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在某一次聚会中，记者听说成都蒲江县有一位好检察官，患了绝症仍坚持在岗位贡献多年。当时，朋友们赞他：“人太好了，27年办理案子没有冤假错案，舍己帮助困难群众，难得一见的好公务员。”

今年2月，记者来到蒲江，寻访这位好检察官的足迹。同事们纷纷赞他的敬业和无私，因怀孕而行动不便的女儿每天向在医院照顾父亲的妈妈打听消息，她无力地说道：“爸爸现在全身浮肿，输液都只能插入胸口了。”受助的人们不太理解《刑事受害人救助机制》的具体内容，却都知道是一位王检察官为他们赢得了受助权，为他们带来了雪中送炭的温暖。受助人除了不断地表达对他感激，就是向记者打听他的病情，抹泪、祝福甚至希望能去看望。

患病的老王：拿共产党的工资就要对得起那份工作

记者回到成都，来到市三医院。推门进去，刚好从洗手间走出来两个人，戴着眼镜身材瘦弱的中年妇女一边高举着输液袋，一边小心翼翼地搀扶着身边头戴帽子脸庞红肿的中年男子，两个人慢慢扶持着移向两米外靠窗的病床。待他躺下后，记者认出了他——王芝良，成都市蒲江县检察官。

“2005年老王被检查出来得了血癌(慢性粒细胞白血病)，刚查出来那段时间，白血球增长很快，我们都好担心，说劝他先放下工作好好养病，他不听。我又说‘没生病身体好时你可以多做点，但病重了何必那么卖命，平时上半天班后做完工资可以回家休息半天嘛’。”看了下躺在身旁的老王，与之结婚30年的姚大姐继续说道，“那时检察院的人少，能上手的人更少，他说自己是骨干人员必须要去做好工作，硬要去上班。为此，我们都顶了好多次。”

老王看着妻子，用微弱的声音回答说：“在单位上班，有利于病情好转。”

“是啊，他还说拿共产党的工资就要对得起那份工作，他对工作的执着让我们没有办法再劝，只得让他去。”姚大姐摇头叹息。

“刚开始认识的时候，就发现他为人老实、工作又踏实，就认定了这个人。”姚大姐和老王是经媒人介绍的，当时她就看中了王芝良的这两大特点。虽然对废寝忘食工作的老王有怨言，但30年来姚大姐是刀子嘴豆腐心，嘴上埋怨但仍然全力支持老王的工作。

“对待孩子，老王没有过多的方法去约束他们。但每次下乡后回来，他会给娃娃上一次教育课，说乡下的孩子条件很苦，可他们依然很努力学习，告诫自己的孩子拥有这么好的条件，要好好珍惜好好学习。”

老王的主治医生说：“现在对老王用了最有效的药，可是都不起作用了。他的脾脏不断在长大，总体情况非常不好。可他比较能忍，很少听到他呻吟也不会听到他有怨言。”

检察官王芝良：27年无错案

1998年，中国农业银行蒲江县支行大塘营业所会计卢某某利用职务之便，将公款占为己有并携款外逃。案发后，王芝良被指令负责查帐工作，由于卢某某涉案时间长达三年，业务票据上万笔，涉案金额到底有多少谁也不知道，只有一张一张地从票据中查证。王芝良会同银行工作人员在大塘营业所狭小封闭的档案室内，冒着六月的难耐酷暑，忍受蚊虫叮咬，连续三天每天工作近15个小时。就这样他们很快查清了卢某某采取用虚假身份证冒名套取储户存款、以大化小手段开“鸳鸯存单”、利用银行内部往来从对公帐户套取现金等方式，共计侵占32笔、218万元公款。由于证据固定及时、扎实，卢某某被抓捕后不得不认罪伏法，该案共为国家挽回了100余万元的经济损失，办案组被省检察院荣记二等功。

2005年8月，蒲江县朝阳湖镇的曹某夫妇因为邻居把橘柑树种到自己田地里，而与之发生冲突，双方互殴都被打伤，但曹某夫妇却被法院判决承担全部责任，赔偿对方5000多元。夫妇俩认为不公，不断外出打工挣钱，凑集资金到处上访，希望讨回公道。时任民行科科长的王芝良结案后，认真研究了案情和相关法律法规，带病深入案发地，经多番调查，依法提请市检察院抗诉。第一次抗诉没有音讯，王芝良和同事又多次对案子进行调查，第二次抗诉终于成功。消息传来，曹某夫妇抹去多年的辛酸泪，泣不成声地说：“我们终于可以在相亲面前抬头做人、安心生活了。”

翻看王芝良的工作简历和所获表彰奖励：县检察院先进工作者、县检察院优秀共产党员、市委市政府优秀共产党员、省委省政府先进个人、四川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国务院全国先进工作者……众多荣誉和肯定应正了他工作的兢兢业业。27年间，虽然职位、岗位在变，各种案件错综复杂，但王芝良办理的案子中没有出现一起错案。

带病坚持工作探索创立刑事受害人救助机制

2006年，带病坚持办案王芝良，不畏病痛折磨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他提出并实施的刑事受害人救助机制，受到广泛关注。

让王芝良萌生设立刑事受害人救助机制的，是2006年发生的一桩刑事案件。当年3月，高某因杀害妻子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关押期间，其刚满10岁的儿子又因无人照顾被摩托车撞成脚踝粉碎性骨折，77岁的老母亲无力支撑整个家庭。蒲江县检察院受理该案后，为了让高家摆脱困境，检察院及时联系当地政府、教育局、民政局等部门，对高家实施救助，解决了一老一小的低保和小孩上学的“两免一补”等问题。高某获悉后，在法庭上长跪不起，表示认罪伏法，高家也给检察院送来锦旗。这件事深深触动了王芝良。刑事诉讼中受害人权益如何保护?如何避免受害人及其家庭受到二次伤害?王芝良向检察长邓贵杰提出建立“受害人救助机制”的想法。二人一拍即合，王芝良被委以承担起草救助机制方案的任务。

那时候，所有碰到受害人救助机制建立问题的人，第一个反应往往是“钱从哪儿来”，第二个反应往往是想方设法从财政争取专项资金。然而，王芝良没被这些困扰。

2007年3月,王芝良将《建立刑事受害人救助机制的意见》等3个规范性文件的草案摆在蒲江县检察院领导面前。一个多月后，刑事受害人救助的探索在蒲江展开。

2007年11月8日，成都市检察院等9部门联合建立了刑事受害人救助机制。这一机制在全国开了先河。至今,刑事受害人救助机制已让成都全市范围两百多名刑事案件受害人得到了救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