考入清华研究院国学门,师从陈寅恪、梁启超学习文史。1929年毕业后,曾任东北大学教授。1943年起,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1985年后转任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早年在清华时期,蒋天枢专攻清代学术史,毕业时所写论文《全谢山先生年谱》,以扎实的考据而得梁启超的赞誉。抗战时期,蒋天枢转而致力于先秦两汉文学与《三国志》的研究;50年代起专攻《楚辞》,晚年出版了《楚辞论文集》、《楚辞校释》二书。
尽管作为陈寅恪的及门弟子,蒋天枢与老师之间的联系从未间断过,但是,陈寅恪将整理身后著作之事托付给他却在1964年——在给周扬的信中蒋也提到这一点。在持续不衰的“陈寅恪热”中,论者常对陈寅恪能如此准确地选择蒋天枢这样可信赖的弟子感到惊讶。陈寅恪的选择,固然有蒋天枢忠实敦厚、正直无私的人品因素在内,但更多的还是学术一脉:作为弟子的蒋天枢,继承了陈寅恪一整套的独特治学方法——将蒋天枢有关《楚辞》的著作与陈寅恪的名篇《元白诗笺证稿》等相比较,其学术传承之一脉便一目了然。
因为有这样的学术传承,在1964年接受陈寅恪重托之前,蒋天枢已经参与乃师的著作整理及联系出版事宜。1950年冬,《元白诗笺证稿》出版后,陈寅恪即寄给蒋天枢。次年又寄赠了新发表的《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等论文。1953年9月,蒋天枢专程赴广州晋谒陈寅恪。此行并非泛泛的谒师,而实关系到陈寅恪着书的保存与流布。当时,陈请蒋过录《元白诗笺证稿》的校订之文带回上海,并让蒋抄录其尚不愿公之于世的一批诗作,即由北京南来的作品。此后十余年,蒋天枢一方面承担了为陈寅恪著作刊行与有关出版社联系事宜,另一方面又花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参与协助陈修订旧作、撰写新作的工作。前者如《元白诗笺证稿》一书。该书出版后,1955年又出修订本,所据底本即蒋1953年在广州遵陈嘱过录校文携回上海的那个本子,由蒋在沪录副后寄往北京。1958年第二次修订本,底本则是1956年陈寄给蒋的两部“再校清录本”之一。这次,陈并将《金明馆丛编初稿》一书一同寄来,交蒋联系出版事宜。后者如陈晚年的名作之一《论再生缘》,其撰述的直接动因便是蒋从上海寄赠了《再生缘》弹词的道光刊本和《申报》馆排印本各一部,激发了陈的研究热情;而陈的《柳如是别传》从1954年起笔开始,蒋就参与了协助搜集、考辩有关史料的基础性工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两人书信往还的主要话题就是钱谦益和柳如是。蒋将在上海搜集到的有关史料抄录给陈,陈再提出所应继续查找的材料让蒋继续搜寻,如此往复不已。到了1964年,蒋天枢自然成为编校陈寅恪文集的最佳人选了。
1964年,陈寅恪将著述托付蒋天枢后,即开始晚年最后一部著作《寒柳堂记梦未定稿》的撰写工作。但“文革”爆发后即“未及完成而难作”(蒋天枢语)。“文革”结束后,蒋天枢从陈寅恪女儿处得知有关《寒柳堂记梦未定稿》的种种情况——在前引蒋天枢的信中有明确的交代——后,即想方设法搜求。在致信习仲勋之后,又通过与周扬相熟的王元化再函周扬,希望通过官方努力达到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