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1日从电脑得知世紀英豪之一林希翎辞世，噩耗来的如此迅速，令我震惊。就在大约十天前，我還聽到她的聲音。我从一份辗转发来的她儿子的电邮，得知她病危但仍能和朋友交谈，便立即给她打了电话，这是第二次听到林希翎雄浑的嗓音。头一次不记得是在几个月前，也是在同样情况下给她打电话，简短问候了一番，后来听说她康复。这第二次电话略多说了几句。一开始她告诉我，这次病情恶化是有人害的，我十分惊讶，但因怕她太激动，未能细问。接着她问了我的姓名，然后问，“你是在美国吧？”我很高兴她还记得我。当她得知我已行将八十，便叫了我一声“熊大姐”，接着她说，“希望你能写写回忆录，我希望咱们这代人都把自己的经历见闻写出来，让后代了解这段真实的历史，”话中表现她对国家民族的关怀是那么恳切，我当时觉得她仍生机蓬勃，我心中想，将来有机会或許我去欧洲，或是她来美国，能同这位为民主奋斗一生的英豪会会面，聚谈一番，该是何等愉快和荣幸！不料十天之后她便升天了。
　　
　　 林希翎比我小五岁，不过她参军后到北京上大学，这段经历倒和我相似。57年在北京一个批判大会上，正当成千上万被蒙骗的大学师生在党的领导下围攻林希翎时，我的日子也不大好过，不过性质完全不同。她遭围攻是因为觉悟到共产党反民主而勇敢地站出来仗义执言，而我则是因为自己当时年已27岁，觉得作为超龄团员当团支书没意思，而且班内那个唯一的党员俨然像是班内最高领导，我觉得他专业学习不如我，却对我的团支书工作事事干涉。恰巧我又厌恶贴大字报和开会这类活动，这位“最高领导”批评我“反右不积极”，我满肚子不高兴，于是行使起民主自由权利来，公然提出“这个团支书我不想干了，我要辞职。”好家伙！共产党的天下，一切都得听党安排，你竟敢辞职不干？真是“大逆不道”。于是班内全体团员给我开了两小时批判会，那位党员带头，给我加上“革命意志衰退、临阵脱逃”等罪名。后来还算客气，说是从我在部队文工团的档案材料看，过去表现还算不错，就作“劝退”处理，免予其它处分。当时我觉得自己没被开除团籍，也没戴右派帽子，还算幸运，于是决心“老老实实改造思想”，“努力提高阶级觉悟”，“深挖自己剥削阶级思想根源”（因父亲是“资本家”），“斗私批修”，“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并屡次在会上检讨自己的“政治错误”，表示要“好好改造，争取入党”。文革中醒悟到像我这种阶级出身入党是无望了，76年后有了华侨可以出国探亲的新规定，我丈夫是印尼华侨，于是我们立即申请，1978年准备出国时，还打算带几枚文革中十分时髦的“毛主席”像章到国外赠送亲友，因为我愚昧地相信了共产党的宣传，以为“世界人民都在景仰毛主席”。直到出国后，接触到西方的自由信息，才开始了解共产党统治中国以来历次运动的一些真像，也开始知道一些为中国民主自由前赴后继者的故事，包括王实味、林昭、遇罗克、张志新、王若望、刘滨雁等人和其他一些著名右派人士。尤其是1989年六四中国军队屠杀学生市民的坦克机枪，彻底粉碎了我对中共的幻想，使我开始懂得，共产党的独裁是中国人民的灾难根源，也开始对那么多为民主自由奋斗的英豪们深感敬佩。
　　
　　 林希翎就是这样一位英豪。我无缘与她见面，但此生能听到她亲自对我言谈，即使只有两分钟，而且是越洋电话，也算我的荣幸。这时我猛然记起她叫我一声“熊大姐”后叮嘱的那句话，“把自己的的经历和见闻写出来”，联想到我几个月前刚刚暗自下了决心“从此不再写任何东西”，不能不感羞愧。
　　
　　 今年上半年，为纪念“六四”20周年，我写了一篇流水帐似的文章，《一年又一年》,概述了二十年来期盼六四平反和正义伸张却年复一年地失望的情形,发表在《新世纪》。當時我下決心，今后不再写了，网上比我寫得好千百倍的文章多的是，但“六四”照样不平反，而且共产党还日益嚣张，我又何必做无用功呢？于是我决心不写了，也不再天天上网看新闻。
　　
　　 在得到林希翎讣告前不久，九月十三日，偶然浏览《新世纪》文章标题，赫然看到“一声冯英子”，我立即警覺，莫不是冯伯伯过世了？仔细一看，果然，是祭園守園人先生写的︰一聲馮英子，勁草碧靈岩。我对文中述说的很多情况不清楚，而且我的国学底子太差，故一时未能将这篇文情并茂的好文章都读懂，不过有一点是立即十分明白的：冯伯伯早在八月五日已经去世。
　　
　　 我称冯英子先生为“冯伯伯”，是因为他曾与我父亲在长沙新闻界同事，是我的长辈，其实他年龄比我只大十五岁。我也不记得小时候是否见过他。我所记得的第一次会见他，是我父亲过世后，1988年在报上见到他写的一篇《挽歌》，其中提到并称赞了我父亲。于是我到上海《新民晚报》去看他，请他谈谈和我父亲共事的情况。1997年把这段谈话编入了我们一个题为<湘水滔滔>纪念我父亲的录像带，后帶了一盒到上海送給馮伯伯，他隨即寫了一篇題爲《湘水滔滔淚滔滔》短文，登在《長沙晚報》。
　　
　　 2003年，我和我老伴為聯係我們編譯的英漢對照歌本《懷舊金曲》出版事，再赴上海，去探望了冯伯伯。這時他已退休，因心臟病住院脫險后剛回到住所。冯伯伯看到我們十分高興，和我們合影，並拿出一本他的短文集《風雨故人來》，打開讓我們看其中的一篇，即上述關於我父親的那篇《湘水滔滔淚滔滔》，並將該書簽名送給了我。我們同他談了出版歌本的計劃，說打算在歌與歌之間穿插一些論民主自由的名人語錄，他表示贊許，同时拿出一張信紙，十分認真地寫了自己的名字和住址電話，夾在送給我的書内，叮囑我不要丟失，并说歌本出版后定要給他一本，并且一定要到他家吃頓飯。我们说，一定，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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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記得是2004還是2005年，我們帶了新出版的歌本，要去看望馮伯伯，先打電話聯係，按照他寫給我們的號碼（62105618）撥打，無人接，我們便按照他寫給我們的地址（上海 长宁路 209弄 1号 10楼 B室）直接去到他家，仍是上次去過的地方，但这次遇到的却是大門緊閉，敲門也无人应。我们便给馮伯伯工作并退休的单位《新民晚报》打电话询问，得到回答说，冯老已经转到郊区某处疗养。我们要求他们把疗养地的电话号码和地址告诉我们，回答说，老人要休息，外人不可打电话，也不可探访，有什么事可写信交给他们转。我们于是写了一封信，和歌本同放在一个大信封内，亲自送到《新民晚报》，在传达室等候，不久出来一个三四十岁模样的人，接了我们的信封，毫无表情地说了一句：“好了，你们可以走了。”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们太天真，至少也应当要求他打个收条，因为那里面有一本书呀，（不过现在可以肯定他当然不会给我们打收条）。此后我们一直等待冯伯伯的回信，因为我们在信中把自己当时的住址和电话写的很清楚，心想他收到歌本一定会回信的。等了半个多月，仍不见回信，我们只好打电话到《新民晚报》问，得到回答说，冯老身体不好，不能写信。我们问，歌本他收到没有？对方回答说，歌本当然交给他了。我们说，他收到歌本绝对不会不回信的，那人狠狠地说，“他就是不愿意给你们回信，怎么啦？”
　　
　　 再也没有办法追究了。但我们始终认为，冯伯伯绝不会不愿见我们，也不会不愿给我们写回信。我们开始怀疑他们到底有没有把我们的信和歌本送到冯老手中。不过那时也根本无法查对了。于是我想，看来冯伯伯已被软禁，只有等待他软禁解除时再去看望吧，虽然不知道会是哪一天，但总还是抱着一丝希望。
　　
　　 数年过去了，再见冯伯伯的希望日益渺茫，但总是还有一丝存在那里，现在忽然得知冯伯伯过世，这一丝希望彻底破灭了。眼泪不由得夺眶而出。我想到，他一个病中老人，竟连接收一封信、接受一本书、接待一个朋友的自由都没有。我坚定相信，那封信和那本书并没有交到冯伯伯手中，说不定冯伯伯还以为是我这个后辈对他言而无信，把他忘得一干二净了呢，那该令他多么伤心！《新民晚报》那些负责和我们接触的人，名义上是保護冯老疗养，实际上是對他软禁！这位毕生以文笔为人民为正义呐喊过的善良老人，在最后病中漫长年月里却遭受如此不公平、如此残酷的精神虐待，想到此，我更禁不住自己的眼泪。这眼泪，一半是哀傷，一半是气愤。开始我想，要不要将此事写出来，但继而一想，冯伯伯的在天之灵会知道我为他流泪，这就行了，我不必费力将此事写出，如今这种小规模侵犯人权的事在中国算得了什么？写出来有谁会去理睬？因此当时我决定，算了，把这眼泪一擦了之吧。
　　
　　 不久又接到林希翎过世的噩耗，我忽然记起十来天前我亲耳听她亲口对我说的遗言，“要把自己的的经历和见闻写出来告訴後代”。於是觉得，我原先打算把哭冯伯伯的眼淚“一擦了之”的態度，对馮英子和林希玲这二位不同年齡、各以不同方式為民主自由呐喊一生的英豪，都是极为不敬的。故最后还是下决心，写出以上这篇杂七杂八的文章，對剛剛去世的这兩位世纪豪杰表示哀悼的心意。
　　
　　 熊若磐 2009年9月26日 于美国旧金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