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0月19日这天，是王芝良又一个输液疗程的最后一天。国庆长假期间，他两个月前赴河北石家庄治疗时预订的药没有到，短短几天，白血球指标从4万升到11万多。医院的答复是“疏忽了”，却致使王芝良肝脾肿大，身体极度虚弱…… 

　　同在19日这一天，蒲江县检察院为郭宾(化名)申请司法救助金的报告完成，正要送往县委政法委。郭宾的母亲被丈夫怀疑有外遇而遭杀害，留下年仅13岁的郭宾孤独一人。蒲江县检察院边调查案件，边联系教育局、关工委等部门，启动了对郭宾的经济、心理救助。如今，蒲江刑事受害人救助机制已运行5年，而这一切正是由王芝良所推动。

　 立检为公，做党和群众之间的桥梁

　　5年前，蒲江县鹤山镇西门沟也发生过一起类似的惨剧。一对夫妻因闹离婚发生争执，盛怒之下丈夫将妻子杀害。惨剧的发生让家中78岁的老母亲和11岁的儿子失去了依靠。蒲江县检察院受理此案后，及时联系了相关部门实施救助，解决了一老一小的低保和孩子上学的“两免一补”。杀人者得知后，在法庭上长跪不起，哽咽着表示认罪服法。 

　　这件事深深地触动了王芝良。“一些事情在常人看来也许是小事，但对于当事人来说就是天大的事，作为检察官就应该尽最大可能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王芝良的话发自肺腑。这个从小生长在大山里的检察官，初中毕业回乡当过四年农民，种过地、做过小买卖、干过裁缝活，对农村的生活和百姓的疾苦有深切体会。在王芝良看来，为老百姓讨回公道，就是要让他们更多地感受到法律的尊严和公正，这是自己的职责所在。刑事诉讼中受害人权益如何保护?如何避免受害人及其家庭受到二次伤害?他收集相关情况，向检察长邓贵杰作了汇报，提出了建立“受害人救助机制”的建议。他的建议很快被采纳，王芝良被委以承担起草救助机制方案的任务。 

　　那时候，所有碰到受害人救助机制建立问题的人，第一个反应往往是“钱从哪儿来”?第二个反应往往是想方设法从财政争取专项资金。然而，王芝良没被这些困扰。他说，其实，民政、妇联、教育等部门都有相应的针对经济困难的公民的救助措施，并且一直在不断完善。 

　　 2007年3月，王芝良将《建立刑事受害人救助机制的意见》、《刑事受害人涉访涉诉检察工作实施细则》、《刑事受害人救助机制对象的评估意见》三个规范性文件的草案摆在了蒲江县检察院领导面前。一个多月后，蒲江县检察院、县总工会、妇联、民政局、教育局、残联等部门共同会签《关于建立刑事受害人救助机制的意见(试行)》。从此，将社会各界力量纳入救助体系，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全方位解决刑事受害人救助问题的探索和尝试，在蒲江展开。 

　　付家是救助机制出台后第一个受到救助的对象。2007年3月，付某被人抢劫杀害，家庭失去经济支柱。付某60岁的母亲患有精神分裂症，女儿只有5岁，其妻王某目睹案发经过，备受打击而精神恍惚。蒲江县检察院了解情况后，派王芝良会同相关部门对其家庭实施救助:付某一家三口享受了低保，女儿享受了“两免一补”，司法局免费为这家人提供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法律援助，使一个濒临崩塌的家庭重新恢复了生机。当检察官后来去回访王某时，她的父亲说：“以前我们一直认为警车到了哪家，就肯定出事了，但现在王检察官也开着警车来我家，街坊邻居都知道他是来帮助我们的。”

2007年11月8日，成都市检察院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向媒体宣布成都市检察院、司法局、教育局、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卫生局、团市委等9大部门联合建立了刑事受害人救助机制，由此，“刑事受害人救助机制”在成都市全市范围内推广。这一机制当时在全国开了先河，被《成都晚报》评为“2007年度成都市十大法制事件”。至今，“刑事受害人救助机制”已让成都全市范围数百名刑事案件受害人得到了救助。2009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司法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8部委联合制定《关于开展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的若干意见》。在此之前，相关部门特意来川调研蒲江经验。目前，各地已就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进行了地方立法，或者出台了相应的实施办法。

　　与白血病抗争

　　2005年春，时任蒲江县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科科长的王芝良被确诊患有白血病。确诊报告是妻子姚宏伟去成都取的。她一个人跑到县城边上的长秋山放声大哭了一场。她回家后眼睛红肿，带了一大包药，要丈夫认真服用。她很轻松地说:“只是有些贫血，不严重。”但她忽略了一件事——要求王芝良每天服用的药瓶上赫然写着:用于治疗慢性白血病。 

　　“白血病”这三个字意味着什么，王芝良当然清楚。最初大约一两周的时间，他情绪低落。他不说话，也不想动。“我心里甚至觉得，一切都没意思了。” 

　　王芝良从小在农村长大，初中毕业以后还在家务农4年。后来考上了温江农业学校，毕业分配到蒲江县农业局。由于工作表现突出，1984年9月，他被调入蒲江县检察院经济检察科。20多年来，他从书记员一步步成为一名出色的检察官。他对记者说:“我在基层检察院反贪、公诉、民行等不同的岗位工作二十多年了，正是熟悉业务、经验丰富、大展身手的时候，如果轻易被白血病吓倒，甚至击垮，不仅是我家人的不幸，也是我本人最大的遗憾。” 

　　从华西医院血液科专家那里，王芝良知道了自己的病: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是一种生长缓慢的血癌，是由于骨髓制造过多白血球所致。”听大夫说可以通过先在家口服化疗药物、定期打针和复查等方式进行治疗，再根据情况决定是否需要住院，王芝良决定:尽快调整自己，尽快回到工作岗位! 

　　化疗让他备受煎熬:随时想呕吐，头发一把一把地掉;明明肚子很饿，但看见任何东西都吃不下，勉强吃两口，马上又吐了出来……看见妻子的眼睛又红又肿，知道她往往躲在无人处哭泣，但她在他的面前还要强装笑脸，王芝良明白，并不是他一个人在承受病痛的煎熬。他一遍遍告诫自己:一定要挺过去，一定要好好活着，要让亲人有个完整的家。治疗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最贵的药叫“格列卫”，1瓶药100片的价格是2.55万元，这样的药王芝良根本不考虑。王芝良说昂贵的药自己负担不起，单位也负担不起。他吃的是80多元一瓶的药，他周末还到山里采摘中药回来自己泡水喝。

　　王芝良就是这样与病魔抗争着。直到今天，他依然保持着全勤的记录。

　　最初的化疗结束后，他毫不犹豫地回到了岗位上。他说:“整天待在家里东想西想，还不如回单位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同事的默契和热情，是他战胜病魔的又一个动力。  

　　就在王芝良病重的这一年，他带领民行科全体干警，先后办理了抗诉案件5起，采纳率达100%。办案让他快乐，让他精神振奋。刑事受害人救助机制成功建立之后，紧接着由他牵头起草的“民生案件快速办理机制”、“涉检维稳预警机制”、“干警执法档案和案件质量的考评机制”在蒲江县检察院相继出台。罹患绝症，却让一个优秀的检察官更加优秀。他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天。

理性平和，执法27年无错案

　　27年间，虽然职位、岗位在变，各种案件错综复杂，但王芝良办理的案子中没有出现一起错案。他在一次“严打”中将公安机关移送的一起集体盗窃案件准确定性为盗窃未遂;他在一起诈骗案审查中发现了犯罪嫌疑人的伤害犯罪被遗漏，又在这起案件的调查中认定了嫌疑人的举报行为，从而维护了法律的公平正义…… 

　　 1998年，中国农业银行蒲江县支行大塘营业所会计卢某某利用职务之便，将公款占为己有并携款外逃。案发后，王芝良被指令负责查帐工作，由于卢某某涉案时间长达三年，业务票据上万笔，涉案金额到底有多少谁也不知道，只有一张一张地从票据中查证。王芝良会同银行工作人员在大塘营业所狭小封闭的档案室内，冒着六月的难耐酷暑，忍受蚊虫叮咬，连续三天每天工作近15个小时，甚至为查一笔帐，忘记了吃饭。就这样他们很快查清了卢某某采取用虚假身份证冒名套取储户存款、以大化小手段开“鸳鸯存单”、利用银行内部往来从对公帐户套取现金等方式，共计侵占32笔、218万元公款。由于证据固定及时、扎实，卢某某被抓捕后不得不认罪伏法，该案共为国家挽回了100余万元的经济损失，办案组被省检察院荣记二等功。

　　2006年，一对夫妇向蒲江县检察院反映，其所在单位5年前向他们集资5.5万元，改制时单位账上他们的集资款只有5000元，遂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至今没有结果。王芝良受理了这起集资款追讨申诉案，看着这对无助和焦急的夫妇，他决心还群众一个公道，为了尽可能挽回他们的损失，四处奔波，多方取证，在取得大量第一手资料和证据后，向法院发出了支持起诉书，经法院审理后，判决这对夫妇胜诉。该案成了蒲江县检察院第一起民行支持起诉案例，也是该县法院第一起以支持起诉的方式来解决民事纠纷的案件。判决下达的当天，夫妇二人将一幅“大公无私，真心为民”的锦旗送到了检察院，感谢王芝良这位热心为民办实事的检察官。

　　 2006年底，从自己的病情考虑，王芝良主动向院党组递交了一份报告，自愿辞去民行科长职务，让出中层干部职位。院领导考虑到他熟悉检察业务，办案经验丰富，安排他负责案件质量和干警执法档案的评查工作。从中层领导职位回到普通干警身份，无论岗位怎么变动，他始终坚守至今。对待新进院的年轻人，王芝良将自己每一点办案经验，每一个工作细节都全盘传授，他对待检察事业，对待工作和生活的态度，也潜移默化的影响了这些年轻人。跟随王芝良学习工作大半年的新进人员张某某说：“王老师教会我的，不仅仅是工作经验，他更是在一言一行的言传身教中向我传递了一种价值观，对检察事业的热爱和忠诚，以及身为一个人民检察官的道德操守、职业操守。对于我们这些刚参加工作，正在成长的年轻检察官来说，这些崇高的精神和品质，是最为宝贵的财富。”

　　忘我之境

　　如果不是一个已经退休的老检察官回院时偶然提起，人们不会知道这个隐秘的换房故事。 

　　王芝良家原住畜牧局宿舍底楼，儿女成年后，他买了更宽敞的新房。很多需要库房的生意人想出高价购买，或用面积更大的房子，和王芝良调换那套底楼的住房，考虑将来孩子要用，他一直都没有同意。 

　　同住一幢楼家在五层的彭某，由于交通事故导致大脑受损，一度成了植物人，后来虽然康复，但连走路都很艰难，其家人每天都要搀扶着他上下楼做恢复性锻炼，很不方便。王芝良看在眼里，便与妻子商量想与彭家换房。妻子有些犹豫不决:那套房子虽然空着，但底楼有让人惬意的后花园，原来预备儿子结婚用，现在身患重病的王芝良去住这套房子就不用爬楼了…… 

　　“你看，我现在还能上班，何况走走楼梯也相当于锻炼身体，儿子年轻，住五楼也可以嘛。”经不住王芝良的软磨硬泡，妻子终于同意了。每次提到王芝良，彭某总是双眼湿润:“他是好人啊，我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他。”

　　王芝良主动和彭家悄悄办了过户手续换了房，他坚决不收取任何补偿。他并不是不缺钱。过去，他要供养父母和两个孩子，家庭经济一直不宽裕。孩子小时候穿的衣服，全都是他亲手裁缝的。他爱穿制服，爱人的衣服也是裁缝店做的便宜货。现在，他患上白血病，每月打针吃药、买营养品要花掉家里上千元钱，家庭经济捉襟见肘。但即使这样，工作中的王芝良也一直以清廉、公正出名。有一年，一学校校长因涉嫌贪污被查处，拐弯抹角与正在公诉科当科长的王芝良攀上亲戚关系，家人多次到王芝良家说情，表示如果案件能不起诉，将重金酬谢。王芝良不仅起诉了涉案人，还教育其家人不要“瞎折腾”。王芝良经常说:“既然组织信任我，我就要守好这一块责任田，确保不出问题。”

　　王芝良常常给身边年轻的干警“算账”:“现在我们的收入一年有两万元，工作到退休至少都有几十万元钱，为了收受几千元或是上万元就毁了自己的前程，不值得，家庭、亲人也受牵连。”

　　  王芝良个性腼腆，他说他不喜欢求人。他的一对龙凤胎儿女，毕业找工作的时候，他没开口求过任何人，让一双儿女自己去闯荡。他的弟弟在都江堰做领导，他也没对弟弟吭一声。他自己评价自己说:“要我开口求人，真的比登天还难。” 

　　他自己不愿意求人，但是老百姓“求”他的时候，他却认认真真对待。 

2005年8月，朝阳湖镇的曹祥(化名)夫妇因为邻居把柑橘树种到自己田地里与人发生冲突，双方都受了伤。而曹祥夫妇却被判决承担全部责任，赔偿对方5000多元。夫妇俩认为不公，到处上访。田地撂荒没有收入，家里穷得像被水冲洗过了一样，曹祥带着委屈外出江浙打工，希望挣了钱回来继续打官司。 

　　这对夫妇的诉求让时为民行科长的王芝良时时放在心上。他对他们说:“如果你们有理，我不会让你们吃亏;如果你们没理，我会给你们一个说法。”他认真研究了法律法规和案情，并实地勘查了多次之后，依法提请成都市检察院抗诉。第一次，抗诉犹如泥牛入海没有音讯。“材料还不扎实，再准备!”王芝良和杨红英等同事又几次三番地走进曹祥家调查。第二次抗诉成功了，消息传来，曹祥夫妇泣不成声。 

　　 “我们终于可以在乡亲面前抬头做人、安心生活了。”曹祥说，“王检察官是我们家的恩人哟，他来家里无数次，可连水也没有喝过一口。” 

　　很多同事评价说:“农村的土地划分常常不是那么界限分明，甚至某些地方犬牙交错，但是根据地形走势和耕种习惯的不同，还是能够看出各家各户的承包地的界限。对农村生活极其熟悉的王芝良，能够敏锐地发现那两株柑橘树苗栽种的地方很蹊跷，才会发现曹祥夫妇的委屈何在。” 

　　“作为一名基层检察官，我们的工作就是要把普通群众的利益时刻放在心上，把党的温暖真真切切地传递给他们。”从检27年，王芝良作为一名基层检察官、普通党员始终将这句话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在平凡的岗位上，理性平和地工作，文明规范地执法，即使身患绝症，也一如既往地一心为民、无私奉献。

　　王芝良个人简介

　　王芝良，男，汉族，大专文化，1956年 5月17日出生，中共党员，四川崇州市人，现为蒲江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官。从事检察工作26年来，他始终坚持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法律，兢兢业业、勤勤恳恳，满腔热忱地投身于党的检察事业。在2005年被确诊为慢性粒细胞白血病(俗称血癌)的情况下，仍然毫不懈怠、坚持工作，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王芝良同志先后在反贪、公诉、民行、法律政策研究等部门工作，他公正执法，26年无错案。王芝良同志多次被评为蒲江县“优秀共产党员”、蒲江县检察院“先进个人”，1998年参与办理的“6.4”办案组被省检察院荣记二等功，被市委、市政府授予“严打先进个人”称号，2003年受到市检察院嘉奖。2009年，被省委、省政府授予“四川省政法系统'三大主题活动'先进个人”称号。荣获“2009感动蒲江人物”、2010年成都市“建设成都贡献奖”等荣誉称号。2009年被省委、省政府授予“四川省政法系统‘三大主题活动’先进个人”荣誉称号；2010年被省检察院荣记个人一等功，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2011年，先后被市委、市政府表彰为优秀共产党员、被省委、省政府授予第四届四川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荣誉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