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2月，被李克农调到中央情报部门工作，并应邀作一些关于情报方面的报告。朱德在听了他的报告后，夸他是“我党情报工作战线不可多得的人才”。

　　1955年4月，因潘汉年案株连而被捕入狱。

　　1971年，袁殊在秦城监狱写下“豪情自负忘生死、毁誉一生甘自羞”的诗句。

　　1982年8月2日，潘汉年被平反，9月6日，曾达斋亦被宣判无罪，折价归还其所有财产，承认其1931年入党之事实，在北京西苑新增配住房一套，享受原定级别待遇。曾达斋向组织提出恢复原名“袁殊”，理由为：“用袁殊这个名字没有什么可羞耻的。”

　　此后，年迈的袁殊曾回到潘汉年家乡前去悼念早逝的故友，与逝者共同缅怀过往的峥嵘岁月，写下了《履痕重印江南路》的文章。

　　1987年，袁殊病重，精神也极为紊乱，时常号陶大哭。同年11月26日，袁殊病逝于北京。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

　　在香港，袁殊接受戴笠两项任务：一是暗杀李士群;二是深入日本关系，交换和平意见。袁殊回到上海，同军统潜伏人员策划爆炸李士群的巢穴76号。没想到军统上海区区长王天木等人叛变，把他给出卖了。后来，袁殊被作为“外务省情报人员”，引渡到了岩井那里。

　　根据潘汉年指令(事实上，是中央的具体部署并研究批准)，袁殊向岩井提出成立“兴亚建国运动”的本部，“兴亚建国运动”本部于1939年11月在岩井公馆成立。

　　潘汉年借岩井之名，建立了这么一个机构，除了掩护一个电台外，更重要的，则是出于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大局的考虑。

　　在日伪与顽固派的夹攻下，隐蔽战线工作的任务也更为艰巨，必须以更灵活的方式深入敌人内部。在这之前，潘汉年已派关露打进76号。有袁殊进入了日本人活动的圈子中，对获取情报也就更加有利。延安由于远离情报中心上海，正急待掌握日本大本营动向及日、汪、蒋三方相互勾结又相互矛盾的微妙关系与变化。于是大量情报发往延安。

　　1942年初，由日本外务省安排，陈孚木与袁殊一道，作为“兴建运动”的代表，应邀到日本访问。外务省头子野春吉三郎，是组织这一访问的主角。吉三郎向陈、袁透露，当前的国策，是准备诱降蒋介石，建立一个以日本国为主体的大东亚共荣圈，日军已确定了南进的战略部署。这一消息，让袁殊为之一震。

　　来自各方面的情报表明，日军南进，已是确定不移的战略决策了，潘汉年即告延安。

　　在欧战全面爆发之后，苏联始终担心腹背受敌。在有了确定日军南进的情报后，才放心大胆地从远东调出了几十万兵力到西线。

　　自1939年到抗战胜利，袁殊从来没有发生任何意外，这无疑是与他的智谋与出色的活动分不开的。

　　当然，这期间完成的情报工作可谓数不胜数：及时向党中央提供了日伪内部的人事更迭;苏南日军的兵力部署、清乡行动;建立通往根据地秘密交通路线;救援被俘的我方人士，这包括袁殊亲自救出的鲁迅夫人许广平，掩护潘汉年、范长江、邹韬奋等进入根据地;由于情报及时，粟裕部队迅速跳出了日伪合围的“篱笆墙”……

　　后来，袁殊又担任了一系列伪职，如清乡政治工作团团长、江苏省教育厅长、清乡专员以及伪保安司令等等，他的情报工作日益老辣。

　　1945年初，袁殊辞去了伪教育厅长等职，仅留下一个上海市参议的名分。“八一五”抗日战争胜利后，袁殊被任命为忠救军新制别动队第五纵队指挥和军统直属第三站站长，授予中将军衔。

　　直到第二年，即1946年初，国民党方面才知道袁殊去了解放区，不由得勃然大怒，于是，“抗战有功人员袁殊”，立即变成了“共党汉奸”，军统对袁殊下了通缉令，并派人去苏州抄家。

　　“双十”协定后，袁殊随军北撤。华东组织部长曾山同志亲自找袁殊谈话，考虑到各种关系，让袁殊暂时改名，跟他姓——也证明是组织的意思，从此，“曾达斋”一直用了几十年。后来，他被任命为华东局联络部第一工作委员会主任，定为旅级。

　　1949年，袁殊到了北京，转到了李克农的情报部门，做日美动向的调研工作。

　　潘汉年每次到北京开会，两人都会见面。最后一次，即1955年，袁殊到北京饭店看潘汉年，潘十分伤感地说了一句：“凡是搞情报工作的大多数都没有好下场，中外同行都一样。”在潘汉年事件发生后没几天，袁殊也被捕了，判刑12年，1967年期满，正是“文革”，又再度被押8年，1975年期满，仍被解送到另一个劳改农场“就业”。他还不知道，他的妻子端木1968年因受恐吓，服用过量安眠药自杀未遂，后离家出走，从此下落不明，显然已不在人世了。

　　袁殊没有像关露，先后精神分裂多次，终无奈自尽。在狱中，他通读了《资本论》、马列著作、《毛泽东选集》，翻译了大量日文书籍，写下史料性传记《大流氓杜月笙》，并且仍然关注着党的情报事业，写了近8万字的《南窗杂记》，总结敌后情报工作经验。直到1982年平反后，还写了不少文章。他一生留下的文字近千万字。

　　他是中国第一个提出“报告文学”这一概念，并最早对报告文学作出研究。同时，也在中国新闻学史上留下好些个“第一”的记录。(首创将journalism翻译为集纳主义。)他如不“改行”，当不弱于同在二、三十年代一同出山的著名作家。

　　被誉为“东方佐尔格”的袁殊，直到今天仍以其扑朔迷离的面目，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也许，是他的“道行太深”了，直到今天仍不能辨明他“间谍”的本来面目。但他应是无悔了。在全人类反法西斯的伟大斗争中，他毕竟为自己立下了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