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我初中毕业，8月下旬的一天，我从眉山来到重庆黄桷坪，到了我将在这里学习生活近十年的学校。学校大门挂着两个牌子，一个写着《西南美术专科学校》，一个写着《西南美术专科学校附属中等美术学校》。

　　进了大门，是一条直直的林荫道，尽头一个斜坡，左前方的路直通陈列馆，右边可到食堂澡堂，前面一字排开六七座平房，是学生和单身教工宿舍，掩映在林木和夹竹桃中，使人感到十分惬意。

　　我被领去报到注册，再被领到第一座平房，住进了属于我的寝室。西南美专附中创办于1954年，学制四年，一年招收一届学生，我就这样成了第五届的一名学生。

　　据说，当时这座西南最高美术学府的《美专》和画家摇篮的《附中》是世界上占地面积最大的美术院校，吹没吹牛，无法知道。当时，它有一个很大的操场。挨着操场有两个被称为眼镜湖的大水塘。有可坐千人的大礼堂。有两楼一底的陈列馆，底楼是图书室和书库，二楼三楼陈列着不少国画、油画、版画、素描、雕塑、陶瓷、印染……作品。有古代雕塑陈列室，是老师临摹的大足石刻。染织专业有印染厂。陶瓷专业有陶瓷厂。附中教学楼是新盖的，底楼文化课教室，楼上专业课教室，楼道上挂着高年级同学的素描、色彩……习作。还有幼儿园。除桃花山、唐平村外，我在学校整整逛了一天。

　　我们这届学生两个班，七十多人。有的来自成都、重庆、上海、广州，有的来自专县、农村。有参加全国少年足球赛的队员，有在世界少年儿童画展获奖的小画家。报到这两天，热闹极了。有人讲上海、广州比重庆漂亮。有人讲列宾、苏里科夫了得。有人展示带来的白云笔、叶筋笔；有人拿出美女牌铅笔给大家看；有人拿出乳钵讲如何把颜色研细。有人从这间寝室进来那间寝室出去一边唱；“喀秋莎站在峻峭的岸上……”，“河里的青蛙从哪里来……”有的个子在一米七以上，不像十六七岁的样儿。我包里有几只铅笔和两只七紫三羊。我知道三苏祠抱月亭下水里的鱼儿是怎样睡觉的。话到嘴边，轮不到我讲出来。

　　开学了，进行了复试，开始上课。学校组织我们看校内的一个画展。画的是党怎样教育被誉为东方色彩大师的李有行主任和挽救“紫罗兰社”同学的事情。画的真事真人，画得很像，边看边想，我啥时候才能画到这个水平？

　　接着，到专县搞文艺辅导的老师、同学回校，更加热闹起来。他们带回很多作品，搞了大型画展。猪画成大象，米画成鸡蛋。画李白到农村向农民学写诗。画一个农民伸开双臂把一座山劈开，大喊“天上没有玉皇，海里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岭开道，我来了。”

　　学校广播站安了高音喇叭，讲大跃进，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十五年超过英国赶上美国，解放水深火热中的台湾同胞。要争做又红又专的革命接班人。

　　不久，大炼钢铁开始了，全校停课。唐平村修起了一个又一个鸡窝炉。把铁块和木柴投进炉里，拉起风箱，火焰熊熊，铁块烧红后成了钢。同学们挥着汗水、洋溢着笑脸唱起自编歌曲：“我们赢得胜利，我们无比自豪，我们的鸡窝炉出——钢——了。”钢块冷却后，系上红绸带，敲锣打鼓，抬到党委报喜。黄桷坪街上的餐厅蒸好包子馒头送到炼钢工地，不用花钱，想吃就吃。各地高产卫星层出不穷，不少地方稻谷亩产过万斤。一个同学的父亲从青海来信，说那里正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很快传来好消息说：在党的领导下，在总路线光辉照耀下，全国人民齐心协力，1070万吨钢的任务胜利完成了。学校顿时沸腾，游行、欢呼，“社会主义好”的歌声响彻夜空。鼓打穿了，花踩死了，谁也没留意，直狂欢到第二天凌晨。

　　又开始上课了。1958年一过，1959年连续大跃进。学校的名字改为《四川美术学院》和《四川美术学院附属中等美术学校》。这年的9月1日，开始使用粮票，学校食堂开始按桌分饭菜，吃不饱有粮票的同学便上街加餐。大礼堂有很多形势报告，讲连续大跃进的成就，粉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胜利。大树红专典型，狠批白专道路。冬天到了，吃不饱的人多了，忆苦思甜的活动多了。学校算每个人所吃的食物已经达到了多少卡热量，说中国人把肚子胀圆才叫吃饱是很坏的饮食习惯。号召勒紧裤腰带，支援亚非拉，支援世界革命。

　　1960年是继续大跃进。每月口粮由30斤改为27斤。学校修了水池，用幼儿园的童子尿培殖小球藻，操场种上南瓜，桃花山种了牛皮菜来增加食品。饭后，不少同学揣着炒熟的盐，到开水房冲一大盅盐开水，双手捧着回到寝室，用被盖盖着双膝和衣坐在床上，闲聊曾吃过什么，将来想吃什么，慢慢喝盐开水充饥。倦了，悄无声息地睡了。附中上课时间每学期五个月，其中有一个月是去工厂或农村跟工人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体验生活。记得去綦江体验生活，在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吃饭，只见一大锅清水烧开后，倒进菜叶，菜叶上撒些碎米渣，举碗摇盆争先恐后拥挤不堪的社员一人一勺，我们也一勺，晚上睡着又饿醒。从武胜体验生活返校途中，集中粮票想饱餐一碗干饭，谁知端上桌的是清水稀饭。餐厅说粮票虽是你们的，但省委领导有指示：“要一条心，一股劲，一个样。只能一样吃稀饭。

　　1961年没说跃进的事了。上课时，老师同学哈欠不断。课上到十点半，都饿得受不了。小球藻培殖不理想，医务室用糠做的康复散供不应求。得肿病的同学愈来愈多，我也得了肿病，体重只有七十来斤。学校取消了晚自习，号召大家发扬中华民族的艰苦奋斗精神，跟自然灾害作斗争，克服帝、修、反给我们造成的暂时困难。同学们努力着，不少同学吃馒头时会留下一块当擦子，画素描、馒头比橡皮擦的效果好。特别是有个同学在寒风中画速写，又冻又饿，鼻涕流出一尺长，毫无察觉，一口气吸回去，接着画，流出来，再吸回去，再接着画。拖到1961年暑假，学校宣读了一个文件，附中便关门停办了。我们刚读完三年级。

　　到1962年，生活好转，9月，学校复课。我们这届接到通知回校复课的只有30多人。看来学校已摆脱一年前的萎靡有了生机。大会小会讲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和长期性，要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要警惕赫鲁晓夫似的人物篡夺我们的领导权。要红透专深，做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班主任和团支部又都忙碌着不让有同学走上错误的道路。

　　恢复正常上课了。我们是毕业班，同学们更努力了。老师们的教学各具特色。这不平凡的岁月，老师也给我留下了不平凡的记忆。记得一年级，杜显清老师上花卉白描写生，讲课讲戏剧艺术，说演员几个优美的动作，观众就懂了是关门或开门，这是表演艺术家从生活中提炼的。讲民歌“郎在外面学鸟叫，妹在屋内把手招，妈问：女儿你在做啥子？女答：纺完棉花伸懒腰。”看人物刻划得多么鲜活，艺术是离不开生活的。画画也不能脱离生活。讲完后，领我们带上画板，纸和铅笔去画大丽花。

　　张雪帆老师上素描课，他强调作画的方法步骤，错了要全部擦掉重画。张老师威望很高，当时陈列馆二楼有他一幅素描头像，画的杨老头，好极了。他常敲着一些同学的画板大声地说“同学，饭碗哦！”

　　钟道泉老师上花鸟画的开场白：一只鸟，闹独立；两只鸟，谈情说爱；三只鸟，小集团。难画啊！钟老师喜欢示范，用胭脂、洋红画蜀葵，一笔下去，问：鲜不鲜？马上自答“鲜得很！抬起头来嘿嘿嘿地笑，非常天真。他讲作画如作曲，要紧的是节奏。

　　1960年上期，瘦瘦的黄海儒老师走进课堂，昂着头望着天花板，慨叹道：此次回乡一趟，感触良多，人世沉浮，世态炎凉呵……没了下文。停一会，他说我来教你们的书法，颜、柳、欧、苏，可自行选择。接着，把点划、章法、用笔讲了一遍。又叹道:书法者，以其至大至刚之气，发于胸中而应之手也。他建议我写欧字。

　　杜泳樵老师上水彩课。二年级的静物写生和四年级的头像写生都是他教的。他话不多，有欲说又一时说不清干脆不说的感觉。把对象摆好后，他带头画起来。如若问他，他便帮你修改，边调颜色边自言自语道：再加点粉绿。

　　钟在本老师上素描课，充满了激情。他教我们用陶土加炭精粉做泥巴条，棱着画线，平着画面。他不要求画面上最深的只有一点，最亮的也只有一点，要求画对象的结构。用此工具和理念，我把女模特的肌肤质感和内衣上的花纹表现出来了，钟老师很满意。当晚一场大雨飘进窗来，地板上的灰溅到了我的画上。我走进教室，见钟老师掏出手绢正轻轻拂着我的画，我感动不已。这幅画后来留在附中了。

　　附中和学院混在一起，同一食堂，同一宿舍，同在一个礼堂听报告。学院老师的艺术实践和言谈也影响着附中的我们。李有行主任在花园里写生，我们也去围观。李老师用水如用油，画完后，调色板不残留一点颜色，小杯里剩下的水仍然清澈，那幅全开纸的画却色彩丰富而绚丽。他说艺术“精意的不经意，不精意的经意”代代相传。毕晋吉老师的白描，谢趣生老师的《幽魂曲》和工笔人物，郭邦清老师的速写，江敉老师的版画，冯建吴老师的书画，李文信老师的国画、刘国枢老师的《县委书记》，冯星平老师的素描、五虎上将的雕塑……都拓宽了我的眼界。

　　文化课所学的内容虽然大多忘记了，但，老师的名字没有忘记。特别是善良漂亮的俄语老师刘琼，复课的消息是她事先写信告诉我的。

　　1963年夏天，经过了那样的学习过程，度过了那样的岁月，我终于附中毕业了。

　　那个过程，那个岁月早已成为遥远的历史。人生能有那样的际遇，是个造化，别有滋味。现在看来，谁能说不是一种收获，谁能说不是一种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