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以升夫妇和四个女儿左起于燕于美于璋于冬︵摄于1948年︶

　茅以升与小女儿茅玉麟

   茅以升与权桂云在天安门城楼

　　茅以升是一个非常重感情的人，无论是对妻子、子女，还是对亲戚朋友。他的一生中有两个重要的女人，共育有七个子女。这个大家庭的生活中有苦有甜，有喜有悲。一家人相亲相爱，敬老扶幼，倒也过得自然和谐。只是晚年因情感纠葛，子女误解，使得茅以升颇为痛心。《我们家的人和事儿》（江苏文艺出版社）一书的作者茅青自幼在茅家长大，通过茅家亲友的回忆，她在书中记录了叔公茅以升的婚姻、爱情与家庭生活，使人们看到了科学家茅以升居家过日子的一面，喜怒哀乐、爱恨情愁的一面，娇纵子女、依恋家庭的一面。

　　 一场惊吓导致妻子忧郁

　　 茅以升的妻子戴传蕙是父母作主定下的，订婚时茅以升年仅17岁，妻子18岁。戴传蕙生于江苏扬州一个诗书之家，父亲戴祝尧的文学水平和书法在当地是一流的，终身以教书为业，同茅家应是门当户对。戴家同茅家有亲戚关系，戴传蕙的三婶就是茅以升的姨妈，正是通过这位姨妈的撮合，二人结下了姻缘。戴传蕙身材高挑，气度娴雅，脸庞圆润甜美，茅以升一见面就非常喜欢。1912年，两人正式结婚，结婚时茅以升送给妻子的礼物是沈三白的《浮生六记》。结婚后茅以升回到唐山读书，毕业后又去美国留学，妻子戴传蕙独自带着长子茅于越在婆家过大家庭生活。当时茅以升的祖父茅谦尚健在，但不住在一起。茅以升兄嫂弟妹一家十几口人住在一个屋檐下，免不了有磕磕碰碰，在这种大家庭中生活很不容易。戴传蕙受过老式教育，知书达理，写得一手端丽的小楷，性格温和，很少提出什么特殊要求，也不善管家。但公婆待她很不错，尤其顾及到茅以升出门在外，她独自养儿，再加上她又是亲戚的女儿，戴传蕙生活中不会吃很多亏。尽管如此，戴传蕙仍旧渴望小家庭的生活，茅以升回国并找到工作后，他们便建立了自己的小家庭。
　　 戴传蕙身体一直虚弱多病同生活动荡不无关系，她自己算过一笔账，在 1929年至1934年，仅几年的时间，她看过的中西医就达一百人以上。但从1934年起，戴传蕙的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仅是生理上的不适，精神上也开始错乱。她的许多症状从现在的医学角度来看应该属于忧郁症，如彻夜不眠、话语不清、举止反常等。当时茅以升刚刚接手建钱塘江桥，本来就繁忙，妻子病倒后他更是心急如焚，惊慌失措。好在亲友很多，茅以升的母亲、戴传蕙的母亲和妹妹等都来轮流照看。茅以升遍请杭州的医生诊治，都没有什么效果。
　　 戴传蕙的病情日益严重，她经常自言自语，言语中主要是对自己的责难。她曾经几次自杀未遂，留下的遗书茅以升一直保留着。但有意思的是，一有生客来访，戴传蕙立即恢复正常，出门上路也行事如常，外人看不出她有病，可一回家见到亲人马上犯病。此外，戴传蕙患病期间照样能够写信，且文通理顺，根本不像一个病人的文笔。家中需要回复的信，给子女或给亲友的信都由她执笔。从这些症状看，她得的病又像癔病。
　　 茅以升后来听说协和医院有专家发明睡眠法，睡觉十天，醒后自愈，便带着妻子去协和求医，医生为她试了睡眠法，似乎有些作用，但医生还告诫说，这种病只能慢养，不可心急。茅以升长女茅于美回忆：母亲的病主要是焦虑造成的。最初是因茅以升在镇江任水利局长时，堤坝倒塌他负一定的责任，这一事件使戴传蕙受了一场惊吓，但当时尚未发病。直到建钱塘江桥遇到困难，戴传蕙担心丈夫又会遇到麻烦，心焦如焚导致生病。她经常自言自语的一句话就是：大桥不会修成的，即使修成将来也不会善终。她几次轻生就是不愿意见到茅以升再一次身败名裂。最后大桥建好，戴传蕙的病自然而愈，看来心病还得心药治。此后戴传蕙的忧郁症再也没有复发过。

　　 “金屋藏娇”被曝光

　　 茅以升在正室外娶了另一个女人，但他同妻子仍旧非常相爱，不离不弃，在妻子重病期间，茅以升始终非常耐心地关爱照顾妻子。对出身贫困家庭的外室权桂云，茅以升也非常爱惜，直到年老并受到家庭和社会的强大压力时，他都不愿意遗弃这个已经同自己生活了很久的女人。
　　 权桂云1925年生于苏州，父亲曾在苏州某警察局当过局长，但因肺病很早就去世了。母亲姓郝，独自带着五个女儿艰难生活。为了拉扯几个孩子长大，母亲帮人做针线维持生计。权桂云是家中的老四，性格温顺，外表秀美，身材娇小，操一口吴侬软语。1946年，茅以升当时在上海工作，妻子戴传蕙在南京，处于两地分居状态。茅以升经一位朋友介绍同权桂云相识，见到权桂云后，他立刻对眼前这个妩媚端正的女孩产生了好感。尽管年龄悬殊，权桂云也非常喜欢茅以升，觉得茅以升对人和善，脾气好，会心疼人，又会讲故事，非常幽默。权桂云文化不高，却温柔体贴，忍辱负重，安于现状，从不提任何过高的要求。
　　 解放初期，茅以升遇到的最大一件麻烦事就是私生活的曝光，这给茅以升晚年生活蒙上了巨大的阴影。据茅以升的女儿茅于燕回忆：1950年，中国掀起了“忠诚老实运动”，每人都必须将自己的隐私全部讲出来，包括政治问题也包括家庭生活，这给茅以升造成了沉重的思想负担。解放后，他曾经问过权桂云是否愿意离开他。权桂云当时只有25岁，不愁找不到如意郎君，但她却不愿意离开茅以升，茅以升内心当然也不愿权桂云离他而去。但茅以升从未想过抛弃结发妻子，他与戴传蕙感情一直很好。戴传蕙曾经患过严重的忧郁症，茅以升不想让妻子再次受刺激，
　　 因此他有外室的事情一直对妻子隐瞒着。本来以为也许可以相安无事，但“忠诚老实运动”开始后，茅以升被迫向组织交代了他的“资产阶级生活”，也就是他置外室的情况。在公私生活完全不分的年代，是否交代自己的问题已经上升至政治觉悟的层面。在单位作出了交代，在家就不可能再隐瞒下去了，他不得不回家告诉妻子，这对他来说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一来担心妻子难以接受，再次犯病，二来不知如何处理权桂云的去留。但向妻子交代已经是迫在眉睫，不说不行了。
　　 茅以升一直在寻找合适的机会向妻子吐露隐情。一天，茅以升同妻子闲谈，妻子谈兴正浓，说到一位朋友的外室在上海报纸上刊登广告公开披露自己被遗弃的事情。妻子说，外室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给男人难堪。她还评论说，这一定是朋友的正室逼得太紧，逼她丈夫同外室断绝关系，丈夫没有办法，只好遗弃这位外室，外室便用这个方法来报复一下。戴传蕙的话给茅以升带来一点信心。茅以升想，看来妻子还是很大度的，也许会接受自己有外室的事实，这时候如果顺水推舟，承认外室的事情可能会被妻子理解。茅以升于是将他同权桂云从结识到在一起生活并有一个女儿的事情大胆地对妻子说了。尽管茅以升料到这一坦白会使妻子难过，但他却没想到妻子的反应异常强烈，“妻子听了顿时变色，一语不发”。
　　 在戴传蕙眼里，丈夫为人正直，对自己从无二心，夫妻二人的关系始终和谐美满，她从未料到丈夫娶了二房。从此以后，戴传蕙心情一直不好。茅以升的外孙女徐依协回忆说：外婆从来眉头紧锁，心事重重，好像没有高兴过。因为她出生时，外婆已经生活在一种难言的痛苦之中。妻子的强烈反应使茅以升的生活陷入了被动、烦恼、焦虑之中。妻子知情后意味着孩子们也将知情，亲戚朋友都将知情，个人的隐私将完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文革”刚开始不久，戴传蕙就去世了，主要是因惊吓丧命的。
　　 茅以升在《蕙君年谱》一书中写下了对妻子一生的评语：外宁内忧，似福多难。他为妻子写下的悼词是：一世操劳，半生忧悴，负卿曷极；满门遗爱，万里留芳，惠我何多。
　　 深陷家庭矛盾中 俗话云，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茅以升有五女两男，同戴传蕙育有六个子女，同权桂云育有一女，名茅玉麟。尽管工作繁忙，他仍会抽出时间帮助和解决子女的问题。他在回忆录中详细记载了每个子女各个阶段的情况。他的长女茅于美曾回忆说，父亲与其他人不同，从不把家小丢在一边，而是每次调换工作都要全家一起跟着他走。他愿意同全家人在一起。每个子女的入学、工作、婚姻、家庭等情况他都非常关心。当然由于中国传统观念，茅以升对两个儿子更加偏爱和重视一些，但是对几个女儿也非常好。他曾为次子茅于润的爱情和婚姻非常焦虑，对长子茅于越有求必应，晚年对小女儿茅玉麟也呵护爱怜。
　　 茅以升19岁就有了长子茅于越，由于他后来出国留学，茅于越主要由母亲戴传蕙带大，同母亲的感情自然也更加深厚。茅于越1949年起就在联合国所属的国际电讯联盟工作，解放后他仍旧留在瑞士联合国机构工作。虽然曾经短期回国探亲，但因长期居住在国外，父母对他的思念之情非常强烈。戴传蕙去世时正值“文革”，茅于越未能回来为母亲送终，令他万分遗憾。直到1972 年，一些海外华侨可以回国，茅于越夫妇便带着女儿踏上回国征途。
　　 那时权桂云与女儿茅玉麟已经搬来同茅以升住在一起。茅于越夫妇向茅以升表示，只要权桂云在家，他们便不肯进家门，非要权女士离开不可。茅以升因此非常为难。
　　 茅以升有什么事情都来找我大舅妈（茅于轼的夫人）商量，这次也不例外，他求我大舅妈想想办法，看怎么才能摆平这件事情。大舅妈于是找到权桂云给她做工作。权桂云通情达理，答应同女儿暂回苏州老家，茅以升也很高兴，立即转告儿子可以回家住。茅于越回来那天，全家出动去机场欢迎，我大舅妈代表我外婆外公也去迎接远道归来的亲人。哪里想到，茅于越到北京后仍旧表示不回家住，要住在宾馆。不仅如此，他连家门也不肯进，亲友们想见他就去宾馆，于是亲友们只好天天往友谊宾馆跑，连年近八旬的老父也不例外，好不辛苦。茅于越当时来拜访过我外祖父，吃饭时，茅以升也来了。席间，我大舅妈劝他们说，尽管理解他们对母亲的感情，但现在要从现实情况出发，父亲年龄大了，需要人照顾，而且是既成事实，应该接受。但是茅于越仍旧表示不愿接受权桂云。据我大舅妈回忆，茅以升那天甚至说：“你怎样才能接受呢？是不是要我给你下跪？”
　　 茅以升晚年内心的痛苦和受挫感非常强烈。据他小女儿茅玉麟回忆，茅以升本来就有胃痉挛的毛病，只要精神紧张就会犯病。因家庭矛盾，茅以升不止一次犯病。

　　 外室权桂云低调生活

　　 权桂云搬来同茅以升住在一起，对权桂云来说，二十年来，她第一次能同自己的男人生活在一起，对他们的女儿茅玉麟来说，十几年来，她第一次有了一个正常的家庭，但是她们没有料到的是，茅以升的子女和亲友很难接受她们。虽然茅以升的子女也认为权桂云是一个好人：她脾气温和，为人低调，从不张扬。但是另一方面，这些子女又难以接受父亲曾有外室的事实，他们认为是父亲造成了母亲的痛苦。
　　 为了得到茅以升子女的承认，权桂云尽其所能：帮助茅以升料理家务，照顾他的衣食住行。“文革”期间茅以升的子女下放干校，孩子们留在北京时，权桂云精心地照看他们，她想尽量做得更好以赢得亲友的好感。但是茅以升的子女特别是他在国外的儿子，对权桂云始终怀有无法释怀的怨恨。即便母亲戴传蕙已经去世，即便权桂云住进茅家后不到十年也病逝，这些子女们仍旧不放过他们的老父亲。我曾亲眼目睹茅以升遭亲友指责的场面，他对此的态度是一言不发。他的大女婿徐旋后来对我说，这是茅以升采取的对策：以沉默做抵抗，以无言来反击。
　　 茅以升曾向妻子戴传蕙保证要替权桂云找一个工作，但他又不忍心让一个没有生活技能、文化程度不高、心地善良却身体虚弱的女人独自面对严酷的世界。和妻子分手？他更不可能丢掉生活了五十多年，共同经历无数风风雨雨的妻子和一家人。自从他“金屋藏娇”被曝光以来，他的家庭生活就变得非常痛苦。几十年生活在负罪感之下，对妻子、对子女、对权桂云和他们的女儿玉麟，他都感到内疚。他写过检讨信，一封又一封，乞求原谅，他承认犯错，向党认错，也向子女认错。茅以升的小女儿茅玉麟回忆说：“母亲就是因为很清楚父亲受到的精神上的折磨，所以她的心情也非常忧郁。她知道这一切都是冲她来的。母亲是一个不会反抗的人，逆来顺受，但也许不会反抗更好，如果天天反抗吵闹，我父亲可能更不好受。她还是个非常勤俭克己的人，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母亲每年都会说：‘明年不死我就做一件棉袄。’因为她身上那件黑棉袄穿的时间太长了。可是直到死她也没有做成新棉袄。”

　　 女伴病榻，子绝父情

　　 茅以升除了神经性胃溃疡以外没有其他疾病，88岁以后视力严重衰退，90岁以后身体开始衰弱。1987年，茅以升因发高烧住院，在他身边照顾他的主要是小女儿茅玉麟。茅玉麟小的时候与父亲在一起的机会不多，父亲去世前只有她在身旁陪伴。几十年过去了，茅玉麟仍旧清楚地记得陪伴父亲度过的最后时光。
　　 茅以升晚年对小女儿茅玉麟一直放心不下。茅玉麟初中毕业就在工厂工作，婚姻生活也遇挫折。茅以升想，按照中国传统的说法，长兄如父，他的大儿子茅于越应该关照最小的妹妹茅玉麟。1979年，茅以升借去欧洲访问的机会，去了长子在瑞士的家。茅以升就把自己的想法对长子说了。但是不曾想到，茅于越听了非常生气，不但回绝了父亲的要求而且从此再也不理父亲了。可是父亲却始终念念不忘这个儿子。据亲友回忆，在他病重住院时，本以为茅于越会原谅他，会给他写封信，但儿子一直没有来信。茅以升天天盼望着，只等着有封信来，在弥留之际他仍旧念叨儿子。家人于是想了一个办法：编造了一封茅于越的信，对他说：儿子来信了！然后把信念给他听，茅以升于是手里捏着这封信告别了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