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先生对考古后辈的关注，也时常被人提起
1986年，浙江考古所开始筹备良渚考古五十周年会议，除了计划发掘反山等工作外，牟先生还给大家规定论文题目，说：“我们浙江作为东道主应该有一组像样的论文。”他和刘斌合写了《论良渚——良渚文化发现五十年回顾与展望》，还给刘斌开了长长的书单，详细讲述了浙江的考古史以及中国史前考古史。刘斌用了半年多时间阅读，最终在牟先生指导下完成了文章，“我刚刚走上工作岗位，就有这样的机遇，这对于我日后的学术道路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所以我一直感恩牟先生。”
当然，牟先生的关爱也是“爱恨分明”的。他的严格，学生们都尝过滋味。考古所副所长王海明说，浙江考古的很多传统，都是牟老师一手带出来的，“比如不让我戴手套，因为发掘时，戴手套和不戴手套，手感是完全不同的；不允许考古工地上有凳子，会破坏现场，我也坚持下来了，现在膝盖长期蹲不下，但我现在还是很感恩。”
2000年，浙江考古所研究员方向明协助王明达（另一位良渚考古的开拓者）整理反山遗址，有一天，牟先生问：“工艺（玉器）这块，你觉得怎么样啊？”
“工艺这块，我觉得差不多吧，我没问题的。”方向明很自信。
“从平常的聊天中，我判断你及格肯定是不到的。”这是牟先生的“毒辣”。
但2006年，方向明的妈妈病重，有一天，牟先生很严肃地跟他讲：“钱够不够？我刚刚房子卖掉有一笔钱，你要是不够，尽管开口。”
1989年，方向明来浙江考古所之后，开始整理牟永抗89年后撰写的文稿，公开发表的有100多篇。他发现，先生从1995年退休后，写作精力旺盛，尤其在2000年前后到了高峰，很多文章都在那时写就，包括很重要的《东方摇篮中的奇葩——中华史前古玉研究再思考》，以及关于河姆渡遗址、南宋官窑的文章。
而去年，牟先生82岁，还为新出版的《浙江汉墓》写了序，这是他最后一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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